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皮肤病是由于皮肤生长得过快而导致。皮肤的代谢周期一般是二十四天，但免疫系统的破坏会改变皮肤的正常生长周期，不少皮肤病患者的代谢周期缩短到了七天，甚至三天，最快的只要一天，快得让人吃惊。因此，旧的皮肤还没有长好，就被新的皮肤破坏，而新皮肤又被更新的皮肤所破坏，周而复始——皮肤永远无法痊愈。长期以来，皮肤专家一直都在与这种古怪的“快”现象作斗争，只要治愈了这种“快”，皮肤病就会被彻底根治，这个“快”就是患者与研究者的大敌。
　　越南有一种野稻米，一年四季都在疯长，不用浇水施肥。但它像许多物种一样，由于生长得过快，机体里囤积了大量的有毒物质，使它成了无法食用的废物。不过，科学家发现，只要控制住它的生长速度，让它缓慢下来，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毒素就会被它自身排除，野稻米从此变为金米粒。于是，如何使这种野稻米的生长速度慢下来，成了越南人研究的一大课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美国的白条鸡生长速度从半年缩短到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最后，美国人发现，他们的技术足可以使一只小鸡在十几天里长到五斤以上。相当可怕，那已经不再是鸡，而像是一块放在笼子里膨胀的肉。鸡肉的味道全被消损。而淡水鱼在生长素的催促下，二十天就能长到三斤重，人吃了难免要患上种种怪病。于是，美国人停止了这些领域里的继续探索，他们开始研究快速肉食对人的危害。由于生长得过快，鸡和鱼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沦为垃圾食品。人们感慨，鸡长得太快了，鱼长得太快了！如同世界末日到来一样，让人们感到恐慌。
　　很多国家海岸线上的红树林，应该是最好的一道堤坝，但几百年前，这个地方生长的原本不是这个物种，而是一种浮萍树。这种树以每年两倍的速度扩张，以至于大片的海岸和农田被吞噬，居住在海岸线上的居民苦不堪言。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浮萍树将会覆盖整个世界。于是，这些国家都在海岸线上砍伐浮萍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和改良，迅猛扩张的浮萍树终于消失了。浮萍树原是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但就是因为生长过快，反而被灭绝。
　　英国人早就发现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空气胶，许多人因为呼吸了过量的空气胶患病甚至死亡。但研究发现，空气胶又是一种特殊的漆，这种漆的坚固性能赛过钢铁，非常坚硬。只要把它留住，人类就将受益，甚至生活都会被改变。但遗憾的是，这种空气胶只要一生产出来，瞬间就化成气体挥发掉，又构成对人体的危害。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来就不是越快越好，过快的速度不但没有令我们受益，还造成了很多危害。然而，如今却是一个讲究“快”，被“快”字充斥的时代，没有什么事物不是用速度和“快”字来衡量的，仿佛只要“快”便是先进，便是优越，便是真理。人们把“快”当成了宝贝，完全失去了对“快”公平、公正、全面的评判，导致误区重重。据心理学家总结:如今人类的焦虑、不安、失眠、抑郁、紧张及许多疾病，都与我们生活中对快的追求有关。是快改变了我们，让我们过得不幸福。快的负面，已经让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正像空气中飘浮着的某种污染，我们深受其害，却依然不知不明。
　　心理学家早就忠告我们:请把追求的脚步放慢一些，请把对利益的索取放缓一些，去掉三分急切，留住三分清闲，过随遇而安的生活，我们就能开心许多。
　　（尘埃摘自《解放日报》图/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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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照门”暴露出的社会不成熟

