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的那张网眼小，渔民告诉我：它是用来在浅海边拖小鱼小虾的。
　　依我的看法，只要网绳结实，细密的网应该是最佳的捕鱼工具，因为小鱼小虾都不能漏网，何况那些膘肥体壮的大鱼。
　　然而，渔民指着细网对我说：它是捞不上大鱼的。由于捕捉大鱼前，网内早被小鱼小虾占满，大鱼在此已无“容身之地”。
　　拖大鱼的网，网眼很宽，不仅会漏掉虾蟹，那些不够分量的鱼也将被逐一放弃。
　　细想想，在生活的海洋里，我们总捕不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那条大鱼，也许就是因为自己使用的网眼太小，放弃不了那些本该放弃的小虾小蟹啊!
　　(石景琼摘自《思维与智慧》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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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右腿

作者：陈永林




　　拄着拐杖的蒋大庆忽然感到右腿又钻心地疼。蒋大庆放下拐杖抱着右腿坐在地上，额头上沁出一层汗。
　　“爸，要上医院吗?”蒋小春背起蒋大庆，“地上湿气重，你不能坐。那儿有块石头。”
　　“不要紧，老毛病，疼一疼就过去了。又要变天啦。”一到变天时，蒋大庆的腿就疼，比天气预报还准。
　　“爸，若不是你救我，腿也不会……”
　　“别说了。”蒋大庆打断蒋小春的话，他不想再听到蒋小春感激的话。“其实我喜欢变天，变天时，我的腿就会疼，腿一疼，我就想起我母亲。知道吗?这是幸福的疼痛……”
　　蒋大庆五岁那年，父亲患肝癌去世了。为治父亲的病，为办父亲的丧事，母亲把房子都卖了，还借了不少钱。
　　母亲在村头搭了间草棚。
　　开初母亲不想再嫁，可要债的逼得紧。母亲只得把自己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十六岁的男人，条件是那男人帮她还清债。
　　那男人并不喜欢蒋大庆，动不动就对蒋大庆拳打脚踢。蒋大庆自然讨厌那男人。
　　蒋大庆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上学。男人说没钱。蒋大庆帮队上放牛，一天挣五个工分。
　　同蒋大庆一起放牛的还有小牛、大头、瘌痢等几个人。蒋大庆他们把牛绑在山上的一棵树上，然后去偷队里的庄稼。红薯、花生、甘蔗、玉米，只要能吃的都偷。只是这些庄稼都是秋天熟，春天夏天就没庄稼偷了。因而蒋大庆喜欢秋天放牛。
　　一天，蒋大庆几个人很无聊地躺在山坡上。蒋大庆忽然看见两只鸡在草地上找食。蒋大庆朝伙伴一使眼色，伙伴们心领神会。两只鸡都被捉住了。他们挖了个坑，放上树枝，点上火，把鸡扔进火里。鸡烧熟了，喷香喷香的，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
　　后来他们又偷吃过几次鸡。终于被人发现了。母亲拿根竹鞭劈头盖脸往蒋大庆身上抽，蒋大庆身上被竹鞭抽得皮开肉裂。“你快说，还偷不偷?你快说呀!你说不偷，我就不打。”蒋大庆咬着牙，就是不出声。母亲丢了竹鞭，大哭起来：“我的命咋这么苦啊!老天爷，你还不如让我死了好。”
　　蒋大庆长大后，不想小偷小摸了。蒋大庆已同小牛、大头、瘌痢商量好，准备晚上去偷镇上的一家商店。蒋大庆母亲知道这事后，苦苦哀求蒋大庆别去做这事。蒋大庆不做声。母亲跪下了。蒋大庆说：“你想我不去，除非打断我的腿。”
　　母亲拿来一根扁担：“那我真的打断你的腿，就当我没治你的腿，就当我那一千多块钱扔进水里了。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该治好你的腿……”
　　蒋大庆十二岁那年，右腿红肿了一块，母亲要带他去医院。蒋大庆不肯去。后来蒋大庆疼得走不动路了，才答应上医院。医生一检查，竟是骨髓炎，要马上开刀。医生说：“要是晚来两天，就得截肢。”
　　蒋大庆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再也拿不出钱了。母亲背着蒋大庆回家。从医院到家里五里路，母亲背了一点儿路就气喘吁吁的，双腿也发抖，但母亲咬着牙往前走。
　　蒋大庆三天就得去医院换一次药，来回都由母亲背着。
　　蒋大庆不知道他治腿的一千多块钱是母亲一年“拾荒”来的。别人田里的棉花没捡尽，母亲去捡；别人地里剩下的苎麻，母亲去打；没挖尽的红薯、花生，母亲去挖；还去捡麦穗、稻穗。为他治腿的钱还不够，母亲卖了三次血。
　　“你打断我的腿呀!打呀!”“你以为我不敢打?我情愿养你一辈子。”母亲抡起扁担，狠狠地往下砸。蒋大庆吓得忙跳下床，往外跑。但晚了，扁担重重落在蒋大庆的右腿膝盖上，蒋大庆倒在地上，抱着腿号啕大哭：“我的腿断了，你真心狠，真的把我的腿砸断了……”
　　蒋大庆晚上自然没去偷商店。小牛、大头、瘌痢去了。三个人刚撬柜子，就被守夜的人发现了。三人怕被捉住，一人抡起一把凳子往守夜的人头上砸，守夜人被砸死了。
　　潜逃的三个人很快被抓到了，也很快判了死刑。
　　蒋大庆的腿当天就被医生装上了石膏，并用夹板固定了。两个月后，去了夹板，拆了石膏，蒋大庆的腿一点儿事也没有，走路一点儿也不跛。只是变天时，膝盖隐隐作痛。
　　那时的蒋大庆没想到会在十年后失去半条腿。蒋大庆记得那是个阴天，他吃过早饭就往镇上赶，他在镇上开了一个服装店。蒋大庆走到铁路边上时，一辆火车“咣当咣当”地来了。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仍在铁轨上捡破烂儿。火车越来越近，蒋大庆啥也没想，冲过去抱起小孩……后面的事蒋大庆不知道了。
　　小孩得救了，蒋大庆的右腿却被截去一半。
　　那小男孩也来看蒋大庆了。蒋大庆说：“你叫啥名字?”小男孩摇摇头。蒋大庆说：“我给你取个名，叫蒋小春，喜欢这名字吗?”小男孩点点头。
　　“好啦，腿不疼啦。走，去看你奶奶去，去跟她说说话。”拄着拐杖的蒋大庆走得很吃力。“我这腿一疼，就知道你奶奶在想我，想和我说话了。我也想你奶奶了，也想和你奶奶说说话……”
　　到了坟墓前，蒋大庆放下拐杖，坐在坟前的草地上说：“娘，儿子又来看你来了……”
　　(冯国伟摘自《天池小小说》2008年第1期图/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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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上的颤抖

