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远远走过来的人这些特点与他的友人完全一样。连走路时一跛一拐的样子也没有区别。
　　只是走近一点儿以后，老王开始怀疑：也许不是他？
　　又走近了一点儿，更加不像他。
　　走到眼前来了，那人根本与老王的已故朋友未有共同之处。
　　啊，是的。当然，当然不是啦。
　　老王不知道自己是安心了还是失望了，走了的故人不再回来，看着像故人的不是故人，是陌生人。
　　老王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这个人使他忆起了故人，还是埋怨自己的朋友，打扮得越是奇特就越容易与旁人撞车，越是有特点，就越容易失去了自身，而只剩下了特点。
　　一切特点都是容易模仿，容易失去独创性。何况那种胡须那种礼帽本身也并非故人原创。
　　有很多人彼此相像，他们也是永远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与面容了吧。
　　最终，谁也不是谁。
　　（乔真摘自《尴尬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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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与女人

作者：安妮宝贝




　　我第一次看见琵琶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觉得它很有女人味道，而且非常非常的性感，像极了古典肖像画中女子淡泊的身躯。琵琶远观就像花瓶。近看，它有直而长的颈，下半截是椭圆形状的梨形，但是比梨要修长要直观。它的静态是娴静的，淑雅的，含而不露的。第一次看见琵琶就爱不释手，把四根弦胡拨一气，嘈嘈杂杂的不好听，于是一笑掏出攒了几个月的钱买回一把琵琶。
　　买回家中没有玩几天就腻了，感觉没有古琴幽深，琵琶有点儿市侩气，于是就束之高阁。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造访，我才对琵琶重新认识。这个朋友是县豫剧团团长，他看见琵琶以后对我说：可惜，可惜！他连说几句可惜。我问道：可惜什么？他说：可惜现在没有几个人理解琵琶真正的含义。他又说：你要是早认识她就好了，可惜！可惜！我说：你认识有会弹琵琶的朋友吗？他说：有是有，可惜你没有机缘。我说：这话怎讲？他说：有一个女人是我们剧团的，弹得一手好琵琶，可惜现在有间歇性精神病。我一听急不可耐就拉朋友去拜访这位神秘女人。朋友满脸踌躇之色说：我先给你问问。后来，朋友找我说：奇怪，你们真是有缘，她答应看看你的琵琶。当时，我没有理解朋友这句话的意思，到后来才明白。
　　这是靠近县城的一个四合院，古色古香的，青砖上爬满了爬山虎，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在屋里我看见了这个女人。四十多岁，短发，脸色憔悴，无夫无子。一个人住在这大屋里。令我奇怪的是她一点儿都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穿着一身白色的旗袍！朋友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琵琶递了过去，她接过后长久无言，只是用手来回摩挲着，眼光里有晶莹之色。我们坐，她弹。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特别纤细，手指看起来特别有力，柔韧性特别好。拢捻抹挑、压连滑颤，她开始弹起了琵琶。第一首曲子我没有听出来是什么，只是凭我对音乐的感悟觉得哀怨凄清、黯然断肠、伤心欲绝。朋友对我说：这是《昭君出塞》。一会儿竟好像是用轮指弹奏出来的，如同江河流水，春花秋月，让人心思悠然，朋友接着说：这是《春江花月夜》。紧跟着只觉得风尘突起，千军万马拼命厮杀，其间似有刀光剑影、男儿哭声、烈马嘶鸣、天地失色。我和朋友听得脸上都变色了。这时只听“铮”的一声弦断了，她说：你们走吧。这是她和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
