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父说:“刀法乃精、气、神所致,实在五行之外。”
“谢师父。”徒儿起来,拱手。然后背转身去,却是不走。横在小道上,如一截树桩。
“师父,天罡刀法就算无敌于天下,若是师父另传他人,徒儿与他也只是个平手。”
师父长叹,说:“为师已是风烛残年,你是我最后一个徒弟,这话可不是今天说的啊!”
“别怨徒儿放心不下。”徒儿说着,转过脸拿眼睛向小道一边的断崖斜斜,“师父从这儿跳下去,就算说了真话。”
断崖万丈,但见崖边烟雾缭绕。
师父心中打个寒噤,随即哈哈大笑。
师父说:“只是担心爱徒的刀法未必学到了家。”
徒儿想,他的刀法已经炉火纯青,这一点他自己心里绝对有把握;师父笑,说明这刀法果然有解。
“求师父指点。”徒儿又跪下了。
师父把撑着的伞收拢,一边说:“何必如此多礼,起来吧。”
待徒儿起来,师父将那伞伸到他面前说:“你未必一刀能断得了它。”
徒儿知道江湖上有以伞为兵器的,并且巧藏机关,暗器伤人煞是厉害。但是师父所用兵器虽多,惟独没用过伞;况且,这把普通的竹骨纸伞,还是他自己给师父买的,就在附近小镇上一家伞铺里买的。难道师父有什么神功一下子将它变成了铜针铁骨?即使是铜针铁骨,他的天罡刀法只要斜削下去也能将它挥为两段。
徒儿于是想:好吧,就削了这伞,看你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想罢,抽出刀来,运足平生功力,斜着照准那伞,一刀挥去。
这自然是一把极普通的伞,哪里需要许多功力。一刀下去,纸伞顿时骨散筋飞,师父手里握着的只是一把竹匕。然而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徒儿用力弓身的一瞬,师父的竹匕也就从他的后脑直穿咽喉,把他钉在青石板上。
山雨凄迷,山风如诉。
师父老泪纵横,一声长啸,扑下山崖。
(赤子之心摘自《小小说十年宝典》图/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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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诚信
作者:陈 佚
这事发生在全国闹饥荒的年代。
我们村有陈、李、杨、郭、殷5姓1100多口人,其中陈李两家为大姓,占了全村人口的90%。
我家便姓陈。族里有个出了五服的老爷爷,叫陈文成,他辈分极高,我爷爷还得管他叫爷爷。穷人家孩子多,他老婆一口气生了7个儿子,最小的孩子大家都称为“七爷”,刚3岁。
那年天大旱,地里种别的粮食不见收成,只能种地瓜。种地瓜要育瓜苗。为了来年春天能种上地瓜,冬天就得开始育苗。农村人的土办法是用火炕育苗。把地瓜放在土炕上,盖上被子,炕下面烧火控制适宜的温度,让地瓜发芽。
几万斤地瓜堆在一间大屋里,释放出的香甜的气息,对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诱惑。而这几万斤地瓜育出来的苗,关系到全村1100多人第二年的口粮。因为陈文成的忠厚老实,在村里有口皆碑,生产队决定让他负责烧地瓜炕。
不久村里有人议论说,陈文成家吃饭的嘴最多,让他去烧地瓜炕,满炕地瓜不被他偷光才怪呢。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某日晚上,乌云遮月,看到陈文成背着沉甸甸的一个筐鬼鬼祟祟地往家里走……
不过这些毕竟是捕风捉影的事,陈文成偶尔听见了,也只好装聋作哑。
这年冬天特别漫长。饥寒交迫中,村里饿死个把孩子之类的事已经不稀奇了。晚上听到村后乱坟岗上传来隐隐的哭泣声,人们也习惯了。可是当人们听说陈文成家的7个孩子,已经只剩下4个的时候,还是惊讶得合不拢嘴。陈文成家饿死了3个孩子,这怎么可能呢?生产队长决定去地瓜炕问问陈文成。更惊讶的事发生了,守着满满几炕地瓜,陈文成竟然饿得躺在炕下爬不起身来!他听到动静,转动着一对呆滞无神的眼珠,茫然地望着掀开门帘进来的队长……
队长找来人,用门板把陈文成抬回家。原来,陈文成不想让剩下的4个孩子再饿死,这两天把自己的那份地瓜都给孩子们吃了,自己饿了就喝口水!一块地瓜能救活一个孩子,可陈文成竟然没动过一丝偷的念头,他宁可眼睁睁地看着3个孩子先后饿死!队长一拍大腿嚷道:这样的好人饿死了天理难容,大家牙缝里再挤一点儿,队里多给他家一口人的粮食!