作者：毕书之




　　陈冠希终于露面了，干了大家期待他干的事儿——在2月21日下午召开的记者会上，在承认大部分疑似香港艺人艳照是他所拍摄之后，他称那些照片是被人“偷窃”出去的，并对因这些照片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向受事件影响的所有女性和家人以及香港公众道歉。为了表现自己“负责”的态度，陈冠希宣布从此退出香港娱乐圈。
　　有人把“艳照门”事件拔得很高，认为不再仅仅是一个娱乐事件了，而是形成了“划时代”的冲击波。这话让人很生疑，却又无法完全否定——按理说，它本不该有如此多的影响。有人说，“艳照门”如果发生在国外一些地区，可能根本就兴不起多少波浪。但在我们的社会形成了轩然大波，在内地的影响，也开始超过在香港的影响。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问语：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如果说“艳照门”与我们的转型社会做了一次快速碰撞的话，那么碰撞所形成的冲击是大是小，是波涛滚滚还是波澜不惊，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健康的公共道德、随时待命补位的法律底线，雍容开明的包容消化能力——这些，正是我们转型社会有待补足的东西。
　　努力将“艳照门”树为一个划时代的标杆，我们未免多了些一厢情愿。要问“艳照门”事件能改变些什么，恐怕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但“艳照门”暴露了什么，似乎非常明显——“艳照门”暴露出我们的时代有太多的“悬而未决”；暴露出社会与生俱来的不成熟。一个接着一个，显露无遗。
　　对待明星态度是不成熟的，把大批娱乐明星当成社会的青春偶像，才有了偶像倒掉造成的忧伤；法律边界是不成熟的，朋友能不能传，网络能不能传，好长时间没弄清楚，留下了大量蔓延泛滥的空间；公众心理是不成熟的，对本属于私域的“艳照”本身做咬牙切齿状，却对把艳照拿出来公开传播的人无动于衷；网络的道德底线是不成熟的，照片被网站高高挂在显著位置许久之后才回过味来“联合抵制”；公众的某种文化心理是不成熟的，一方面是大量的偷窥欲望，另一方面却故作矜持地维护“神秘”……
　　总而言之，在转型时代，我们的社会在“多元”另一面，表现出太多不成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私域与公域、私权与公权的边界还很暧昧——从法律的角度，哪些行为是肯定违法的；从道德的角度，哪些是不为社会所容的；从权利的角度，哪些是需要保护的……我们还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观念。
　　“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国人素来乐观的逻辑。香港有大学表示，要把“艳照门”作为教材，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而它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的活教材？如今，陈冠希在公共道德领域里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剩下关于艳照如何被“窃取”、如何被传播到网上等等的法律“悬疑”，自有警方去深究断后。此事至此，虽还不可能烟云尽散，但好歹有了阶段性的交代。
　　剩下来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对已经沸沸扬扬、尚未见尘埃尽去的“艳照门”给出一个应有的交代。若继续着简单的看客心理，我们的眼里恐怕就只有“艳照”，很难形成让我们这个时代更理性、更雍容的那些健康心态。
　　（史明摘自《长江商报》2008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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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靠什么认知自己

作者：费　翔




　　我的外婆是一位坚强的中国女性，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民国、抗日、解放、改革开放，她一直都穿中式服装。在她逝去了几年之后，她原本居住的四合院被拆迁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只剩下一些老照片和我对她的回忆。
　　在2007年的中国，我们还能看见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的痕迹。但100年后的中国人还能靠什么认知自己是“中国人”呢？
　　几乎所有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穿的都是西服、牛仔裤；回家后卧在西式的沙发和床上，看好莱坞电影；几乎所有的中国流行音乐，都是用西方乐器进行创作和演奏，中国的民歌、相声和传统戏曲面临绝迹；数码时代到来，让现在的年轻人失去了手写中文的能力。赚钱成为人们每天生活的一切，我们选择了西式生活的迅速、方便和舒适。但是速食文化的后遗症是浅薄、短暂以及浪费的生活态度。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心理以及美国人的自我表现意识正在取代中国人的传统。
　　我们无法拒绝西方文明带给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好处，但是我们如何才能保住现代生活下的中国人的根本呢？我非常感激在我的生命中，体会到了真正的中国文化，也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2107年的中国人可能只有看照片了。
　　（玉冰心摘自《羊城晚报》2008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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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长是有钱人吗

