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全球的漫画已经是日本文化的代表，漫画之所以在日本这么强势，和格子有关。因为漫画就是在格子里讲故事，符合日本人的生活习性。
　　在格子的潜移默化中，日本人做什么都潜意识地格式化，空手道，剑道，花道，茶道里的“型”就是格式化的产物，而象征日本文化精髓的茶道更是将格式化升华到仪式化。从对茶的侧重到对器皿的侧重，从对茶味的追求到对规矩的追求，无不是因为日本人内心对格式化的追求。
　　日本有世界上最高生产力的工人，因为从格子中训练出来的日本工人，能够更规范地操作工序和流程。可能大家不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磁记录材料是日本人发明的，也正因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格子化，如今和磁记录相关的光碟，硬盘都要格式化才能使用。这是格子化的日本对科技的贡献。
　　格子化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心胸容易狭窄，思维容易僵化，见木不见林。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经济上大有作为，而在国际政治、外交上屡遭尴尬和绝境的原因。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日本人墨守成规到何种地步。当时临近毕业，我请平时交往不错的一个日本同学去马来西亚餐馆吃饭，他在看了菜单后，思考良久，最后选了可乐和炒饭，我劝他尝试一下马来菜独有的滑蛋炒河粉，肉骨茶什么的，但都被他摇头拒绝了。可乐和炒饭是在哪里都能吃到的，又何必特地到马来餐馆来吃这个呢?
　　对跨出常识的不安和恐惧可能是他不愿尝试新东西的原因吧。
　　(周雨摘自《上海采风月刊》2007年第11期图/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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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重量

作者：陆勇强




　　德国真是一个极其认真的国家。在女人胖与瘦的问题上，德国政府明确表态：生命有重量，骨感不是美。
　　这项计划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是政府发动的，健康部长施密特说，德国政府将制订一系列的措施和计划，将厌食症列入政府预防错误饮食、运动缺乏等“健康饮食和锻炼”行动计划。
　　之前，关于抨击“以瘦为美”现象的行动，大都发生在民间，并且属于公益行动。
　　去年开幕的马德里时装周，有1/3的模特儿因为太瘦被拒之门外，而此后举办的伦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以及米兰时装周，都拒绝太过于瘦弱的模特儿。
　　虽然这些行动“声响”很大，但都未能上升到政府层面，依靠政府的力量去倡导。
　　德国政府之所以在乎女人那种病态的“以瘦为美”的心态，如果从深层次上讲，其实关乎的是人口质量。
　　我尚未找到德国关于“以瘦为美”带来的负面数据，但从其他西方国家公布的数据来看，仍然令人触目惊心。英国的女孩子从6岁起便开始挑剔自己的身体，希望长得更瘦些；美国女青年80%不满意自己的身体，75%说自己胖，70%在节食；在法国12岁至18岁的少女中，大约有1%至2%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厌食症，患者中约有10%的人死于与厌食症有关的各种精神与身体疾病。
　　这种“以瘦为美”的潮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德国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说，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现象，譬如一个女人在房间里换衣服，有人说：“哇，你的腰好粗。”女人对于这样的话非常敏感，而这种思维如果推及到社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最后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观。
　　胖与瘦是否合理，标准就是健康。如果因为“瘦”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那么这种审美观肯定存在问题了，需要纠偏。而现在的问题恰恰如此。
　　因此，西方国家对模特儿、明星、主持人等设定体型标准，是一种积极行为。胖与瘦，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当公众人物以健康的形态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们的示范效应不可低估。
　　(冯国伟摘自《今晚报》200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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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贼

作者：阿　峰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小时候的天赋却并不高。
　　有一天他在家读书，反复对一篇文章高声朗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很长时间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可以入室行窃。可是这个贼站在屋檐下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只是听见他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
　　这个贼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大怒着破门而入，指着曾国藩说：“你这么笨的人，还读个什么书啊!”
　　说完之后，他就将那篇文章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这个贼的确很聪明，至少比曾国藩要聪明得多，但是他的一生，只能成为一个偷鸡摸狗的小贼。而曾国藩呢，后来却成为扶危救难的中兴名臣、海纳百川的一代儒宗，甚至连毛泽东也称其为自己一生最钦佩的人之一。
　　(李波摘自《成都晚报》200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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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弱点与科学毫无关系