作者：晓　蓉




　　我是在最近的一次参加婚礼的晚宴上注意到那一幕的——
　　婚礼司仪请一对新人的至亲上台讲几句祝福的话，新郎的父亲作为双方父母的代表走上台，一手接过司仪递过的麦克风，一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折得四四方方、棱角分明，两只手一面一面翻开，所有可以念的字一点点变得完整。在一张16开的纸上，纸被右手握至1/2的位置，离我们惯常看书的距离远一些。我想他一定是老花眼，却忘记了戴眼镜。这位父亲开始念那些流于形式的字，声如洪钟，时而听到夹杂的颤音，继而一个高分贝的词会蹦出来盖住他潜意识的脆弱。他一直念，在故作镇静里愈来愈大声地念他的祝福与心愿。我一直抬着头，我看到他握纸的手在剧烈地发抖，像秋风里欲坠飘摇的叶子。
　　这个很短的仪式落在我心里，让我觉出疼痛与残酷。在他走下仪式台后，婚礼上更热烈的掌声与喝彩此起彼伏，人声鼎沸的宴会，绚烂得似放了烟花。人们会很快忘记这位老人，因为他不是盛宴的主角，他不过是最后一次履行他的义务与职责。天地永远是孩子们的天地，生活始终朝着孩子们快乐的方向行走。我主观地认为，这个仪式应该改为只需父母见证，而不是站在台上，穿着拘谨的衣服，读模式化的字句，然后心里一万次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还有，不必感伤。
　　而见识过大场面的父辈，又如何呢?我看过一个女同事的婚礼录像，同样的一幕重新呈现。我记得女同事当时说，他的父亲一生为官，开过无数次会，做过无数次报告，结果一样紧张得站在台上手一直抖。还有一幕，在婚宴之前，女同事的准老公去接她，出门前，女同事的母亲忽然抱住她，在她的脸颊上缀上一吻……母亲的心里，我猜想，已泪如雨下。
　　可见，迎来送娶，是痛并快乐着的。对孩子而言，成人的标志是成家立业。对于父母，儿女的婚姻意味着他们的人生旅程将开始转向，从此之后，他们可以像年轻时那样，牵着手，彼此对望，知心的话通过掌心的温热传达给对方。但是在婚礼上，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一个长者被逼至聚光灯下，他怎能不紧张得手足无措?
　　此时此刻，身份忽然变得没有了任何意义。
　　(龙沙冷月摘自《城市快报》2008年2月22日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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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母亲

