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半信半疑中被我拉到了医院。
　　牙医对母亲的口腔进行了检查，说必须拔掉几颗残存的半截牙齿。我们犹豫不决，一是因为母亲仍靠这几颗牙齿进食；二是古稀之年的母亲能否承受住拔牙的痛苦。在医生的劝说和承诺下，也是为了彻底根除后患，母亲同意拔牙。忙了几个小时，打了两针麻醉针，弄得母亲满口是血，医生才将残存的牙齿清除。走出医院时，母亲的两腮都肿了，其痛苦可见一斑。
　　口中的炎症消除了，母亲去医院清理、修整、石膏取模，前后反复跑了多次，等了两个多月，终于取回了梦寐以求的假牙。然而，母亲戴上假牙后，腮帮变形，牙床疼痛难忍，更不用说吃饭了。假牙完全不合格，我们忙又跑到医院。牙医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都这样，慢慢来矫正。我很气愤，和他们理论。但牙医借口说母亲口腔特殊，只能慢慢地矫正，没有别的办法了。
　　多次的修整矫正，假牙仍无大的改进。直到1年后，母亲要回老家独居，戴上假牙稍用力就顶得牙龈痛，根本无法咀嚼进食。拔掉残存的半截牙齿后，她只能依靠牙床吃更软的食物。但临走时，母亲特地用手帕细心地包好假牙。我见了，沮丧地说，扔掉吧，这还有什么用?母亲连连说，有用，有用。看她将假牙像宝贝似的放入袋中，我哭笑不得。
　　不久，我回老家看望母亲。村里竟有很多人知道母亲装了假牙，夸我是孝子，并向我打听做假牙的医院。我直犯嘀咕，那副假牙不是不能戴吗，怎么他们都知道呢?渐渐地，我发现了母亲的秘密：每逢有村人来家时，母亲多半戴上假牙，人走后，就立即摘下它……那一夜，我在老屋里久久不能入睡。
　　普天下的母亲，总是把光鲜和荣耀给了子女，却独自咽下不为人知的痛苦。村人都知道我孝敬了母亲。但我知道，直到母亲几年后临终，假牙都未能帮她咀嚼过一次食物，但仍被她视为珍宝，并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反复地向人讲起，无数次地向人炫耀——是她的儿子，帮她装上了假牙。
　　(冯国伟摘自《青年科学》2007年第11期图/孙胜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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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让人流泪的水缸

作者：包利民




　　朋友乔迁，我们前去祝贺，在她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摆放着许多新潮的家居用品。忽然我发现在卧室里有一样东西极不适宜地立在那儿，那是一只一米多高的水缸，很旧的颜色，缸口处还有许多裂痕。就因为这只缸，整个房间的布局和格调全被破坏了。
　　我们围着那只缸看，很普通的那种，绝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真想不通她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这时朋友走过来，说：“我搬了几次家，许多东西都送人或扔掉了，只有这只缸我一直带着。”我们静静地看着她，知道关于这只缸一定有着令人难忘的故事。她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给我们讲起来。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这座林区城市还很闭塞，楼房少，都是大片大片的平房。每家的院墙都是用木板搭成的，院子里的小棚子什么的也都是木制，林区里就是不缺木头。她家住在一片平房区的中间位置，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那一年她只有六岁。
　　那是一个周日的午后，正是炎热的夏天，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午睡。忽然就起火了，由于木头多，火势蔓延快得吓人。她从睡梦中被父母推醒时，外面已是一片红彤彤的火海。这种居住区房屋很密集，狭窄的巷弄消防车根本无法开进来，所以火越烧越大。父亲抱起她冲出院门，烈焰飞腾浓烟滚滚，已经没有路可以冲出去。周围都是绝望的哭喊声，她看到这个情景，吓得都不会哭了。
　　父亲观望了一下，把她递到母亲怀里，然后冲向院子里的那只水缸。他用水桶拎出一桶水来，从她们母女二人头上浇下去，她被父亲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叫起来。父亲又把一桶水浇在自己身上，然后把缸推倒，水都淌了出来。父亲抱过她，将她塞进缸里，说：“无论多难受都不要出来!”她蜷缩在缸里，忽然觉得缸滚动起来，她随着缸的滚动翻转着，一时有些晕眩，赶紧闭上眼睛，用脚死死地抵住缸壁。
　　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越来越热，缸壁也慢慢变得烫起来，她身上的水都变成了白白的蒸汽。她睁开眼从缸口望出去，所见之处都是大火。她吓得又闭上眼睛，觉得缸滚动得越来越慢，她快坚持不住了，大声喊着爸爸妈妈，却听不到回答。不知过了多久，她被人从缸里拽出来，空气清凉了许多，她清醒过来，哭喊着爸爸妈妈。她忽然看到了那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那只缸仍在那里，大火仍在不远处燃烧着，而她的爸爸妈妈，仍弓身站在缸后，四只手放在缸上，保持着推缸的姿势!他们已经死了，全身烧得黑糊糊的，可她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们。面对这一幕，在场的人无不落下泪来!