周遭只有一片抽泣声,没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发生在遥远的岁月里,带着悲壮色彩的“挨饿”故事,对我一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它让我常常记取,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它让我养成吃饭时捡起饭桌上掉下的每一粒米饭的习惯;它让我对粮食充满敬意,至于我的老爷爷陈文成,他高大伟岸的身影,永远立在我的心中。
(丁小勇摘自《杂文选刊》图/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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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作出选择
作者:奚同发
音乐学院的最后一次考试,他整装而坐。同学们的琴声从耳边飘过,那一刻,他眼里噙满泪水。算算从6岁练琴至今近二十年,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拉琴。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一个人竟然可以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么久!
上了音乐学院,他仍然是那种很规范的学生。老师一再对他说,你的技术真不错,可小提琴是门艺术,仅仅靠技术是不够的。
他知道,主要是没感情。虽然与一把琴相伴了这么多年,但他对琴真的缺乏感情。儿时练琴,是在父亲一次次强迫下开始的,迄今为止,都弄不明白为什么父母那么逼着他拉琴。甚至,父亲上班后,还专门用摄像机对着他,看他是否在练琴。多年来,练琴似乎成了他与父亲之间的一次次智力较量。他从来没有办法战胜父亲,比如说,家里为什么父亲在时就有电,父亲外出就没了电,直到考上音乐学院附小他才弄清楚,是父亲把门外的电闸关了。想借父亲不在家看电视或打电脑游戏,根本不可能实现。那时候,每天除了上学,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练了那该死的琴,就连做梦都是如此。
也曾上台演出,也参加了全国比赛,也获得过掌声和鲜花,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因为小提琴而快乐起来。一旦拉琴,一种从心底浸漫过来的忧郁,让他无法进入真正的音乐世界。老师多次提示他,如果能够把这种感觉融入拉琴,一定会有不凡的表现。但是他所有的情感只能存在于拉琴前后,一旦握琴在手,弓弦相遇,就成了赶乐谱,一段接一段,直到把它们拉完。起初见到他的教授们,一个个对他都充满信心,这么小的年龄就有这么好的技术,完全可以调整过来。直到他从附中考入音乐学院,大家才失望地说:可惜了,可惜了。没有人能改变他。他成了学院众所周知的“另类”。不过,大家都在关注他,人们实在想看看,他到底会变成个什么样子……
终于站在老师们面前,这是他在音乐学院的最后一次拉琴,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项自选曲目。当老师用目光表示他可以开始后,他的弓子一反常态地先是在琴弦上一碰,发出了很响的一震。继而,徐徐进入,不久已是琴声四溢,灌满了音乐室的角角落落。从来没有这样放松地拉过琴,时而弓飞如雨,时而间滑如泣,揉弦、双音、拨奏,悦耳、辉煌、明亮、阴柔、泪水、奔跑,他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暴雨狂风无奈无助,大开大合往来飞梭。他的琴声,诉说着一个琴童哀求抗争、淋漓尽致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乐……
没有什么名曲,也没有用现成的曲目,他拉的是自己的曲子,拉的是自己多年来不愿学琴的历程。起初他只想着随便拉一拉,毕竟是最后一次学校考试——他一生考了多少试啊?没想到,他拉得停不下来,拉得那样忘情,泪飞如雨,就连在座的同学和老师也为之动容。