作者：魏得胜




　　1633年6月22日下午5点，对于罗马宗教当局，对于渴望真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对立的尖峰时刻。如果在这一刻，圣·库斯教堂的大钟被敲响，则意味着伽利略向当局，同时也是向荒谬低了头。教堂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沉重。在安德雷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了伽利略的身边，母亲给伽利略当女佣，他则成了伽利略的小学生。因朝夕相处，伽利略与安德雷亚情同父子。对于伽利略的悔罪，安德雷亚自然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感受。当伽利略置身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安德雷亚已成人，他对时局有着自己的判断。5点即将来临，他情绪焦躁地捂住了耳朵。时间指向5点零3分，钟声没响。安德雷亚情绪激动，他伸开双臂紧紧拥住伽利略的助手费德尔佐尼，不住地高呼：“他顶住了!他顶住了!愚蠢被战胜了!这就是说，人不怕死!”然而，安德雷亚话音未落，教堂的大钟便轰然鸣响，众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安德雷亚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安德雷亚并没有察觉，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老师伽利略已神情沮丧地走近他，血气方刚的安德雷亚怒不可遏：“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伽利略没有充当英雄，而是选择了屈服。
　　伽利略的命是保住了，但他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此后的8年多时间中，伽利略作为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软禁在一所农舍里，直至死去。伽利略在被软禁期间，凭借微光写下他的另一部伟大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并耗时6个月抄下其副本，由安德雷亚偷偷带出意大利。这也正如一首诗里所说，“知识越过国境线”。不过，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安德雷亚与伽利略的一段对话。见到被软禁的老师伽利略，安德雷亚仿佛变了一个人，他说：“我们说您的双手有污点(指悔罪)，您说，有污点比双手空空要好些。”伽利略说：“这话听起来很现实，很像我说的话。”安德雷亚接着又说：“您还说过，‘考虑到种种障碍，两点之间最短的线可能是一条曲线。’您赢得了闲暇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中终此一生，那人家就是胜利者了。”不料，伽利略却说：“他们是胜利者。没有什么科学著作是只有某一个人才写得出来的。”
　　这句话令安德雷亚十分费解：“那么，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受皮肉之苦。”这样的话，不啻为一个晴天霹雳。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人类文化史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带头人，又有几人敢如此坦率地承认内心的猥琐呢?伽利略的坦诚，并没有损害他在学生心中的形象，因为他的这个学生，历经风雨，已经懂得了很多。
　　伽利略的不同就在于，当学生懂得什么更为重要的时候，当一切暂趋缓和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大师原有的位置上来，并开始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被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都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尽管这是他的权利。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有成就，也不怕科学家性情文弱，就怕科学家没有说真话的勇气。
　　(张晓强摘自《今日科苑》2007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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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作者：张立勤




