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我妈抱怨她太狠心，说什么虎毒都不食子。
　　我曾为这些事小心翼翼地问过外婆，她幽幽地点燃一支香烟：“那是‘文革’的事情了。你大舅写了一本书，学校里非要我交代问题，我就只好说了。结果给你大舅安的罪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他就被关了10年。”外婆深深吸进一口烟，缓缓吐出一股白雾，没有电影里的桥段，没有深深的忏悔，没有老泪纵横，在烟雾的吐纳中，往事仿佛如烟散去。
　　病病歪歪的外公在苟延残喘多年以后，终于离开了人世。得以解放似的外婆，在一天早上散步时，被一个飞快骑着单车的学生撞了一下，她跌倒在地上，望着学生绝尘离去。被人抬回来后，她就不能起来了。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叫住那学生，她衰弱地笑笑，那天是中考日，他一定是怕误点了才骑得很快的。别人问她，你一天到晚不读书不看报，就知道找乐子，居然还知道那天是中考日?她又笑笑说，我那老鬼不是个教书匠吗?我毕竟跟他那么多年了……
　　她放那学生走了。现在，她要尘归尘，土归土了。她和外公，生前纠缠不清的俩人，死了还要合葬在一起。在墓地快被封口的一刹那，人群中哭得最响的却是我妈。
　　看着妈不停抽搐的双肩，那日外婆叙说的场景仍在继续：你不知道，他们不断逼我，不断斗我，不让我睡觉，非要我交代。你外公已经被他们整疯了，全家人就指着我呢，我想我可不能出事，只要过了这一关，大家就都平安了。可没想这一交代，就把你大舅给害了。我想不明白，真的想不明白。我是个从不想什么的人，你大舅被押走的那天，你外公直直地盯着我，我第一次觉得喘不过气来。我踉踉跄跄跑到滨江公园，一头扎进了湖里……后来，别人把我救了上来，我又活了下来。我知道他们都恨我，恨我还有脸活下去，还很自在的样子，可他们不知道，人只能死一次，没有死第二次的道理，既然活着，就要拼着命地活下去，哪怕多吃颗蚕豆也是好的。
　　那天，外婆坐在散发腐臭的黑屋子里，身后躺着无所知觉的外公，正一往情深地注视着她。一束光柱折射在她平静苍老的面容上，亦如她这一生，始终向往光明，始终充满尘埃。
　　“咣”的一声，墓终于合上了，车上再次响起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龙沙冷月摘自《南方人物周刊》图/陈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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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的一封信

作者：庞启帆／译




　　这是一封在美国指导者频道播出的信，是一个儿子在2001年写给他母亲的。5年后，也就是2006年12月20日，他的母亲去世，人们在母亲放贵重物品的箱子里发现了这封信。信封上，母亲写着一句话：不要丢弃，永久保存。
　　
　　我亲爱的母亲：
　　最近，我把时间都花在了读书、听磁带、演讲、与人争论这些事情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到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是上帝。
　　我也曾认为上帝是我的精神支柱。为了能得到上帝的青睐，我努力改善自己的缺陷。在取得一些进步之后，再争取更大的进步。在感受着这些进步的喜悦时，我一步步向自己的理想靠近。我想，许多人的经历和我是一样的。
　　而在有生的日子，我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49年。虽然我不停地读，不停地听，不停地与人讨论，但我始终无法确定我的精神支柱是什么。我祈求上帝能青睐于我，但上帝始终没有在我面前出现。
　　你，我亲爱的母亲，却把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我。你对他人的关怀同样也是无私的。你耐心倾听我的诉说，你给我的指导是那么准确，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少了许多挫折，而你却不需要我的任何回报。你说，只要我有收获，你就觉得很富足。
　　你和父亲已经结伴50年。50年来，超过一半的时间，你都在照顾父亲。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你把你全部的爱与热情都放在了父亲身上。而你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人生。因为除了照顾父亲，你把剩余的时间都花在了帮助亲戚朋友、为我们解决这样那样的琐事上，而你从未抱怨过什么。你对父亲、对我们大家的爱与祝福一直都没间断过。
　　当你失去了你的另一个儿子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悲痛，但为了安抚父亲，你常常强忍泪水。你知道，你的儿子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再出现，但他永远和你的精神在一起。
　　世界上很少有能活到80岁而没有跟任何人结过怨，或者别人从未说过他一句坏话的人，而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你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你的言语，还是你的举动。你总是教给我们这样的生活信条：“如果你不能对他人说好的言语，那你就什么也别说。”
　　你和父亲一直都在为过上好日子而艰难挣扎，但你从不贫穷。你总是乐观地对自己说：只要肯努力，并且有毅力，上天会赐予你需要的一切。你从不为自己要求什么，但你给予父亲和孩子的远远超过你自己所拥有的。今生，你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把爱无私奉献给自己的亲人。
　　你已经做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一个充实的精神世界。感谢你让我选择你做我的母亲，你就是我苦苦寻找的精神支柱，我心中的上帝。
　　我爱你，妈妈，你是我永远的偶像。
　　永远爱你的儿子：麦科
　　(伊一摘自《讽刺与幽默》2008年2月22日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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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娃娃