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右臂发麻,弓子脱手而出,琴弦上定格的是铿锵有力的一个回响——“咚”……
音乐室内一片寂静。继而,从老教授开始,掌声如潮。学院最有身份的老教授鼓着掌站起来,身后立刻有两名学生扶住教授,三人一起慢慢走向他。
拉得太好了,这才是小提琴艺术。孩子,你是这批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一位。老教授这样说时,脸上写满了兴奋和喜悦。见他无语,教授身边的同学提醒道:这就是说,你的毕业成绩是全校最优秀的,你可以毕业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张了半天说不出话。全场的掌声终于停下来,安静得可以听到有些人的呼吸声。
泪再一次流下来,牙咬着下唇哆嗦着,他突然双臂向空中一扬,身体像展翅飞翔的大鹏,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我终于,可以不拉琴了……
那声音拖得很长,在音乐室内不断地叠加传递回响。
(赵子昂摘自《羊城晚报》2008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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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很残酷
作者:余泽民
新年前,我去塞格德看朋友,彼什迪家是我必到的一站。
在许多帮过我的朋友里,彼什迪是和我最要好的一个。彼什迪的父亲埃米尔是琼格拉底州警察局的刑警上校,曾在我身份“黑转白”时帮过大忙。不过,我从没见过他穿警服,每次我去找彼什迪,都见他穿一身休闲装,说话慢条斯理,面带微笑,只要别人话音未落,他就不会张口,给人感觉更像一位以倾听为职业的心理医生。难怪彼什迪的母亲总开丈夫的玩笑:“他不仅在同事里人缘很好,罪犯们也都喜欢由他审问,好像自愿帮他破案一样。”
每次我去彼什迪家,母子俩都会争抢着给我说埃米尔的新笑话。可是这一次,或许由于我成了作家的缘故,埃米尔未等家人开口,自己主动向我讲述了一件刚发生的烦心事:圣诞节时,埃米尔值班,整座大楼空得让人心慌。妻子跟儿子、儿媳去奥地利滑雪,他感到特别孤单。忽然,他想起楼上关着一个涉嫌杀人犯,这桩案子由他负责,但找到的证据还不充分。
上校让人到拘留所把嫌疑犯提过来。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他出人意料地和犯人说:“你看,今天是圣诞,我也一个人,你也一个人。今天晚上不是提审,而是一起吃一顿饭,随便聊聊。”说完,他派人到隔壁餐馆打了两份快餐,边吃边侃些男人的话题:足球,女人,盖房,学生时代……起初犯人还很紧张,后来就开始争辩。过了一会儿,办公室突然寂静下来,犯人的眼睛东转西转,不敢直视,动作逐渐放慢,最后费劲地狠咽一口饭,半张的嘴忽然喘息起来。
埃米尔敏感地皱起眉头,知道对方肚子里在想什么,他忽然冲着犯人失控地呵斥:“你给我闭嘴!你听见没有?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说完再次按响电铃,命令将嫌疑犯带回关押的房间。
“上校先生……我……我就是。”未等狱警出现,对方就迫不及待地交代了,仿佛他的回答迟些,自己的喉管就会被割断。
说到这里,埃米尔脸上流露出烦闷与沮丧。他问我:“你学过心理学,又是作家,也许我说的只有你能明白——从良心上讲,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让我觉得自己‘手段卑鄙,动机龌龊’。”
显然,那家伙招供并非慑于上校的威严,而是自己没能扛住圣诞夜的感动。事实上,埃米尔提他出来陪自己吃饭,目的并非要感动对方,而是没有扛住节日里的孤独。
“那个蠢货,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绞索……”埃米尔的语调里充满懊恼,“现在可好,犯人是招了,可我觉得自己犯了罪似的。别人不仅不会理解,反会觉得我是办案高手,更让我烦。”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样子像是自言自语,“这东西……人在用的时候真要小心。”
“您指什么?”我不解地问。