作者：才华煜




　　我女儿乐乐快三岁了，已经在德国柏林上了一年半幼儿园。
　　这个幼儿园是天主教会办的，一共五个班，七十五个孩子，十四个老师。唱歌、跳舞、讲故事、做手工……这些是乐乐日常的“必修课”。和公立幼儿园的惟一区别是：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们，每周二上午都去幼儿园旁边的小教堂，老师会给他们讲一段圣经故事，告诉孩子们“友爱、分享、平等”是多么重要。讲完故事，再一起唱赞美诗。我和孩子他爸虽说都是无神论者，但看到女儿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玩具送给别的孩子玩，拿到任何好吃的东西都先给周围人分，最后才自己吃，也很乐意让她继续上这个幼儿园。
　　前几天，我收到了幼儿园的家长会通知，要求全体家长参加。
　　幼儿园园长科娃毕诗女士热情、开朗，幼儿园里总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可家长会上的她却很严肃：希望每个家长每月给幼儿园捐款五欧元！
　　先介绍一下柏林幼儿园的收费情况。从今年3月开始，柏林所有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是：每个孩子六百欧元五欧分。柏林市政府给低收入家庭补贴五百八十五欧元，家长自付的部分只有二十欧元。也就是说，政府把这些家庭近97％的托儿费都给付了。柏林还计划，到2010年，托儿费降到五百二十七欧元。由市政府全额买单！
　　此外，家长每月还须再交二十三欧元的伙食费，因为孩子每天中午在幼儿园吃一顿饭。每顿饭平均才一欧元，要知道，德国最便宜的雪糕也要一欧元二十欧分一根呢！看看乐乐幼儿园这个星期的菜单，就知道伙食水平如何了——周一：西红柿汤、面包、苹果酱、果汁；周三：比萨饼、沙拉；周五：鱼排、土豆泥、沙拉。有时候，孩子吃一碗不够，想再吃第二碗，没了。所以，柏林绝大部分幼儿园都希望，家长每月再捐款五至十欧元，用来提高孩子们的伙食待遇。
　　一直以来，这家幼儿园的七十五个孩子中，每月捐出五欧元的家长只有50％。因此，在家长会上，园长几乎在恳求家长们：“这五欧元，我们用来给孩子们买新玩具，用来改善孩子们的伙食，购买更好的色拉油，在豌豆汤里多加一些肉和面包，请大家支持！”
　　此后，路易斯小朋友的爸爸——我们推选出来的“家长代表”，宣读了今年以来每个月捐款的使用情况。虽说一个月才二百欧元左右，但毕竟是家长们的捐款，必须在“家长代表”的监督下使用。幼儿园每次花钱，都要到路易斯的爸爸那里去报销，并备有明细清单供家长们查询。
　　不肯捐钱的家长，大部分是外国移民（非洲、东欧的居多）和德国失业的“穷家长”，后者靠政府的救济过日子，自然能省就省。平时幼儿园有什么聚会活动，他们也基本上“一毛不拔”。
　　令我感动和钦佩的是德国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态度。不论孩子的家长有钱没钱、是否捐了五欧元，老师们对孩子们绝对一视同仁！有的家长是医生、律师，经常给幼儿园捐款捐物，但老师并不会为此对他们的孩子特殊照顾、付出更多心血。幼儿园园长科娃毕诗女士说：“捐不捐钱是家长的事，不能因此让孩子感觉到丝毫不同！”在我看来，在幼儿园里，无论是最年轻的卡特琳老师，还是最年长的修女嬷嬷海伦老师，心里都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至于家长的国籍、社会地位、财务状况，这一切都与教育孩子无关。
　　最近，有个朋友带着孩子从国内到柏林来，我去看她。她女儿平平已经四岁半了，在国内某幼儿园上中班。平平妈的一番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平平幼儿园的老师，对班上每个孩子父母的职业、地位一清二楚，经常站在操场上看家长开着什么车来接孩子。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孩子的“家庭出身”。因此，平平和班上的其他孩子经常这样互相提问：
　　“你的家长是有钱人吗？”
　　（田生摘自《青年参考》图/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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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还是死去？

作者：周　濂




　　在最隐秘的根本问题上，我们能够拿出来与人分享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或者大而化之的话语。
　　
　　前不久，在报纸上读到两则关于死亡的报道：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余虹，一个是生在抚顺，死在巴黎的下岗女工刘春兰。
　　都是知天命的年龄，在这样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有知识的人选择像飞鸟一样跃出窗户，没有知识的人为躲避法国警察的遣返不慎失足跌死。一个不愿盲目地活而选择有意义的死；另一个背井离乡努力苟且偷生地活却终不可得。两个人都没有赢得与命运的赛跑。前者让我哀伤，后者让我悲伤。
　　谈及一个人的生死抉择，我总倾向于不可能仅仅只有形而上的焦虑，一如不可能仅仅只有形而下的困顿。在最隐秘的根本问题上，我们能够拿出来与人分享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或者大而化之的话语。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3个月前的余虹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有没有预见到3个月后这么多的人在为他的死赋予更多的意义？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这是来自一个友人的解读。而在官方的说法中，余虹的死因被判定为“因胃病引起的抑郁症”。形而上的理由为死者开脱，形而下的原因为生者开脱。但这都已经与死者没有关系了。哈姆雷特说，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
　　所以我不愿揣测更不愿渲染余虹死的意义和价值，这终究是个人的选择。生存还是死亡，面对这类终极性问题的逼问，必须要由个体的践履来给出答案。任何理论上的澄清和文学上的抒怀说到底都只是旁敲侧击或隔靴搔痒。
　　3年前，刘春兰48岁，一个下岗女工，干过缝纫店的裁缝工，护理过老人，给饭店洗过碗，月收入最多时不过500元，最少时只有100多元。就是这样一个被历史脚步甩出队伍的中年妇女，“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
　　感谢报道的记者选择“体面”这个词作为刘春兰活下去的动力。哪怕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我相信，在失足跌落的刹那，刘春兰想到的依然是生。
　　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曾指出，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前者是一种善，后者是一种恶，由于在铲除恶与增进善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消除令人痛苦的恶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更为紧迫。马格利特说，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社会。这些羞辱包括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