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口腔溃疡的病人也可以先用纸巾擦干患处，然后涂上一层凡士林。凡士林能防止溃疡接触口腔内的酸性物质，加速溃疡的愈合。
　　凡士林非常便宜，很多爱美的女士因此对它不屑一顾。事实上，与市场上其他昂贵的护肤品相比，凡士林的化学惰性使得它对任何类型的皮肤都没有刺激作用，因此凡士林属于广谱护肤品，谁都能用。正因为如此，廉价的凡士林仍然是目前全世界使用最多、性价比最高的护肤品。
　　（玉冰心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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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年代

作者：王安忆




　　每个人都要经历18岁，这是一个内心青涩的，变化的，动荡的，敏感的，想挣脱温暖茧子的年龄，这是一个荒谬又奇怪的年龄。以下是我18岁时写下的日记，是一段最真实的青春体验。
　　7月8日
　　事情的起因极其简单，没有引起一点儿注意。刺毛虫的毛刺落在了我晾晒在院子里的内裤上，内裤是翻过来晒的。它刺伤了小孩子难以启齿的部位，我无法同人诉说，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恐和痛楚又一次袭来，却和从前的全不一样。它是贴近而且具体的。每时每刻，无法回避。开始时还能忍受，心想一觉醒来，就能过去了，可事态却在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红包被擦破了，并且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能帮得了我。我还强颜欢笑，装作没事人一样，和大家一起玩啊，闹啊!痛楚与恐惧与日俱增，我自己，一个人。趁人们午睡的时候，悄悄地去到药房买消炎药片。药房就在那家平民化电影院的隔壁，中午时分，街上少有行人，蝉在响亮地鸣叫，阳光从梧桐树叶里洒下，闪闪烁烁的，叫人睁不开眼。柏油马路在汽车轮胎下柔软地起伏。我赤脚穿一双凉鞋，齐膝的花格子裙里的折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走进药房，说要买消炎片。心下紧张地盘算着，假如别人问我是什么地方发炎，我将怎样回答。不想，那店员什么都没问，卖给我的是“强的松”。这样小小的，白色的药片，不敢指望它能解决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是那么巨大，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可不指望它又指望什么呢？
　　人们香甜地午睡着，我吞下了“强的松”这不敢指望的指望。我还指望睡眠来拯救我，我不能放弃幻想：事情也许会在睡眠之中缓解好转。可这时候，睡眠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一半是刺痒灼痛，一半是恐惧和忧虑。我在凉席上辗转反侧，默默地吞着眼泪，等着睡眠和“强的松”发生效应。而所有的折磨，在夜深人静时则变得分外尖锐，生病已经够苦了，又是生这样糟糕的见不得人的病。我一心以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炎症和焦虑使我开始发起低烧，并且迅速消瘦。可是谁也没有注意。我依然要应付人们，应付得滴水不漏。
　　青春期的孩子是相当能受罪的。他们的承受力和柔韧度简直无法限量。倘若没有这样的能耐，他们如何接纳他们的敏锐的感受？他们娇嫩的身心能感觉到最深刻，最细微的疼痛。倘若没有力量承受后果，他们怎么行？所以，他们既是娇嫩的，又是坚强的。孩子的坚强，意义要更重大一些。成人的坚强有一半是麻木，是身心打上了坚硬的茧子，隔离了体验。
　　事情似乎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我依然顽强地挨了下来，一天又一天，直到这天晚上，母亲很晚回来，看我还醒着，问我怎么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软弱了下来，我的意志崩溃了，多日来，以极大的毅力维系着的自尊自强，全崩溃下来。我泪流成河，从家里哭到医院里。在治疗台上清洗创口时，我大哭大叫，不让医生近身。这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这正是最羞于自己身体变化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而就在这一刻，帷幕拉开了。七八个医生围着我，按住我的手脚。门口还挤着看热闹的病人，住院的日子是无聊的，难得来这么一场好戏。人们都在笑着，对我的痛苦抱着轻松好玩的态度。在我的哭叫挣扎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医生挤进来，对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我告诉你，我女儿在新疆……我一时理解不了她的女儿在新疆和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她严肃谴责的神情却震住了我，我不由地止住了哭声。接下来，就是清洗，消毒，然后住进医院。事情就这样简单，只是一次受伤和感染，需要的是治疗。
　　7月25日
　　我的外伤其实很简单，经过简单的敷药与消炎，便立即好了起来。疼痛和羞耻都是在入院第一天消除的。那清洗创口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终有力地解决了我的折磨，一些新的类似于快乐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滋长着。我的身心进入安宁。这是真正的和平的安宁。出院那一天，我和妈妈下了公共汽车，走过弄堂口的街心花园。我发现，我的肩膀已经和妈妈的一般高了，而我却还扎着那样可笑的牛犄角似的小辫，在地面上投下奇怪的影子。
　　阳光明媚，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忽然沉陷进了阴晦的暗影里。
　　（何淑仪摘自《忧伤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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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音乐的事