作者：刘海波




　　她家世显赫，父母均是当地的高官，从小享尽荣华富贵。而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从小没有了父亲，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然后节衣缩食地把他送进大学。然而这样两个身份迥然不同的年轻人相爱了，爱得那么纯洁和执著。大学毕业了，当所有的校园情侣都劳燕分飞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跟随她去了她的家乡，因为在那里，她的父母早已给她安排好了工作。
　　她知道父母不会同意自己与他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给她物色好了一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并且极力地撮合他们。可是她没想到父母的态度会那样地坚决，尤其是母亲，当她把他领到他们面前时，母亲一脸的鄙夷，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贫困农村出身的孩子的，而且，那时的他，放弃一切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
　　本来他就对她阔太太般的母亲怀有敬畏，现在这位阔太太又对自己横眉冷对，使原本就寡言的他变得更加木讷、呆板，于是就愈加的不讨她老人家的欢心。可是无论她的父母对他如何冷漠，他都不计较，因为相比较起他对她的爱，他完全可以承受那样的白眼、冷言，甚至口水。他想为她家做点儿什么，也许她的父母会改变一点儿对他的印象，比如，去她家时带一点儿名贵的烟酒，给她的母亲买点儿高档的化妆品，或者，到她家帮忙干活儿，他有的是力气，拖地、擦窗，将一整袋大米扛上五楼。可是很快地，他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看到她家的酒柜里摆满了外国名酒，他还听她说她母亲的一小瓶眼霜就两千多块。而且，他看到她的家里被两个保姆收拾得一尘不染，根本无需他插手。他知道凭他的能力，是无法取悦她的父母的，于是他所能做的就是加倍地对她好。他知道她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她每天要面对母亲的指责、谩骂和眼泪，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
　　自始至终，她都与自己的母亲顽强地抵抗着。可是到了最后，坚持不住的却是他。也许是他觉得他们之间有着太大的距离，总之，他提出了分手。她是不同意的，她搬出了他们从前的约定，她历数他们吃过的苦，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敲打在他的心上。于是他说那好吧，然后他提出让她这个假期跟他回他的老家一趟。他想，也许她看到那里的贫穷与落后会同意与自己分手。
　　火车、汽车、摩的，然后又步行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他大山深处的家。果然，她看到他的家后有些震惊，她完全没有想到他家会是这样穷，两间用黄土垒起的茅草房，屋里除了一铺炕和一张桌子以外没有任何家具。院子是用栅栏围起来的，散养着几只鸡。
　　他带她见过了他的母亲，一个和蔼慈祥的农妇，有着山里人的质朴，穿着一件干净整洁的蓝褂子，那件蓝褂子显然是为了迎接她的到来才穿上的，因为上面的褶痕清晰可见。一见面，她就被他的母亲亲热地拉过手，手里被塞进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后来她听他说，他们家乡的风俗，在冬季，只有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主人才会提前煮好鸡蛋，趁热放到客人手里让客人暖手。
　　他的母亲有着洪亮的大嗓门，不住地夸她长得俊，还说山里风大，要她注意保暖，别着凉了。说了一会儿话，就开始吃饭了。他母亲不住地给她夹菜，说她太瘦，要多吃一些，炖的一只土鸡几乎一半都被夹到了她的碗里。
