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都挺着大肚子,有男人相伴,半是羞涩半是坦然,等候在妇产科门外。
血压、心律、B超、尿常规、染色体……我们各自手里握着一张张单子,就像握着一个新鲜的生命——虽然那不过是一堆正常或非正常的数据与图示。好像一开始,我们就没想过记住对方的脸。我们只是默默地瞟对方一眼,眼神就滑到自己的大肚子上,那或尖或圆或凸或仰的样子,让人神往。
然后,我们又在产房相见。我们被一条条新生命绑架了。我们被绑在担架上,推进生产室。我们都被男人抛弃——或者我们都告别了他们。我们一脚踏进自己的炼狱,呼号,呻吟,惨叫,拳打脚踢,汗如雨下,泪如雨下,只是在挣扎的间歇,我们默默地看着彼此,看着从天而降的苦难,以及恐惧、无奈、凄恻,但我们交换更多的是会意,是鼓励,是求生的意志和本能,是对新生命的神往。
印象里,这血雨腥风的会面,是最贴心贴肺的一次:我们都经过了一次洗礼,就好像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经历了一场密谋,一次训练。从此,身份、年龄都不重要,学历、爱好都可省略,容貌、身材形同虚设,虚荣、浪漫抛诸脑后。我们邻床哺乳,隔窗相望。
接下来,我常常在街头、商场、公园、游乐场看见她们。她们不修边幅,脸色苍白,步履虚浮,甚至闻得见奶水味和口水味——她们看我,亦如此。我们明明刚刚相遇,可转身就相忘于江湖,这并非是因为无情,而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更值得记住的东西:白白胖胖的婴儿,咿呀学语的婴儿,流着口水的婴儿,他们的身高体重,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一颦一笑,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的新鲜和重要反衬着我们的衰老和微不足道,有了他们,我们的相遇就有意义;没有他们,纵使相遇,也是陌路。
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慢慢地,我们的相见开始充满沉默——连寒暄和点头都省略了。
我们等在学校大门外,等在家长会的现场,我们在英语课、书法课、围棋课、钢琴课、网球课的门外等候,听任风吹头发,听任时间流逝,却听不到任何一句问候。我们还记着各自的电话,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拨响——因为孩子已经比我们记得更熟。
有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在路上相遇——上学或者放学路上,我们的眼神正准备打招呼,可是孩子们夸张的喧闹拦截了这种愿望。我看着她们来去匆匆,步履如飞。她们有时妆容齐整,有时却衣衫散乱,有时和蔼可亲,有时气急败坏,有时神采奕奕,有时又萎靡不振——她们看我,又何尝不如此。
跟她们擦肩而过时,我就想,我认得她们,她们是谁谁谁的母亲,谁谁谁的妈,我会记住她们的脸,等二十年后,哪怕我们变成奶奶和外婆。
我跟她们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上个周末。孩子们在上英语课,我们在狭小的会客室等候。我们挨着挤着,没有人说话,看书的看书,读报的读报,隔壁,孩子的诵读声声可闻。暖气很足,渐渐地,我睡着了。
我是被手机振铃振醒的,我睁开眼,眼前的一幕让人眼睛一热:大家都睡过去了,有的歪着头,有的仰着脸,有的微微打着呼噜——仿佛这是一条船,摇晃在大海上,旅程漫漫,长夜漫漫,我们紧紧挨着,虽然无言,却感觉如此温暖。
(田生摘自《扬子晚报》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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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情的三种答案
作者:叶倾城
那天是立春。
清晨,我被电话惊醒,那端是相熟小女生激动得微喘的声音,一声声清嫩如窗外初生的新叶:“我知道,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了。爱情就是他用双手捧来的那一束玫瑰,血一样红,岁月一样永远,而生命就是一千个春天的组合,从一朵玫瑰开到下一朵。”隔着电话,我也看得见她眸子里欲滴的泪。
十九岁的小忘年交,一直有恬静的笑容和桃红的脸颊,忽然无端消瘦,不自觉地恍惚,而眼睛熠熠生辉,开始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或者写来同样不知所云的信,有时是眼泪,有时是感慨,更多的时候是不断地追问:“爱情到底是什么?”而爱情,大概在我们生活中为数不多、要亲自去探索真相的问题吧?
