于是，她把心中那个埋藏了多年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她的声音舒缓，低沉，学生们围在她身边，沉浸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山谷里阒寂空阔，只有一只老鹰在空中盘旋。
　　她讲完后，女孩子都哭了。她强作笑脸，对她们说，如果有个男孩喜欢你，他不英俊，也没有傲人的才华，甚至有残疾，你不要讥笑他，更不要伤害他，在爱的季节里，任何一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即使是一朵卑微的山菊花……
　　学生们都会心地点头。她微微笑了笑，又说，即使你不能给他结果，也要在心里给他留个位置。爱是没有错的，花开是没有错的。
　　学生们终于明白，为了那束过早枯萎的山菊花，这么多年，他们可爱又美丽的老师一直将爱情的大门紧闭，以至错过了最美的花期……
　　(冯国伟摘自《祝你幸福·知心》2008年第2期图/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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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与哈泽尔

作者：田祥玉／译




　　如果把你送给我的礼物都带走，也就意味着我要把对你的爱全都带在身边。我或许要停止对你的爱了……
　　
　　1983年12月30日，阴冷的黄昏，曼西亚·哈泽尔第一次遇见萨达姆，就在她所在村庄里的一条泥泞小道上。谁都知道那个寒冷、威严又英俊逼人的中年男人就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哈泽尔看见他停了下来，他身边的几个保镖朝自己走过来。于是她一手提起长裙，另一只手梳理风吹乱的长发，迎了上去。她直接走到萨达姆面前，鞠了躬，然后伸出手问候：“英勇的总统，愿真主保佑您!”萨达姆没有说话，但是他伸出手轻轻地握了握哈泽尔的双手。然后他挥挥手，严肃地目送着这个勇敢而又羞怯的15岁姑娘，提起长裙沿着泥泞小道落荒而逃。
　　1985年12月，17岁的曼西亚·哈泽尔嫁给了48岁的萨达姆。没有婚礼、没有祝福，也没有深情的表白。萨达姆对哈泽尔说：“你永远不能再爱上其他男人，也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萨达姆的妻子!”但是17岁的哈泽尔却眼含泪花，她定定地看着这个眼光落在某个遥远地方的男人，轻轻地说：“我爱你”。
　　当时，哈泽尔的父亲卧床不起，萨达姆每个星期三深夜11点钟，会带着哈泽尔去看望他。后来他还派人把哈泽尔的父亲送到了一家军用医院。当两年后最疼爱她的父亲离开后，萨达姆对痛哭流涕的哈泽尔说：“不能哭泣!即使我死了你也不能哭泣，哭泣只会让你更伤悲!”这句话几乎影响了哈泽尔的一生，从那一刻起她知道：爱上萨达姆，是上天注定给她的宿命。
　　1985年到1995年十年间，哈泽尔以萨达姆夫人的名义，住在巴格达喜来登饭店对面的一处别墅里，萨达姆总是在深夜回来，动作缓慢迟钝得像个迟暮老人。他一个人缩在沙发里，打开电视看阿拉伯音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谈话节目大多是一些阿拉伯人在诉说自己的不幸，萨达姆将音量放得很小，一个人默默地看。哈泽尔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他沉默的背影，她总是想跟别人说：这个孤独而沉静的男人，其实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残暴恐怖。但是，萨达姆不让她跟任何人说话。
　　1995年，哈泽尔的哥哥追随萨达姆的女婿逃亡约旦，计划推翻萨达姆政权。女婿被萨达姆处死，而哈泽尔的哥哥却得以幸免。然后萨达姆对哈泽尔说：“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要再见到你!离开时，你可以带上我送给你的任何东西。”昂贵的宝石、镶满钻石却从未穿过的婚纱，哈泽尔一件都没有带走，她说：“如果把你送给我的礼物都带走，也就意味着我要把对你的爱全都带在身边。我或许要停止对你的爱了。”
　　从那以后，她曾在某些平凡的场合见过萨达姆，但是萨达姆根本没有看见哈泽尔。2003年，萨达姆倒台。美军开始频繁地找哈泽尔，想从她那里了解到“残暴的萨达姆”更多的信息，但是哈泽尔总是说：“他是一个内向、沉默和善良的男人。”
　　2007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施以绞刑。哈泽尔接受了采访，当她被问到：“你是否觉得到此为止已彻底摆脱了一个恶魔的阴影?”她微笑着回答，听起来又有些答非所问：“自从15岁那年第一次遇见他，我就知道这辈子永远也摆脱不了他了。如果没有遇见他，我或许更安定和富足，但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哈泽尔已经39岁，她在15岁时遇见萨达姆，17岁嫁给了他，27岁又遭他遗弃。当多年之后有英俊男人向她求婚，她说，她的爱情只给一个人。
　　(从渊摘自《女报·时尚》2008年第3期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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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园之恋