　　晚饭后，他母亲手脚麻利地铺炕，说赶了一天路，一定乏了，要早一些休息才好。因为只有一铺炕，她和他的母亲睡在一起，他打地铺。炕被烧得热乎乎的，被和褥子都是刚晒过的，有着太阳的气息，她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她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天不亮就醒来了，原来是例假提前来了。她的例假向来都是很准的，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提前那么多天。她有些懊恼，幸亏包里还有上次没用完的卫生巾，于是她换上了干净的内裤和卫生巾。可是更令她懊恼的是，身下的褥子竟然被她弄脏了一大块。这时，他母亲也醒了，见她坐在那里发呆，就问她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她有些羞愧地说：阿姨，我把褥子弄脏了。他的母亲起床查看，然后就笑了，说：不打紧，不打紧。然后起身找来一块干净的被单铺在被弄脏了的褥子上，让她再睡一会儿，自己就下去做早饭了。
　　再也躺不住，于是她就起来了，她不知道该怎样处理那床褥子，但是她要先把弄脏的内裤洗一洗，因为来的时候只拿了一条换洗的内裤，如果不赶紧洗出来，身上这条再弄脏就没得换了。
　　她来到院子里，找到脸盆和水缸。初冬的早晨，水缸里已结了一层不算薄的冰。她刚要舀水，他的母亲出来了，问她是不是要洗脸，屋里暖瓶里有热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要洗一下内裤。他的母亲听了，走过来要拿下她手里的内裤，说：我来洗吧。她不让，红着脸推辞。他的母亲说：你现在不能碰冷水的，跟我你莫客气。她小声嗫嚅着：脏。他的母亲笑着从她手里夺过内裤，说道：自己的孩子，什么脏不脏的。然后拿水舀子捣碎水缸里的冰，舀出水洗了起来。那双结实的大手很快就将那条小内裤揉出一盆泡沫，她的心，充满了深深的感动。洗好后，他的母亲抬头看看阴沉沉的天，说恐怕今天不会出太阳的，然后抱来一些松枝，在院子里点燃，仔细地烤起内裤来。不一会儿就烤干了，她接过还散发着松香的内裤，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泪水，有些呼之欲出的样子。
　　第二天，他们便返回了她所在的城市。他问她：我家是不是很穷?她说是的。他又说：我们永远也无法做到门当户对，所以分手吧。她说：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她想：这次去他家，让自己收获了一种感动，而自己，要让这种感动来成全他们的爱情。于是她开始寻找适当的机会，她将那次进山所遭遇的一切，包括亲切的话语，热情的招待，温热的鸡蛋，尤其是，那冬日早晨里蹲在院子里洗内裤的背影和被燃烧的松枝映红的脸庞，一幕一幕地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在听完最后一个场景时，她的母亲不再说话，只是从此以后，对他不再反感，并且渐渐地，开始对他有了笑模样。一个月后，她的母亲让他留下来吃晚餐，在餐桌上，宣布同意他们的婚事。
　　她和他雀跃地相拥，喜极而泣。
　　在婚礼上，她看到自己的母亲握着他母亲的手，久久地没有放开。
　　很久以后，她想，是他的母亲用自己的爱促成了他们的婚事。
　　(冯国伟摘自《八小时以外》2008年第2期图/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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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假牙

作者：张志平




　　母亲的牙齿一向不太好。70岁那年，她来城与我们同住，口中的牙齿几乎掉光，稍硬一点儿的食物就难以下咽。看她扁着嘴进餐时难受的样子，我决定帮她置一副假牙。
　　母亲知道了我的想法，起初坚决不依。我知道，她怕我为此花钱。当时，一副假牙要600元。而我的工资每月才100多元。但而立之年的我，人生第一次想到帮母亲做一点儿事情。于是，我“骗”她说，牙医是我的熟人，价格可以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