作者：李家同




　　我在柏克莱念博士的时候，有一位美国好朋友约翰，我当时是单身汉，他已婚，太太非常和善，我便成为他们家的常客。
　　约翰夫妇都是学生，当然收入不多，可是家里却布置得舒适极了，他们会买便宜货，收集了不少的瓷娃娃，满屋子都是。我每次到他们家，都会把玩这些瓷娃娃。
　　约翰告诉我，他们的瓷娃娃都是从旧货店买来的。有一天，我发现一家旧货店，也去买了一个瓷娃娃带给他们，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少女，低着头，一脸忧郁的表情，他们大为高兴。
　　我们先后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各奔前程了。约翰的研究是有关传感器的，毕业后不久就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用传感器做一些防盗器材，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他就成为美国最大的安全系统公司的老板。毕业二十年以后，他的身价已近四亿美金。
　　有一年，我去找他，他亲自带我去参观他的系统展览室，我才知道现在的汽车防盗系统几乎都是他们公司的产品。看完展览以后，约翰开车带我到他家去。约翰的家在纽约的乡下，全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当他指给我看他的住宅时，我简直以为是在看电影，如此大的庄园，没有一点儿围墙，可是谁都看得出这是私人土地，告示牌上也写得一清二楚：有安全系统，闲人莫入。约翰告诉我他的家有三层红外线的保护，除非开飞机，否则绝不可能闯入的。
　　约翰的太太在门口迎接我。他们的家当然是优雅至极，一进门，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明朝的青花瓷器，往昔的瓷娃娃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座豪宅当然有极为复杂的安全系统，我发现，入夜以后，最好不要四处走动，恐怕连到厨房里拿杯水喝都不可能，必须打电话给主人，由他解除了系统，才可以去。
　　约翰惟一的女儿在哈佛念书，那一天到了傍晚6点，还没有回来，他们夫妇都有点儿不安。原来这个女孩子厌恶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开一部老爷车，也不肯带移动电话，他们担心她的老爷车会中途抛锚。
　　我们一直等到8点，才接到她的电话，果真车子坏了，可是她现在安然无恙，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我和约翰一起去接她。
　　他女儿告诉我们，她车子坏了以后，就去求救，没有想到家家户户都装了爸爸公司设计的安全系统，让她无计可施。亏得她最后找到了这座又破又旧的小房子，她知道这座小房子是不会有安全系统的，果然她见到了这位和气而友善的屋主。