作者：司丽娟




　　1963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在台北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并不愉快。碍于朋友的情面，在酒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姗姗来迟的聂华苓安静地站在安格尔的身后，等着友人的介绍，而安格尔却忙于与他人寒暄将女作家晾在一旁。“我站了半天，你也没理我，没礼貌。”“你来得这么晚，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你才没礼貌。”他也针锋相对。这一出“傲慢与偏见”式的开场并未影响两人互生情愫。三天后，安格尔在离开台北返美时向聂华苓发出了邀请，邀请她加入他在爱荷华的作家创作坊。1964年，聂华苓来到爱荷华，在此后的27年间，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同行和形影不离的伴侣。
　　一个是从中国旧式大家族走出来的东方女子，一个是美国西部小城爱荷华马夫的儿子，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爱情故事有着怎样的浪漫与传奇色彩?1995年，在安格尔去世4年之后，聂华苓出版了《鹿园情事》，讲述她与安格尔相识、相知、相守二十几年的“情”与“事”。鹿园是他们在爱荷华的家，园子在爱荷华河边上，有“清清爽爽的树林，鹿一只只娴雅地走出来”。他们的对话俏皮而风趣，永远是相互调侃，不断地开怀大笑，却又那么的深情而温暖。
　　正像聂华苓曾对安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他们好像永远在热恋，从他们相遇那一刻起直到安格尔猝然离世。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个性，这种种不同似乎并未在他们之间造成任何隔膜。他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刻是沉闷的。总是有谈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他们有共同的志趣，以同样的热情经营着共同的事业——“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这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建立的跨越了国界、种族、语言、信仰等一切障碍的精神家园，一个作家的乌托邦。1977年，两人一起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鹿园是他们共同的家园，是聂华苓心中的“江南”，是安格尔心中“爱荷华的中国岛”。对于安格尔来说，聂华苓就是“中国”。他不仅娶了一个中国妻子，也有了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她的故土。中国的烹饪、中国的文字、中国人说话的方式、中国的画、中国的诗……他完全被囚在中国人的影响中，沉浸在细致又强韧的中国文化中，越沉越深，充满惊喜与欢欣。
　　安格尔在《中国印象》的诗中写道：“爱是开向许多门的一扇门。”正是这扇门，让他们发现彼此，进入彼此的世界，直至完全融汇在一起，再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爱了。
　　(冯国伟摘自《青岛日报》200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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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君令人老

作者：叶细细




　　李大钊10岁那年，就由家人操持完婚了。新娘是大他6岁的乡下少女赵纫兰。她缠着小脚，不识字，嫁到李家后，她惟一的希望就是能把这个家打理好，让李大钊前途似锦。
　　赵纫兰虽不识字，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李大钊的祖父去世后，家里经济十分困窘，李大钊的所有生活费用都靠赵纫兰东挪西借，典当支持。就这样挨到李大钊在天津读完书。
　　这期间，李大钊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毕业后没有谋职养家，而是去北京谋求出国的机会。本来赵纫兰苦熬这些年已是不易，得知丈夫要出国，内心虽是不舍，还是问他需要用多少钱，她想办法。
　　李大钊去日本留学，一走三年。这期间，赵纫兰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照顾年幼的孩子，为生活奔波。晚上，她想起李大钊就会彻夜难眠，好在李大钊终于回来了，在北京谋职，每回与她在乡下见面都很匆忙。赵纫兰因日思夜念，竟生了场大病，这才让在北京忙碌的李大钊回来陪伴她两个多月。病好后，他们开始商量把家迁到北京，毕竟李大钊的事业在北京。
　　到北京后，为了让妻子更适应，李大钊这个留学回来的学者，竟在家里搞了个大炕，与农村家里的一模一样，这样在冬天，赵纫兰就可以坐在热炕上做活儿了。
　　他虽是留学归来的人，一点儿也没嫌弃过她，待她十分好。每回客人来，他必然会领她见客，帮她整理衣服和头发。
　　他们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李大钊参加革命活动，远赴苏联，赵纫兰就在北京等他，她不想回乡下，知道他的事业在北京，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她都希望他能看见有个温暖的家。
　　一个月后，李大钊从苏联回来，赵纫兰又激动又欣喜。“三·一八”惨案，李大钊被通缉，她跟着他又是一阵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年后，他们一家人被捕。
　　在法庭上，她与他见面。他只说：“这是我的妻子，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关系。”她见他饱受折磨的样子，痛哭得差点儿晕倒。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她与孩子被释放回家的那天，她得知他被处以绞刑。
　　这年，他38岁，他们结婚满28年。她哭昏过去，恨不得也随他去了。只是在她清醒后，她知道自己还不能就此去了，他的灵柩未安葬，几个年幼的孩子需要她。但是她却不能在北京再待下去了，她怕在这里日日想念他。她以为回到乡下这一切就会好起来，却不然。她依然想念他，想念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足足等待了6年，她才在北京大学的帮助下，以示威游行的形式，将李大钊的灵柩安葬。这次安葬又是一场血腥镇压，但她没有任何惧怕。
　　完成这件心内最重要的事情后，她的体力也耗尽了。一个月后，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与他相伴在九泉之下，永远不再分开。是爱，无怨无悔的爱，让他们在短暂的生命里，享受到最长久的幸福。
　　(志娥摘自《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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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相互守望