　　说到这里，朋友的眼泪淌下来，她用手轻轻抚摸着那只缸，说：“我可以想象出，爸爸妈妈怎样忍受着大火烧身的剧痛，一路把缸推了出来，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的平安……”
　　她已泣不成声。
　　我们的眼泪也都落了下来，看着这只缸，我仿佛看到了火海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亲情啊，在最危急的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们，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生命的，只有父亲母亲!
　　(李仁摘自《做人与处世》2008年第3期图/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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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是一朵野莲花

作者：雪小禅




　　10年前，我梳着短发，齐耳的那种童花头，旧的白裙子和鞋，很瘦的女孩子，有时会在头上别一个发夹。更多的时候，我背着书包站在二楼的拐角处看着对面的三楼。三楼的拐角处，有一个男生，课间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趴在那里，望着远方的天空。
　　他叫马苏然。17岁，细长的个子，头发是棕黄的，有一点点自然卷，淡淡的忧郁，如传说中的王子。
　　第一次看到他趴在拐角处的栏杆上时，我已然不能自拔。
　　很多时候，有人说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他的一句话一个微笑，或者一个问候，但我是因为一个眼神。马苏然走过我身边时，有一种散淡的眼神飘过来，他不是在看我，他是在看云。
　　就那样迷恋上马苏然。16岁的女孩子，常常一个人望着对面的栏杆发呆，心中默念着：马苏然，马苏然，马苏然。
　　我们那个年级的很多女生会把男生的名字挂在嘴边，在宿舍里、图书馆和晚自习时，马苏然的名字会随时蹦出来。
　　马苏然不知道我在暗恋他。我的暗恋像一朵野莲花，在偌大的池塘里，兀自招摇，散发着幽微的芬芳，可惜，只有我懂得，只有我看得见。
　　从马苏然开始，我只喜欢这一类男生，瘦、苍白、自然卷的头发，笑时，嘴角仿佛有一丝丝不屑，一直到以后的很多年。
　　马苏然喜欢晚自习后去吃夜宵，每次都是一碗兰州拉面，放很多的辣椒，我亦放很多，坐在离他很远的角落里。很多人来吃拉面，他们是为了充饥，我是为看到马苏然。
　　很多年后，见到拉面的刹那，我还是会流泪。
　　有时，坐在足球场上看他和男生踢足球，很潇洒的姿势，在夕阳里，我呆呆地想这样的男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终于有一天得到了他的电话，他家的。
　　把那个电话号码攥在手里，来来回回，被汗水湿了。我打开来看，8位数字的号码早就烂熟于心，可还是攥着那个小小的脏纸条。我怕，一旦拨出号码，大脑就会一片空白。
　　总是在第7位时停下来。没有办法不停下来，我的心，像一片片的花凋零着，几乎不能呼吸，手脚是冰凉的，甚至在拨了十几次之后，还是不能把最后一个号码拨完。
　　终于，在那个下午反复了几百次之后，我听到了马苏然的声音。
　　请问是谁?