作者：李伟明




　　东晋从来就不是一个阳刚的朝代。到了晋安帝时期，这个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尚书殷仲文因为朝廷音乐设施不完备，向大臣刘裕请求重建。刘裕说：“现在没空做这样的事，况且我也不懂这东西。”殷仲文说：“如果你喜欢它，自然就会懂了。”刘裕说：“正因为懂了就会喜爱，所以我才不去学习这东西。”
　　刘裕是当时东晋朝廷的“实力派”。在这前两年，晋安帝的皇位一度被大臣桓玄夺去了，是刘裕等人打败桓玄，把皇位还给了晋安帝。刘裕当然不是所谓的“忠臣”，十多年后，他亲自将司马家的江山改为姓刘。
　　武将出身的刘裕，小时候是个穷孩子，读书都成问题，家里绝对不可能培养他琴棋书画的爱好。更何况，这时的刘裕不再满足于给人家打工，所以他没时间听音乐，而且连这种爱好也懒得培养，以免浪费时间分散精力。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个不容易沉湎玩乐、玩物丧志的人。
　　刘裕拒绝重建音乐设施，这事载于《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四卷。而翻到下一卷，开头又是一件和音乐有关的事：晋安帝义熙五年正月初一，北方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南燕的国主慕容超在会见群臣时，感叹御用音乐不完备，商议掳掠一些晋人来充实歌伎力量。马上有一位大臣出来反对：“陛下不计划让天下士民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便向魏国报仇，恢复失去的国土，反而要再去侵扰南方的邻国，增加仇敌，这怎么行呢！”慕容超说：“我的计划已定，不必和你废话！”2月，慕容超即出动军队进犯东晋，然后从掠夺的俘虏中挑选了男女青年2500人交给管理王室音乐的部门培训。
　　事情当然没有就此了结。很快，不爱音乐的刘裕为了这事和热爱音乐的慕容超干起来了。这样的战争是没有悬念的，第二年，慕容超被东晋将士抓获，押往东晋都城建康斩首。
　　刘裕和慕容超，对待音乐的迥然态度真有意思。正处于创业时期的刘裕，不愿学习音乐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想做一番大事业，兴趣太广泛未必是好事，特别是对于玩乐方面的兴趣，太多的话肯定要影响办正事。许多玩乐项目，你没接触时不知它的乐趣，一旦接触，陷进去了，如果没有相当出色的自控能力就可能难以自拔了。避免这种后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懂它。
　　很多事情陷得太深就容易让人头脑发昏，以致本末倒置，做出傻事。尤其对于娱乐之事，当今这样的人也是屡见不鲜，甚至为了追星可以放弃谋生、放弃生命，“爱”到这个份上就太可悲了。
　　人生在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爱有所不爱。正确对待娱乐，摆正业余爱好的位置，把握好度，轻松的娱乐就不会反过来成为沉重的负担。从这个意义来说，刘裕和慕容超他们的事，其实不关音乐的事。
　　（王景波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1月28日图/毕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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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心头的宝