　　我们一再谢谢这位好心的年轻人，也邀他一起去吃晚饭。晚餐是在一张长桌上吃的，夫妻俩分坐长桌的两端，一位脸上没有表情穿制服的仆人来回送菜，每一道菜都很精致，每一种餐具更是讲究无比，可是我想起当年我们在约翰家厨房吃晚饭的情形，我觉得当年的饭好吃多了。还有，那些可爱的瓷娃娃到哪里去了?
　　一年以后，我忽然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约翰将他的公司卖掉了，他一夜间得到了四亿多美金，他的豪华住宅卖了500万美金，他只留下一个零头，用四亿多美金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几天以后，约翰夫妇不见了，他的女儿已和那位年轻人结婚，到非洲去帮助穷人了，这位科技名人从此失踪了。
　　后来我收到了他的信，他现在住在英国一个偏远的乡下。再后来我去英国开会，和约翰约好了去看他。下了火车，我找到了那条街。我在街上闲逛，忽然看到一幢房子的落地大玻璃窗与众不同，因为这个窗台上放满了瓷娃娃。好可爱的瓷娃娃，我想这一定是一家旧货店，我想起约翰夫妇喜欢瓷娃娃，决定进去买一个送给他们。没想到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约翰在里面，这不是旧货店，这是他们的家，完全对外开放的家。
　　约翰夫妇热情地招待我，他们的家比以前的豪宅小太多了。他们把明朝青花瓷器捐给了纽约的一家博物馆。
　　约翰告诉我为什么他最后决定放弃一切。他的公司得到了一个大合同，改善整个加州监狱的安全系统，他发现加州花在监狱上的钱比花在教育上的还多，而他呢?他越来越有钱，却越来越像住在一座监狱里面。约翰决心不再拼命赚钱，而是要找回失去了很久的自由和恬淡。
　　约翰夫妇在附近的一家高中教书。他们俩的薪水就足够应付他们的生活了，因为他们生活得很简单，平时骑自行车上班，连汽油都用得很少。
　　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送的那个瓷娃娃放在桌子中间，他们舍不得丢掉那些瓷娃娃。我总算吃到了我当年常吃到的晚饭，也重新享受到约翰夫妇家中的温暖。
　　我离开的时候，约翰送我去火车站，他告诉我他还有一些钱，他的女儿不会要他的这些钱，等他和太太都去世后，这些钱就全部捐出去。我说我好佩服他，因为他已经捐出他的全部所有。他忽然一笑，告诉我他仍然有一样宝物，没有捐掉。我对此大为好奇。他用一张小纸写了下来，上面写的是他不会捐出去的宝物。
　　火车开了，我和站在月台上的约翰挥手再见，等看不见他以后，我打开了那张纸，纸上写的是“我的灵魂”。
　　我坐在火车里，不禁一直想着，有些人什么都有，却失落了自己的灵魂。
　　(刘可荣摘自《台港文学选刊》图/孙胜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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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上的女子

