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剧组,陈凯歌隔几天就会收到一封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件,虽然网络已经非常普及,但夫妻俩和两个儿子依然保持着用原始书信往来的习惯,而这些书信,也全都是毛笔写就。夫妻俩共执一支朱笔,在儿子写得好的部位加上红圈,再给他们寄回去,当做是对书法作业的点评。
　　(林海风摘自《特区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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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妻子的事业



作者：姚文冬

　　在小城,他是尽人皆知的有钱人———豪宅“都市佳苑”是他开发的,繁华的商贸街也是他开发的。我不认识他,但他妻子是我高中同学,所以多了几分关注。
　　 她家在一个偏远的村里,高考落榜后在电视台找了份临时工,偶尔当一次替补播音。那时,他还是个街头小混混,进过一次拘留所。但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她,他的心忽然就安分下来。他们恋爱后不久,她自费上了大学,后来到一家机关上班。他开始做生意,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这样的夫妻,人们多会世俗地猜测:她是因为爱财才会和他走到一起;他那么有钱,说不定包了二奶。我也想,剥去金钱的华衣,他们之间有爱情吗?
　　 一次,我和电视台的朋友吃饭,问起她,问他们真的相爱吗?
　　 朋友说,当初他对她一见钟情,不管刮风下雨整天往电视台跑。一天下班,他还赖在门口不走,被保安推倒在地,在场的人哄堂大笑,惟独她过去把他扶起来,问,疼吗?这一扶一问,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不久,她辞了电视台的工作,自费上大学,钱是他借遍亲朋好友凑来的。后来,他开了饭店,一边供她上学一边还债。之后他又开商场,承包工程,有了今天的家业。而她,始终没放弃自己收入不高的工作。
　　 可是,一个曾有过劣迹且有钱的男人,真的不会辜负她吗?
　　 前不久,我和朋友聚会,遇上他。朋友和他很熟,他主动过来和我们打招呼。当朋友介绍我是他妻子的老乡时,他兴奋地问,你也是柳桥村的吗?话里透着无比的亲切。
　　 我说我们是同学,不是一个村的。他说,那我也要敬你酒。然后,他就说开了,柳桥村是个好地方啊,柳河很美,我岳父的那些地很肥沃,是全村最好的。
　　 我正惊讶于他话里话外对妻子娘家的自豪感,他又一脸兴奋地说,今年,我岳父承包了十几亩地种花生,当时花生的价钱是每斤2元,已经可以赚不少,不想秋后大丰收,亩产800斤,价钱涨到了每斤3元,他老人家都乐蒙了。
　　 我说,你对庄稼活儿还挺在行呢。他说,当然了,夏天我还去给岳父的花生地锄草呢!有人打趣,你开着宝马去地里锄草?他说,嗯,从我和妻子定亲开始,我每年都去她家种地,我妻子锄草没我快,我锄完了一垄,她才锄到一半,我从第二垄折转回来,才在地中间碰上她,呵呵。
　　 听起来,一个家财万贯的人做这些农活,有点儿滑稽,但我从他的话语间品出了爱的滋味。
　　 一会儿,有人羡慕地说,人活到你这份儿上,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他说,怎么会呢?我妻子的单位要搞精简,她是自费生,不是公务员的编制,可能会被辞掉,她心情不好,我一直为这事犯愁呢。
　　 有人不解地问,你会在乎她挣的那几个小钱?他显得很震惊,直盯着对方的眼睛,这怎么能是钱的事呢,那可是我妻子的事业啊!
　　 那个人羞愧无言,而眼前这个男人的品质、言行,已经解答了我心中关于他和妻子感情的所有疑问:一个日进斗金的男人,居然为妻子将失去月薪千元的工作烦恼;一个衣着光鲜的事业有成者,居然坚持年年下乡为岳父的土地操劳,他心里装的,全是爱和尊重。
　　 她嫁给一个心里装满爱的人,怎么会不幸福呢?
　　 我也终于明白,对爱情来说,有钱和没钱都不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爱情,只能以爱情做参照。
　　(花恋蝶摘自《女士》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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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钥］
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作者：大江健三郎