作者：柴　静




　　你说，今天的博客提到了孩子，所以要把昨天看到的关于孩子的一幕告诉我。
　　中午，在一所高中的大门前走过。突然，一个微胖的男孩从我身边风一样地“刮”过，奔命似的向前跑去，吓了我一跳！再一回头，吓了我一大跳！随之而来的是七八个手持长刀、皮带的男孩，狂奔着追赶那个胖男孩，那刀是尺把长的杀猪刀！当时吓得目瞪口呆，连拨了两次110才向警察说明了发生的事情，站在原地足有5分钟才回过神儿来，这种场面我真的没见过，那可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啊！
　　我给在外地读书的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情，让他在外地小心，儿子竟然笑我大惊小怪！说在初中的时候，学校的门口就经常会有一群这样的孩子，他们已经见惯了！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那街头追杀的场面……
　　直到现在想起那场面，我的心还在咚咚地跳。那都是些该上高中的孩子，在家什么都不会做的孩子，是父母心头的宝，是什么让他们早早离开校门在街头游荡？
　　现在“两会”在热热闹闹地开着，教育是一个热门话题，教育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谁来管管这些孩子？
　　最后，你问我：柴静，这样的场面你见过吗？可怕吗？
　　是，我见过。
　　我来向你描述他们的生活：他们这群小孩，通常有十几个人，都辍学，是王朔说的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们打架，有时候是寻仇，有时是为了挣钱，有时是娱乐。
　　除了刀，他们还用铁链，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牙棒——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效果”更好。
　　我问其中一个：“你不怕死？”
　　“不怕！”他头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
　　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
　　你问，他们不是父母心头的宝吗？
　　我去过他们的家里，最小的那个十岁。父母都死了。我去的时候，他睡在门板后面的床上，所有的家什就是一口锅——偷来的，用来烧柴取暖。
　　打架最狠的那个，我找到了他的父亲，他离异多年，早有了新家，从没去找过儿子，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喝啤酒，说：“等他回来，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
　　领头的那个，找了很久才找到他的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新孩子，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
　　“能不能找点儿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拍一下？”我问他养母。
　　“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
　　我听着这句话，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有两个汉字叫“抛弃”。
　　至于学校，我没去，因为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去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
　　所以他们流浪到城市，聚集起来，从收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一起住在里面，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生活的钱大多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可以制造200多起盗窃案。年纪最小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用大被单把家电裹起来。大摇大摆打车离开，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用来砸核桃。
　　“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你一定会问我为他们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走了几步，我还是回身，拿了100块钱，给了那个十岁的孩子。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
　　“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
　　“不是，阿姨从来不因为可怜别人给人钱，是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所以这是你劳动所得。”
　　他忽然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
　　最后，想告诉你，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五六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阿紫摘自柴静的博客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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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韦杰夫：普京的影子

作者：杨　成




　　“季玛，别坐得那么远，离我再近些。”在一个媒体见面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高声召唤着远处的一个人。这个被普京以昵称称呼的人，就是在俄罗斯被普京“钦定”为接班人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准总统”曾是“问题男孩”
　　
　　梅德韦杰夫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在大学教书。梅德韦杰夫小时候就是个天才儿童加“皮大王”。他的小学老师薇拉回忆说，梅德韦杰夫好像什么都懂，上小学一年级时，梅德韦杰夫已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能读善写，“于是我就交给他特别的任务——读完某本书，然后讲给同学听。”当然，薇拉老师这么做还有另外的考虑，因为这个学生是个“万事都通”的“问题男孩”。她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不能踏踏实实地待在座位上——如果他知道问题的答案，就会立即在座位上大喊，即使你并没有提问他。”
　　薇拉老师展示的照片显示，梅德韦杰夫当年几乎和她形影不离。用她的话说，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男孩’，总提出一大堆让我伤脑筋的问题。对他来说，始终待在老师身边很重要，这样就可以随时提出问题了。”一次，梅德韦杰夫提的问题把薇拉老师难倒了：传奇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排水量有多大？“我只好翻书查资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答案。”
　　与普京师出同门
　　长大后，梅德韦杰夫遵照父母的意愿，考入著名的列宁格勒大学（后更名为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取得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中国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大学里，法学老师索布恰克对梅德韦杰夫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是普京当年的老师。1990年，索布恰克决定参选列宁格勒市议员，梅德韦杰夫受邀担任老师的竞选顾问，并承担散发传单、争取选民的工作。这是他涉足政坛的开始。
　　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但两个人的入校时间相差了十几年，是索布恰克老师的竞选活动让他们相识。
　　1990年，普京回到老家圣彼得堡，接受了索布恰克老师的邀请，加入其竞选班子，担任顾问小组的主任。对于普京的“后来居上”，梅德韦杰夫非但没有嫉妒，反而全力辅佐，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
　　1996年，索布恰克竞选连任圣彼得堡市长失败后，“师生班子”散伙。此后，普京去了莫斯科，到国家安全局供职；梅德韦杰夫继续在学校里教书，闲暇时投身商界，创建了目前俄罗斯最大的林木工业公司之一——IlimPall公司。
　　1999年11月的一天上午，梅德韦杰夫又一次从电话里听到了普京的声音。“季玛（梅德韦杰夫的昵称），我给你订了下午1点飞往莫斯科的机票……”
　　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梅德韦杰夫，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忙忙地只身飞到了莫斯科。见到普京后，他才知道，3个月前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联邦政府总理的这位大师兄，缺少一个总理办公厅副主任——普京要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位。梅德韦杰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但半开玩笑地向普京抱怨道：“瓦洛佳（普京的昵称），看来今晚我只能睡沙发了，请你给我找一床被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