“感情,我指感情!”他的情绪有些激动,“真想不到,一点点爱就能有那么大能量,一点点同情,片刻之间竟能置人于死地……”
这时候,正在一旁鼓捣电脑的彼什迪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心不在焉地插嘴道:“爸,我看您也能写小说啦。”
埃米尔瞥了儿子一眼,摇摇头,然后自嘲地挥了下手,将话题转到物价方面。但是,整个晚上我都觉得该对埃米尔说点儿什么,即使不是直接的安慰,也至少该表示自己对他的讲述有所触动。但是直到起身告辞,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话,离开的时候照例跟一家人亲热地吻别,当我的脸被男主人的胡子茬刺痛时,心里涌上了一股复杂的心痛。
(施兴摘自《深圳商报》2008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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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记
作者:聂鑫森
宽敞的画室里,静悄悄的。
初夏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洒满了窗前那张宽大的画案。画案上,平展着一幅装裱好并上了轴的山水画,右上角写着5个篆字作题:南岳风雨图。
年届60岁的知名画家石丁,手持一柄放大镜,极为细致地检查着画的每一个细处。他不能不认真,这幅得意之作是要寄往北京参展的。何况装裱这幅画的胡笛,是经友人介绍,第一次和他发生业务上的联系。
画是几天前交给胡笛的。胡笛今年40岁出头,美院毕业,原在一家幻灯厂当美术师,能画能写。后来下海了,在湘潭城开了一家小小的裱画店,既是老板又是装裱工。同事们都说,胡笛的装裱技艺比一些老一辈还强,且人品不错,何必舍近求远,送到省城的老店去装裱呢?
画是胡笛刚才亲自送来的,石丁热情地把他让进画室,并沏上了一杯好茶。石丁素来是不让人进画室的,这次之所以破例,是因为要当面检查这幅画的装裱质量,如有不妥的地方,他好向胡笛提出来,甚至要求返工重裱。
胡笛安闲地坐在画案一侧,眼睛微闭,既不喝茶,也不说话。石丁对于衬绫的色调、画心的托裱、木轴的装置极为满意。更重要的是这幅画没被人仿造——有的装裱师可以对原作重新临摹一幅,笔墨技法几可乱真,然后把假的装裱出来,留下真的转手出卖。
石丁的画已卖到每平方尺一万元,眼红的人多着哩。眼下,画、题款、印章,都真真切切出于自己之手,他轻舒了一口气。且慢!因为他是第一次和胡笛打交道,对其人了解甚少,不得不更加谨慎,故在交画之前,特地在右下角一大丛杂树交错的根下做了暗记,用篆体写了“石丁”两个字,极小,不经意是看不出来的。石丁把放大镜移到了这一块地方,在杂树根部处细细寻找,“石丁”两个字却不翼而飞,他又来来回回瞄了好几遍,依旧没有!
石丁的脖子上,暴起了一根一根的青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不是自己的原作,而是胡笛的仿作。这样说来,胡笛的笔墨功夫就太好了!石丁从十几岁开始学石涛,尔后走山访水,参悟出自家的一番面目,自谓入乎石涛又能出乎石涛,却能轻易被人仿造,那么,真该焚笔毁砚、金盆洗手了。
就在这时,胡笛猛地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石先生,可是在寻那暗记?”
石丁的脸忽地红了,然后又渐渐变紫,说:“是!这世间小人太多,不能不防!”胡笛端起茶杯,细细啜了一口茶,平和地说:“您设在杂树根部处的暗记,实为暗伤,是有意设上去的。北京城高手如林,若有细心人看出,则有污这一幅扛鼎之作。您说呢?”
石丁惊愕地跌坐在椅子上,问:“那……那暗记呢?”
胡笛说:“在右下部第5重石壁的皴纹里!‘石丁’两个字很有骷髅皴的味道,我把它挖补在那里,居然浑然一体。树根部处空了一块,我补接了相同的宣纸,再冒昧地涂成几团苔点。宣纸的接缝应无痕迹,补上的几笔也应不会丢先生的脸。”
石丁又一次站起来,拿起放大镜认真地审察这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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