　　是谁?
　　我是谁?电话里是我急促的喘息声，几秒钟，我放下电话，终于如释重负。那时，是没有来电显示的，我很庆幸没有说话，如果说了，怕是会死掉。
　　第二天，与他在图书馆擦肩而过，我定定地看着他。马苏然，马苏然，我心里狂喊着，但他听不到，亦看不到，他手里的书，是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书名一下子让我泪流满面。
　　我跑了出去，院子里正是春天，大朵大朵的玉兰花开了，一片又一片。
　　我是个内向羞涩的女孩子，从来不和男生说话，亦没有女友，最喜欢的事情是把自己的心事写成日记。我的日记很厚，里面只有一个名字：马苏然，马苏然，马苏然。
　　高二最后一个学期，当我的名字和马苏然的名字排在一起时，很多人站在一起看。
　　是一次作文比赛。除了作文，一切皆是我的弱项。当我得知他会参加作文比赛时我对班主任说，我也要去。那是我惟一的一次勇敢。他优秀到让老师都侧目，一个得过奥林匹克竞赛奖的男生，没想到作文也会写得那样光彩夺目。我看到我们的名字——阮小青，马苏然——很近地排在一起，像两朵花。
　　很多人在谈着他，这次，说的是他的绯闻，他的早恋，和一个妖冶的女生。我知道那个女生，留着海藻一样的头发，过于丰满而成熟的胸，那个女生学习并不好，但她会唱歌，唱林忆莲的歌，唱韩宝仪的歌。
　　我不会唱歌，但我会点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校的广播室就会有人在那里主持。我为马苏然点了一首，但是，没有署上我的名字。
　　我点的歌十分伤感，是齐秦的《花祭》：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坐在开满合欢的树下，我流着泪听完那首歌，那是我唱给他听的歌——尽管没人知道。
　　我再打电话给他。他说，喂，哪位?声音依旧是磁性的，那时他18岁了，个子是年级中最高的，苍白的脸上有散漫的微笑。
　　不可遏止地，我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他说，是你吗?你打过电话来，我记得上次的喘息声。还有，你的声音里有一种哽咽，为什么会这么难过?我们认识吗?你是谁?
　　他一直问着，我一直哭着。我是谁?我是那个穿着旧的棉布裙子梳着童花头的阮小青，那个内向到不敢看你一眼的女孩子啊。
　　那是第二次，我打电话给他，也是高中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之后，我去了大连，而他去了上海，都是海边城市，却从此天遥地远，他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为了离开他，曾经那样地绝望过。
　　之后，我开始了大学的恋爱，所交的男友，全是眼神散淡、高高个子、苍白皮肤的人，我们之间，只是相互取暖而已。亦学会了怎么样让男人喜欢，初恋时的颤动却没有，即使拥吻，亦是凉冰冰的。
　　终于明白，我的初恋，早已开始于那场暗恋，也结束于那场暗恋。在那场一个人的爱情战争中，我早就溃不成军。后来的爱情，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所以，我的恋爱分手都很快，一场又一场，如烟花散去，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让我更加懂得应付爱情。
　　暑假的时候我回到故乡的城市，参加同学会，只为了遇到他。
　　果然遇到了，只不过不是他一个人。他带着女朋友来过暑假，大家开着他们的玩笑，他一直喜欢那种明艳漂亮的女人。
　　我们只说了一句话，我说，马苏然，你好。他点了头，亦说，你好。然后，擦肩而过。我站在阳台上，对着外面的万家灯火，簌簌地落泪。
　　毕业后我可以留在大连，但为了他，我去了上海。
　　通过各种渠道，我要到了他的QQ，夜晚的时候，我会一直开着，一直开着，等着他来。好友列表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他自己叫“孤独的猫”。
　　在以前，我一直叫自己“碎裂的蝴蝶”，还没有飞起来就碎裂了，但为了那只“猫”，我把自己改名叫“鱼”。
　　他在QQ里一直说着自己，从来没问过我是谁。
　　我是谁?这重要吗?