　　房间，泳池，水晶玻璃吊灯，朱丽，它们都是蓝的，蓝得我都想哭。没有想到的是，在电影《蓝》里我遇到了另一个不哭的女人——朱丽不哭，我反而为她哭了。
　　电影大师基斯罗夫斯基，一个波兰男人，骨节很大的手指，夹着半支烟。他的“看”，总陷在漫无边际的颜色里——在他的《蓝》里，颜色是向后流淌的而不是向前。女主角朱丽的爱，蓝得深入骨髓，如果让那蓝有所动摇，除非基斯罗夫斯基试图叫她动摇——每当朱丽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她就会去凝视那盏蓝色吊灯，或者跳入蓝色的游泳池中，或者她的鼻梁上有蓝色光影飘来飘去。蓝色伴随着她，又妨碍着她，她走不出爱情!她不能自拔。但基斯罗夫斯基永远不会停留在不能自拔的表层上，他通过爱情，用自己的镜头在展示他叙事伦理的泥泞与难堪。
　　一场车祸，夺去了朱丽的丈夫、著名音乐家帕特里斯和女儿的生命。绝望，朱丽真正绝望，因为她爱他们超过了爱自己。她想自杀，她把一大把药片放进嘴里，却又吞不下去。如果她想吞下去，按说怎么也可以吞下去的，可朱丽必须在丈夫生命的句号后边徘徊、痛不欲生。死很简单，活着很不简单，而从一种爱的感觉中解脱出来就更不简单。朱丽出院了，她失去家人的同时也完全失去了自己，她的神情和动作都充满了“了断感”。她找律师安排了财产事宜，把丈夫的曲谱扔进垃圾车中，她卖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也打算卖掉房子。她曾经幸福的家，最后只剩下了一张床垫。这时她拿起电话打给丈夫的助手奥利维耶，她说，你爱我吗?他说，爱，很久了。她说，那你经常想我吗?他说，对。她说，你愿意过来吗?他说，现在?她说，对!奥利维耶来了，外面大雨瓢泼。他们相拥一夜，可朱丽心里还爱着丈夫，她不能够再爱。她也许想通过与奥利维耶找一点儿情感出路?她也许想与暗恋自己的奥利维耶作一个了断?
　　第二天一早，朱丽独自走了。她一边走，一边伸出手，划过树叶，又划过墙壁。她手背上的许多地方全划破了。她看望了母亲，在新租的公寓住了下来。她曾对母亲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是的，活着都没意思了还做什么呢。从此，朱丽恍惚若蓝，蓝得深不见底。后来，朱丽认识了公寓里的一个风尘女。一天深夜，那个女孩打来电话说，你来一下。朱丽说，都这么晚了。女孩说，我有急事。朱丽赶到夜总会，女孩说，刚才我父亲就坐在下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我都绝望了。朱丽问，现在呢?女孩说，他刚刚走了。朱丽问，你为什么跳脱衣舞?女孩说，我喜欢。朱丽的眼睛一眨没眨，她好像没有感到意外。“我喜欢”就要逃避父亲，就像朱丽“要再爱”就要逃避那场死。朱丽往回走，在“我喜欢”中，那抑或是一种自由?一种怎样的自由呢?《蓝》中，有许多这样细微的迸发的东西冲撞着我，这是基斯罗夫斯基式的冲撞，在“地下”。
　　朱丽偶然知道，丈夫生前是有情人的，是一个见习律师。她去找她，她看到她怀孕了。女律师说，你想知道他爱我吗?朱丽干脆地说，他爱你!转身就走了。朱丽把那座要卖掉的房子送给了女律师。爱情无非如此，消灭它才可能再开始。她去找奥利维耶了，她对他说，我想听你的曲子。朱丽一直是不想听的。奥利维耶说，还没有结尾，结尾我想不好。朱丽坐在椅子上说，我想听!音乐响起，朱丽又说，停，去掉打击乐，钢琴在这儿进来，重来……一个真相被揭开了。原来，帕特里斯的音乐许多都是朱丽代写的。朱丽能够工作了，她天才的音乐感觉从她说话的语调以及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透了出来。她安静了下来，在音乐面前，在爱情面前。
　　我第一次在想，句号中间为什么是空的?它绳索般套在活着的人的脖子上，是无法取下来的。句号的威慑力，看来永远都不是结束——如果你还爱他。
　　(方素娜摘自《青岛日报》2008年1月18日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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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射”之殇

作者：佚　名




　　公元前522年，周王朝的国君周景王想造一套名叫“无射”的大型编钟，其中包括原来没造过的体积更大、声音更低的大钟。
　　为了这件事，周景王先征求大臣单穆公的意见，问他对造“无射”钟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单穆公说：“不行!铸大钱已经耗损民资，又铸大钟，会使耗损加重，这样下去对国家不利。钟是为了让人听的，钟声太低，耳朵听不清，就不算钟声了。这就好像眼睛看东西，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不过在一步左右；再看远一点儿的，也不过在一丈左右。能够听出大钟声音的细微差别的，不过只有个别人能做到。何况先前的国君制钟，大不出二尺二寸半，重不过一百二十斤。还是不做为好。”
　　周景王不听，又去问盲乐师伶州鸠。伶州鸠说：“我是不如单穆公的。我听说，政治像音乐。音乐要和谐，音乐所用的音要服从和谐的需要，音律的调整就是为了达到乐音和谐的目的。音乐中讲音高的标准，就是讲乐音要有一定的规律。古代的‘神瞽’(盲人乐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写定最好听的乐音的范围(从某个音到某个音)，提出它的标准，决定某个乐调的标准音有多高，再用这个标准来调钟。钟调试准确了，奏出的音乐才和谐，和谐的音乐才说明国家的政治秩序完善，百官才能有道有法，各有所施。并给周景王讲了一大通音乐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去比喻治国的道理。
　　但是，周景王不听，仍要造“无射”钟。
　　钟造好后，乐工们都说钟是“和谐”的，而伶州鸠则说“不和谐”。他说：“天子大约要由于心痛而死去吧!声音是音乐的车厢，钟是发音的器物。天子考察风俗因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汇聚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的乐器发音不纤细，大的乐器发音不粗犷，那样就使一切和谐。一切和谐，美好音乐才能完成。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在心里，心安就快乐。纤细就不能让四角都听到，粗犷就不能忍受，内心因此不安，不安就会生病。现在钟声粗犷，天子的内心受不住，难道能够长久吗?”
　　两年后——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
　　后来史官对此事的总结是：这套钟果然不和谐。
　　(伊人摘自《天涯社区》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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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红颜九百年

作者：李蕴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