那一天,实在是忙,晚上还有绝对不能不去吃的饭,可是因为喜悦着她的喜悦,忍不住就在饭桌上重复了她的话。
左侧的女士喷了一口烟,在薄荷气息里她艳妆的脸像一朵看不真切的花。她轻轻笑一声:“真是太年轻了。大概要到我们这种年纪,才会知道。爱情呢,不过是蛋糕上的奶油,永远是甜的软的香糯的。吃尽以后,才暴露出来底下的蛋糕,也许已经干得发裂,也许已经长了绿毛,可是能怎么样呢?蛋糕都已经买回来了。生命也就是这样一块蛋糕吧。”烟在她手里烧尽了。
就在一低头的瞬间,她暴露了自己的年龄。那些繁华统统落尽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寂寞的女人。
酒席散了,陪一位同事回家。她,花白头发下庄重的黑大衣,一脸抚不平的皱纹在告诉我她已经和那“死老头子”吃不在一块儿、住不在一块儿、生死无关的时候仍然是平静的。春天的夜,依旧冷,我说:“总有过,爱情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有吧。但是,不是她们说的那样。也许,爱情就像玻璃对着阳光反射出来的光环,七彩缤纷,光华夺目,那一刹那是天上人间,奇迹般的美。可是太阳从来不走回头路,一生一世,只有一次机会阳光会照在你身上,让你看到这样的奇境,然后太阳就离开了。你手里剩下的就只是一块暗淡无光的普通玻璃。”
回家的时候,一个人走在江堤上,江一直在我脚下纠缠不休地诉说。蓦然间,她们的声音又都在潮声中涌现。这三个女人,站在生命的三个驿站遥遥相望,就好像所有在时光的河流里彼此对看、却永远不能互相靠近的女人,用自己的一生来探究爱情的本来面目。懂得了她们的答案,也就是懂得爱情对女人一生的伤害吧。
这是春天,这是最美丽的春天晚上,而我静静地流下泪来。
(赵映辉摘自《不要脸要趁早》哈尔滨出版社图/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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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
作者:龙应台
我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用狼犬似的声音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剑道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刀光夺目。我望向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我曾经30天蛰居山庄,足不离户。坐在阳台上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和它落下时与山棱碰触的点的移动。有时候,迷航的鸟不小心飞进屋内,拍打着翅膀从一个书架闯到另一个书架,迷乱惊慌地寻找出路。在特别湿润的日子里,我将阳台落地玻璃门大大敞开,站在客厅中央,守着远处山头的一朵云,看着这朵云,从山峰那边慢慢飘过来、飘过来,越过阳台,全面进入我的客厅,把我包裹在内,而后流向每个房间,最终分成小朵,从不同的窗口飘出,回归山岚。
冰箱永远是空的。好朋友上山探视,自动揣测我的冰箱一定是空的,总是带点牛奶面包,像一个社会局的义工去探视独居老人。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夏天的夜空,有时很蓝。我总是看见金星早早出现在离山棱很近的低空,然后月亮就上来了。野风吹着高高的树,叶片簌簌作响,老鹰立在树梢,沉静地看着开阔的山谷。我细细在想,寂寞,是个什么状态;寂寞,该怎么分类?
有一年的12月31日晚上,朋友们在我的山居相聚,饮酒谈天,11时半,大伙纷纷起立,要赶下山,因为,新年旧年交替的那一刻,必须和家里那个人相守。朋友们离去前还体贴地将酒杯碗盘洗净,然后是一阵车马启动、深巷寒犬的声音。5分钟后,一个诗人从半路上来电,电话上欲言又止,意思是说,大伙午夜前一哄而散,把我一个人留在山上,好像……他说不下去。
我感念他的友情温柔,也记得自己的答复:“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他一时无语。
寂坐时,常想到晚明张岱,他写湖心亭: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深夜独自到湖上看大雪,他显然不觉寂寞——寂寞可能是美学的必要。但是,国破家亡、人事全非,当他在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呢?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或许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吧。
(十郎摘自《世纪》图/连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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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地
作者: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扑哧一声,会淹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附近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莲心摘自《罗生门:芥川龙之介中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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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手
作者: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很多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在刚刚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惟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子。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脸上即刻浮现出妩媚的微笑,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拴在一起。
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试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观察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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