　　出了门朋友一脸惨然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曲子了，刚才那是《十面埋伏》。朋友接着说：她年轻的时候是剧团的台柱子，不但琵琶弹得好而且人也长得非常漂亮。文革期间一位县长看上了她，但是她死活不同意，因为她和我们剧团拉二胡的小李正在热恋。后来，县长强行玷污了她。你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度的时代。小李去找县长理论，却被活活打死了……朋友眼里闪着泪光。后来呢？后来她就精神失常了。
　　我良久无言。
　　后来，我去过苏州，特意去听了一回苏州评唱。那些抱着琵琶唱出的吴侬细语，红嘴白牙，妖妖娆娆的姑娘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反之，我更加怀念那日所听的曲子。雪白的绸裙，架在另一只膝盖上的粉润色的腿，拖鞋下染成红色的脚趾，永远在我的记忆里惊艳着。
　　我酷爱古琴，因为在那里有高山流水，幽深古意。但我在二十八岁时才领悟到琵琶的奥妙，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奥妙。其中的沧桑和表白已无法形容。
　　后来，再也没有听说她的消息，大概死了吧。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弹过琵琶。
　　（李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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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情怀

作者：马乔里·金南·罗林




　　我住在卡罗来纳的雾峰山。那是个秋天，我需要安静远离人群。我思想混乱，山中的空气能帮我更好地写作。我也想看秋天的红叶、南瓜，想感受自由自在生活的兴奋。这些，我在孤儿院的一间小房子里都得到了满足。
　　搬进这间屋子时，我请求孤儿院的嬷嬷派个男孩儿砍些生炉子的柴料。
　　大约一周后，一个小男孩儿站在我面前，我的狗派特没有龇叫着提醒我。这个男孩儿穿着一条破旧的裤子和一件洗得单薄的衬衫。他脚上没穿鞋。
　　“今天我来劈柴。”他说。
　　“但我要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做帮手。”
　　“我就是那个男孩儿。”
　　“你？可你太小了。”
　　“我能给育婴堂运牛奶，太太。有时，我一天运两次。”
　　“在这凛冽的寒风中？”
　　“是的，太太，一旦你习惯了，冻僵的手指就不觉得难受了。”
　　“可砍木柴是男人的工作。”
　　他冲我笑了笑：“我认识各种各样的木头，太太。我在孤儿院劈柴已经很久了。”
　　“很好。这儿有斧子，朝前走，试着砍吧，看看你能做什么。”我又埋头工作。斧子击穿木头的第一响搅乱了我的思绪。但很快，持续的劈柴声就不再打搅我了。我静下心来写了一下午。
　　太阳慢慢落到了阴冷的山后。此时，我听到门外男孩儿的脚步声。
　　“现在，我必须去吃饭了。明天下午我再来。”
　　我给了他一些钱，“明天你可以再来，十分感谢。”
　　他瞅了瞅我，又瞧了瞧钱，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他没说出口。他转过身去，又扭头冲我嚷道：“明天我要砍些小块儿的。你需要些小薄块儿的、中块儿的和一些大块儿的。”
　　第二天，他又来了，而且一直干到该收工的时候。他的名字叫杰瑞，12岁，从4岁起就来到了孤儿院。
　　在我想象中，他四岁时的模样必定和现在一样,也一样的正直和勇敢。正直是诚实，但它胜过诚实。比如斧子把儿弄坏的那天，杰瑞说孤儿院能修。我给了他些钱去修理，他却不接受。
　　“这钱我来出，太太。是我弄坏的，我砍木头没有砍准位置。”
　　“但是杰瑞，没有人每次都能砍准位置。斧子把手也不牢，我会和卖斧子的人讲的。”