　　记得在他快结婚的时候，他说，曾经有一次，一个女孩子把电话打到他家里，一直不说话，就听他在那里嚷，是谁?是谁?那样的时刻，是他心酸而幸福的时刻。
　　他问：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那句话，像一支利箭击中了我。眼泪一串串地落到键盘上，我打了三个字：没有过。然后就像那朵野莲花一样，从QQ里消失了。
　　我知道，我的季节该结束了。
　　(冯国伟摘自《课堂内外(高中版)》2008年第1期图/宋德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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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山菊花

作者：邹扶澜




　　那时，女孩的家住在河岸边一幢陈旧的筒子楼里，岸边有块闲置的空地，堆满了垃圾。几个拾荒人就在垃圾边的桥洞里搭起帐篷，于是常见一个60多岁的老汉，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载满沿街收来的酒瓶和纸壳，车后，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吃力地推着。
　　男孩患有先天性聋哑症，小区的人都认识他，唤他阿宝。老汉是他的养父，待他很好。
　　阿宝没事的时候，就拿了扫帚到小区，挨家挨户地扫，有些人家就把废弃的东西给他，也不要钱。扫到女孩家的门口时，他特别用心；遇到女孩上楼，他总是直起身，立一边，憨憨地冲她一笑。
　　女孩那时读高三，长得很漂亮。她骑一辆银灰色车子，是妈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的。
　　一天，女孩放学后，车子放在楼底下，被一个小偷撬开了，跨上刚要跑，阿宝不知从哪里飞奔过来，死死揪住小偷的衣服，一边呜哩哇啦地叫着。小偷掏出刀，对着阿宝的手就是一下，小区的人跑来，一起将小偷按住。
　　女孩跟着妈妈去诊所看阿宝，阿宝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看见女孩进来，阿宝一下子坐起身，把那只包着纱布的手往身后藏。他的目光里有一缕异样的东西，让她不敢看，女孩只站了一会儿，就拉起妈妈的手走了。
　　从那以后，女孩见了阿宝，总是绯红了脸。她心想，他干吗总来扫这个楼梯呀!
　　半年过去了。
　　一天晚上，女孩下了晚自习，推着车子往楼道里走。角落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把女孩吓了一跳——阿宝站在面前，捧着一大束花。女孩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花往女孩车前的小筐里一放，一股清新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女孩愣着，刚要推车子走，他却试图来拉她的手，女孩一闪，一股怒火嗖地蹿了出来。
　　“流氓!”她叫着，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他脸上，阿宝转身跑了。
　　女孩气恼地把那些花从小筐里揪出来，踩得粉碎。那都是些什么花呀，无非是一些不起眼的山野菊，河岸边灿灿的开了一片。
　　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回家什么也没说，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女孩刚起床，小区下面就聚了一群人。不一会儿，妈妈推门进来说，真可惜，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掉河里淹死了呢?
　　女孩刷着牙，随口问：谁?
　　“阿宝啊!多好的一个孩子，人家还帮你追车子挨了一刀哩!”
　　这一天，女孩借口肚子疼，没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眼睛红红的。她努力劝自己相信，他是真的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的。
　　后来，女孩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女孩毕业了，留校做了老师。
　　面对着一群比她小不了几岁的男孩女孩，她该是快乐而充实的，可是，她没有。在学生们的眼中，她忧郁，孤傲，甚至有几分让人难以接近。
　　一个春日的早晨，她领着学生们去踏青，走过一条小溪，来到山谷前。展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漫山遍野的山菊花，白的，黄的，在风里轻轻地摆动。
　　她弯下腰，采了一朵、两朵……突然间，她泪流满面。
　　学生们吓坏了，都不明所以。女生拥着她，争着给她擦眼泪。一个女生大胆地问，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伤心的事，能告诉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