作者：肖　颂




　　三十年了，老街上的一段往事一直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永难忘记。
　　三十年前，我住在松江老街——谭东街。街尾住着一个捡破烂儿的老头，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但还算干净。每天，他总背着破旧的大布袋，拿着铁钩子，巡回在垃圾箱之间。我是在公用给水站认识他的，常见他用一只小铝锅，淘点儿米、洗把青菜什么的。一次，他匆匆走时，忘了小铝锅，我就拿起铝锅给他送去。在他的小棚屋里，我看见堆着整齐的破书，铁丝上挂满洗净的破布片儿。他钻出破烂儿堆看到我，眼神里交织着惊讶和欣喜。从此，在老街我成了惟一和他有来往的人。
　　我喜欢读书，可那时除了政治书籍，没有其他的书可读，可我在老头那里找到了一个“图书馆”。他帮我整理出被撕裂的《青年近卫军》《茶花女》《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禁书”。给我看那一本本用糨糊粘贴起来的书，老头是要冒风险的。可他极信任我，每次只有一句“悄悄看”的叮嘱。
　　后来，我从街坊那里隐约知道：老头是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流落到了老街。
　　有好几个晚上，我走过老街口的大构树，透过对面屋子里的灯光，看到老头坐在大树下。他安详的神色令我诧异。问他，他敷衍道：“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在小棚屋我又多次看到，他把卖破烂儿得来的零碎分币，换成一张张一毛钱的角票，用盛满沸水的破搪瓷杯子一点点烫平。此时他脸上的喜色让我疑惑，但他也不解释什么。我对他的身世充满好奇，却从未问起。
　　虽然我对老头有着种种猜测，可我们之间却很默契。他捡他的破烂儿，我看我的破书，有时帮他跑跑腿。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慢慢淌过去。
　　直到有一天，我又去拿书时，老头忽然一脸郑重地要我“帮个忙”。他拿出一只粗糙的木盒，给了我一个秘密的嘱托。我答应了他。
　　过了一个星期，他永远地走了，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器官衰竭而死的。
　　因他所托，我打开了木盒。上层是一张给我的字条，言语之间的信任和感激使我热泪盈眶。含着泪花我看到好几叠烫得平整的一毛钱角票，最下面是一封厚厚的信。
　　晚上，我瞒着家人，怀揣着木盒，走到老街口大构树对面，敲开了一扇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我顾不得说什么，一头冲进去，把木盒交给了她。片刻，老太那瘦削的肩和纤细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伴随着的是极度压抑的抽泣声。
　　这天晚上，我才知道，老头和老太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原在东北一所中学教书，老头是校长，老太是教师。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老太被打成“右派”，遣送回松江老家，以糊纸盒为生。老头不肯“划清政治界限”与之离婚，终被开除公职。老头追随着老太的足迹，来到她的身边。可老太恨自己连累了他，害了他的事业，毁了他的前程，不肯原谅自己，更怕世事难料，今后还会祸及他，就硬着心肠拒绝了他——这无可奈何、违心的回绝，多么令老太肝肠寸断啊!
　　他见爱人如此，就尊重了她的意愿，但又不忍离开她，于是就在老街尾搭了个小棚屋栖身。因为没有工作，他也顾不得斯文，开始以捡破烂儿谋生。
　　一条老街，妻住老街口、夫住老街尾，日日相见不相认，叫妻心碎，却令夫欣慰!
　　老头日复一日，晚上坐在大构树下，守望着妻子屋里的灯光，年复一年烫平着每一毛钱，积累着小小的财富——能让妻子改善一点儿生活成了他快乐的惟一源泉。
　　老太拿出他们的合影，丈夫气宇轩昂、妻子端庄美丽，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带给我的是从未有过的震撼!老太又捧出一沓长短不齐、颜色材质不一的纸片，上面是清一色的英文字母。我那时的英语知识有限，难以辨认出什么。只有一行“ILoveYou”是我从所学的英语“我热爱毛主席”的句子里懂得其含义的。老太告诉我，这一封封信，是她每天在灯下蘸着深情、裹着爱、和着血泪写就的!
　　经过这一晚，我忽然懂得了——人间那种最珍贵美好的感情，是在患难之中产生的!
　　白天，我又来到老街口大构树下。看着叶茂根深的大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就像老头在深情地抚慰灯下的妻子。大约过了一年，老太与老头有情人终于相聚，我相信从此他们再不会分离。
　　(冯国伟摘自《爱情婚姻家庭·情感美文》2008年第1期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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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永不退却

作者：柳素子




　　一个中年男子，在他48岁那年，偶然的一次变故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历程：大儿子因为一次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法院判其入狱3年，赔偿死者家属12.9万元。
　　这里有个细节，说的是限定责任能力人——刑也领了，责任也认了，但是如果肇事者委实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说要“耍赖”的话，那么赔偿到头来只能是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