　　直到听见我这样讲，他才愿意接受这份钱。
　　寒冷的一天，杰瑞挨着我坐在火炉边。我的狗伏在他的身旁，我们望着燃烧的火炉，突然，杰瑞说起了他以前从未讲过的话：“您看起来像我妈妈，尤其是坐在火炉边时。我妈妈住在曼威尔附近。”
　　得知他有个妈妈，我大吃一惊。另外，我也很生她的气。她怎么能抛弃这么可爱的男孩儿？他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心中充满疑惑却不敢询问，害怕勾起他的痛楚，因而和他说话小心翼翼。
　　“你最近见过妈妈吗？”
　　“我每个夏天都能见到她，她派人来接我。”杰瑞满心欢喜地诉说着，“她一有机会便从曼威尔来看我。她现在不工作。她想送我一只狗，可他们说，在孤儿院孩子们不能有狗。她送给我一件休闲服。上个圣诞节，她还送给我一辆自行车呢！当其他的孩子答应小心爱护时，我就让他们骑自行车玩。”
　　我努力试图理解他妈妈。她没完全忘记他。但为什么呢？除了穷还有其他原因吗？
　　杰瑞仍很快乐，用很柔和的语调说道：“我要用您给我的钱为妈妈买副手套，白色的手套。她喜欢白色的手套。”
　　除了说声“那太棒了”，我无话可说，因为我恨她。除了面包还有别的食粮——精神食粮和心灵食粮，这些只有母亲才能给予。
　　我完成了我的写作，但高兴不起来，思绪还在游离。自从那夜炉边谈心之后，我们再没谈起她。他有个妈妈，不管什么样的妈妈，这个事实令我为他感到欣慰。
　　我准备离开时，对他说：“杰瑞，你已是我的好朋友。明天我们分别以后，我会时常想起你，会非常想念你。派特也会想你。”
　　他一句话也没说。
　　我望着他沉默不语地爬上了小山，期待他第二天来为我们送行，但他没来。我把所有的东西放进了汽车，关上屋门，驱车驶往孤儿院去看他。我告诉那儿的嬷嬷我要离开，请她帮忙找一下杰瑞，我要和他道别。她迷惑不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担心他生病了。昨晚，他没吃晚饭，一个孩子说他曾去林中散步。”
　　“这儿有点钱，”我说，“在他生日和圣诞节时，请您用它给杰瑞买点儿东西吧。要是我给他买东西，我怕和他妈妈买一样的东西，这样，请你们买，他会得到不同的东西，比如不会有两辆自行车。”
　　她诧异地看着我说：“山里没地方骑车。”
　　她的愚蠢困扰着我。“我的意思是，我不想给他买他妈妈会给他的东西。如果我不清楚她已经给了他一辆自行车，或许我会送他一辆。”
　　她仍旧凝视着我。最后说：“我不明白，他没有妈妈。也没有自行车。”
　　（栀子摘自《世界上最无私的爱》图/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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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头爱裸奔

作者：杏林子




　　我常想，人是因为长得漂亮才爱打扮，还是因为爱打扮才漂亮？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容貌出众的人，极少有不注重自己仪表的，至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看过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的朋友都承认，父亲是少见的美男子。他，俊逸、高挺、英气勃勃中带有一丝儒雅，当今的台湾影片男星中，也少有比得上他的。
　　这一点，父亲比谁都更清楚。
　　正因为如此，他非常注意他的仪表。任何时间见到他，都是西装革履，头发光鉴照人。父亲的发质较硬，为了让它服帖，早晚两件大事，就是用吹风机吹他的宝贝头发，那份仔细，那份耐心，比起许多女人花在梳妆台前的时间还要久。在我们家，尽管有四名女性，但吹风机归属父亲专用。
　　为了压他的头发，母亲特地利用废弃不要的丝袜给他缝了一顶发网，父亲每天晚上就戴着这顶奇怪有趣的发网睡觉，一直到病重住院，也依然照戴不误，小心翼翼生怕弄乱他的头发。他对同房的病友半得意半炫耀地说：
　　“这是我太太做的!”