作者：采月光的苇




　　广州到洛阳的1126次列车上。
　　最初，是她的声音，引起我对她的注意，毕恭毕敬的，有一种小草向上仰视参天大树的诚挚。听得出，她只是一个普通职员，在向部门主管请假——为赶时间，走时仓促没来得及当面道别，就补打一个电话。
　　人多场合，言辞里过于恭敬一个人，自我感觉不免有些低下。可她似乎没有这种意识。在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拽”的年头，她的谦恭，没有一丝遮掩，就像退潮后裸露的一片岩石。
　　她的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父亲的，说自己已经坐上车，车次，几点出发，让其放心，并且说到时不用来接，勿担心。看年纪，她有三十好几了吧，很懂得如何体恤年迈人之心。
　　第三个电话，是给同事，还是工作上的事情，把与主管说的内容复述了一下，可能是她工作交接的对象。最后一个电话，极简短，猜想，可能是给她老公的，说一切顺利，到家了再打电话。
　　当打完一圈电话，列车正好启动。她使人想起滴水不漏、有板有眼、中规中矩这类词。
　　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类似蝙蝠衫一样的黑色低胸衣服，打完电话，她的手机就放在胸部——那里面有一个口袋，然后还摁了摁。她把自己的钱(一把零钱，在超市购物人家找的)掏出来审视一下，然后又放回去，那个位置在她的腰部。两处都是女性敏感的机关，周围到处是好奇的眼睛，她视若无睹。
　　她没有座位。上车时拎着一个带盖的小白胶桶，里面既可盛放东西，又可以当座位。她相当会照顾自己。
　　她对面是一对河南母子，是她主动上去搭讪的，问那小孩多大了，然后就说起自己是河南人，后来嫁到了湖北。原来都是老乡，双方就亲近了许多。女子拽出自己的一个旅行袋，拿出一捧气球，还有一种子弹棒，那是给女儿的礼物，分送给小男孩玩。她看孩子的眼神里，有一种母亲的神色。
　　在这个视旅途为受累的列车上，她显得十分的有心情，弯弯绕绕地与那个母亲家长里短地说个不停，让一旁的人都知道了她的工作、薪水，她老公在什么单位，他们有几个孩子……她仿佛不是坐在长途列车上，而是坐在自家的门口，晒着太阳，而周围的旅客就是她对门的好邻居。
　　她胃口也好。火腿肠，一种包装寒碜的饼干，她吃了一路，喝的就是大瓶的矿泉水。
　　列车进入湖北境内，再有半个小时她就到目的地了。她去洗漱一下，回来就又拽出自己的那个旅行袋，拿出一个小小的化妆盒。那是一套很细致的工作。先是一种膏，用粉饼很均匀地涂在面部；然后，红的胭脂，在脸颊处淡淡一抹；接着是眉笔，把眉勾出柳叶的形状，顺带，眼影也涂了出来；最后是口红。
　　化妆前与化妆后没有多大区别，但她勤于修饰，以美示人，让人想起篱笆墙上的牵牛花，不太美丽，但生机盎然；雨中的一丛生菜，无人注视，却自顾使劲绿着。
　　该下车了，那么短的时间里她就和那对母子结下了友谊。她的行李像个小货架，下车时要人抬着才行，那对母子没待她提出请求，就主动向她伸出援手。
　　她走了，像一缕阳光，从窗子里逸了出去。
　　(曹龙彬摘自《扬子晚报》2008年2月5日图/陈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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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鞋子旧鞋子

作者：陈　染




　　一处新的房屋就如同一件崭新的外衣，需要与身体磨合一段时间，甚至穿出褶皱来，才像是自己的衣服，才随体合身，才被自己从心理和生理上真正接纳。
　　在我搬进新居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仍然感觉像是在做客，不像自己的家，不知主人是谁。我一向对忽然降临、发生的事物缺乏足够快的适应力，“日程在计划之中”已成为多年的积习，这很难说清是“文明习惯”还是“臭毛病”。平时与朋友或家人约会，也是早早就提前沟通信息。
　　我想起我的一双在广州买的极普通的拖鞋，它曾跟随我到过乡下，到过澳大利亚，到过伦敦。当它终于被穿坏、我打算扔掉它时，竟忽然有些不舍。在我眼里，它哪里还是一双拖鞋，它分明已经成为我经历的一部分。在把它郑重地扔进垃圾箱之前，我当真地翻过鞋底看了半天，说这上边尽染了这儿那儿的泥土的芳香，倾听过我与这人那人的诚恳的抑或掩饰的交谈，说它曾经陪伴我在那套遥远的黯红色花园宅舍里，在潘笛幽泣的哼吟中，等待一个人的敲门声……它是我往日岁月的“见证人”。一双拖鞋当然比不了一处居舍，但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
　　小时候我曾听说过镶嵌在烟斗杆上的玉石嘴，经过天长日久的吮吸之后，沉默的绿石能够开放出活的玉石花。当时我似懂非懂，觉得奇妙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