　　父亲不只注重人的头发，他也喜欢看人的脚。他的独特见解是：“看人不能只看头，有的人外表十分光鲜，可是鞋子邋邋遢遢，这种人做事不彻底，有头无尾。”
　　父亲是标准的大男子主义，平日难得看他做家务，但有两件事，他乐此不疲，一是刷马桶，一是擦皮鞋。每晚临睡前，他必定在地上铺张报纸，坐在小板凳上做他的例行工作，擦完了自己的，再擦其他人的，看着一双双又光又亮排列整齐的鞋子，仿佛也能带给他一种成就感。
　　而父亲在服装上的要求简直可以用严苛、挑剔来形容，他的衣服一定要完全合身，增一分嫌大，减一分嫌小，甚至连纽扣的扣眼都要上下一致，左右对称。所有跟他合作过的裁缝师傅都怕他那分“斤斤计较”、“锱铢必争”的个性。
　　当然，他对服装的组合也十分讲究，什么季节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该搭配什么样的领带，配什么样的皮鞋，一点儿不能随便。每次和母亲出门，只见他摊了一床的衣服，左思量，右考虑，有时母亲等得不耐烦，干脆先走了。
　　早年，父亲服务军旅，即使行军打仗，他的军服也永远是笔挺的。军中找不到熨斗，他就用漱口盅盛上热开水，权当熨斗用，然后压在床板上，务必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时，裤子的褶缝一丝不皱。
　　父亲不烟不酒不赌，除了看电影外，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开销，只除了他的治装费。
　　好在儿女长大之后，也都还懂得“回馈”。最近几年，弟媳受聘气象局顾问，三两个月就要回台一趟，行李中一定会带两件美国时新的衬衫。大弟远在挪威，看见又轻又暖的外套、大衣，也总不忘送给他的老爸。而每年春末夏初，我则固定上街为父亲买香港衫，常常为了挑选父亲喜欢的颜色样式，跑了一家又一家。
　　十多年前，一位记者朋友采访我，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开司米龙外套，颜色鲜艳，样式大方，我赶快问明何处有售，照样儿买了一件送父亲，父亲极其喜爱，年年穿它，穿到颜色都褪了，边上都起毛了，他也舍不得丢。我也一直想再送父亲一件，无奈总找不到合意的，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同样也穿了一件红色外套，正是父亲喜欢的样子，追上去想叫住他，猛然惊觉父亲已经不在了，即便买到了，也不知要送给谁穿，一时怅然，不能自已。
　　送衣服给父亲最大的好处是，他会像一个小孩一样，立刻穿上身，欢欢喜喜展示给你看，母亲常说他“存不了隔夜粮”，而父亲则讥笑我们“只会把好衣服留给柜子穿，一直留到过时为止”。
　　父亲常说：“一个人越是不顺遂的时候，越是要把自己打扮得精神一点儿，不要让人看你一脸晦气的样子。”
　　父亲的一生坎坎坷坷，在事业上几起几落，但他始终背脊挺直，神采飞扬，活得虎虎生风。
　　父亲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越是我心情不好，或是身体不舒服、脸色不佳时，我一定化点儿小妆，让自己看来容光焕发，让别人看起来愉快，奇怪的是精神往往就此提升起来了。
　　父亲过世时，母亲整理他的衣橱，扣除一些陈旧不要的，他还剩下十六套西装，五六十件衬衫，一百多条领带，以及长长短短、薄薄厚厚、不同质料、不同款式的大衣、外套、风衣、夹克……塞了满满一大衣橱，外加两大抽屉和皮箱。父亲既不是外交人员，也非演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想见他一生是多么爱美。
　　有趣的是，这样一位注重仪表的人，到了老年，却突然崇尚自然，返璞归真起来。除了出门依然打扮得衣帽整齐外，在家里他渐渐不爱穿衣服，天热时就一条短裤。十年前我因为工作搬去台北后，家中只剩他和母亲俩人，干脆连短裤也省了。若是白天，惟恐有人贸然上门，他还稍有忌惮；到了晚上，吃过饭，洗过澡，他就彻底解放，光着身子四处走动。如此的“放浪形骸”、不拘小节还真惊吓到个性严谨的母亲，母亲一边紧急关窗户，拉窗帘，一边嚷道：“你把衣服穿上好不好？对面楼上的人都看见了……”
　　父亲恍若未闻，自顾自地走来走去，母亲又气又无奈，有时不免嘀咕“越老越不知羞”。父亲是终于挣脱了衣服的束缚，了解到人终究是要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走，还是已经到了像孔夫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只是，每一想到一个脸色红润、笑容可掬的白胖老头，一丝不挂地四处漫游，后面追着一位气急败坏的老太太，就不禁莞尔。
　　可惜的是，这样的画面，我始终无缘见到。
　　（汪新才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7年第12期图/张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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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拥抱温暖了整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