　　月底,我就要成为一个74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于是,我提出要求,希望让我去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看看那些自己一直以来都怀疑有没有资格直接看到的东西。对我而言,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所以,我要从这里开始讲起。
　　 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岁到10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民学校上小学。现在想来,那是收集了从《呐喊》到《野草》等鲁迅于北京时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译过来的小书。母亲很爱看这本书,并把它送给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孔乙己》。
　　 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为那个伙计,想像他那样仔细地观察大人。
　　 后来,我上了大学里的法国文学系,作为一名23岁的东京的学生,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奇妙的工作》。
　　 这是一篇阴暗的小说。当这篇短篇小说登在大学报纸上,我拿到了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心里却感到了喜悦。然而,母亲却是万分失望。
　　 “你说要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叫你好好读读鲁迅老师的《故乡》。你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了:‘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隐约觉得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
　　 “母亲,鲁迅不只在《故乡》里用了希望这个词,还有《白光》里头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里头的一段话,才写出这篇小说的。”
　　 说完,我就看到了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可怕的轻蔑的神情,那种轻蔑我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母亲说道:“我没上过东京的大学,也没什么学问,只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老太婆。但是,鲁迅老师的小说,我都会全部反复地去读。你也不给我写信,现在我也没有朋友。所以,鲁迅老师的小说,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读。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有篇《希望》。你看了《希望》吗?”
　　 我坦白说,没有看过。那晚,我回到东京。母亲给我的《野草》全篇,我就在夜行的火车上读了起来。
　　 如今,我已73岁,在夜行火车上诵读《野草》,至今已经50年。我来到了鲁迅博物馆。我想要在那个翠竹掩映的庭院里,在心里默默朗诵一遍牢记于心的《希望》的全文。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道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缥缈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老实说,我还不能完全清楚把握文章的意思。但至少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母亲对年轻的我使用廉价的“绝望”、“恐惧”等词汇表现出失望,倒让我去读《野草》里的《希望》。隔着50年的光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汪新才摘自《中国青年》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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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源自国力



作者：刘　墉

　　 1978年我刚去美国时,每次坐美国朋友的车,下车常会看到奇怪的眼神。起先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位心直口快的朋友问我:“刚才你是不是有什么事不高兴,是不是我说什么话,你误会了?”
　　 我说:“没有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美国朋友说:“因为你刚才关车门很用力,我以为你不高兴。”
　　 这时候我才搞懂,过去很多人奇怪的目光都因为我关车门太用力。说实话,我一点也没觉得,加之我在台湾都一样关车门,而且从小,我母亲也总叮嘱我,关车门用点力,确定门关紧了,免得摔出去受伤。但是,跟当年台湾的车子比起来,美国的车好得多,没有车门关不紧的问题。美国人自然对我用力关门很不适应。
　　 有个学生对我说:“有个餐厅真不错。”他欣赏极了,还要请我去那里吃饭。我问有什么拿手菜吗?学生想了半天,答不上来。我就笑他:“你连那儿有什么好菜都说不上,为什么那么赞美他们?”学生说:“我发现他们不一样。第一,他们是中餐厅,按说比西餐厅吵,可是去那里的客人都很安静,因为餐厅服务生用很巧妙的方法让客人安静。”
　　 那餐厅服务生在点菜的时候,会特别弯下腰,把脸凑过来,用很柔和的声音跟你说话,好像唯恐打扰到别人。服务生这么做,顾客自然就把声音放小了。
　　 那学生还讲,有一天餐厅一个服务人员打翻了盘子,老板立刻过去帮忙收拾,他只问服务生有没有受伤,没半句怨言。清理完,还给那桌客人每人送上一份小点心,说刚才让大家受惊了。可见那餐厅多么有水平,多么优雅,连不优雅的人进去,都变得含蓄了。
　　 我们中国人说话太大声,关水龙头和关车门太用力,那可能与我们的环境有关。尽管中国经济起飞了,有些过去的习惯,一时还是改不掉。而且说不定,今天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车子老旧,还是得用力关门才安全。如果水龙头是老式的,也必须用很大力气关,才能不滴水。又因为环境比较吵,不大声说听不清楚,时间久了,大嗓门自然成为习惯。
　　 从另一个角度想,今天中国富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告诉自己,在公共场所可以小声一点说话,坐车的时候不必那么用力关门?而且,当老板的人,如果你的员工摔碎了东西,先问有没有人受伤,而别急着骂人,因为人比东西重要。
　　 我想到很多年前,有一回我到一个原始部落旅行时,坐在船头,用录像机拍两岸的景色。这时候划船的土著对我喊:“小心!前面水流急,小心机器摔下去。”我笑着问他:“你为什么不讲我会掉下去呢?”那土著倒有理了:“你掉下去没关系,到水里自然会浮起来,机器掉下去,就麻烦了。”
　　 我又问他:“如果两个都掉下去,你先救谁?”
　　 他说:“当然先捞机器,因为机器比人值钱。”
　　 我觉得匪夷所思,要知道在非常落后的国家里,机器甚至耕牛,在人们心里的价值是惊人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外国观光客跟我们一起用餐,我们的孩子打翻了果汁,或砸碎了盘子,大家要先安慰孩子,安安静静地为孩子清理,向在座的客人表示歉意,而不是当众先给孩子两巴掌。这些宽容,能让人家刮目相看。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对人的重视,反映了在众人面前控制情绪的能力,也反映了中国今天的富裕。
　　 不用担心这样会把孩子惯坏。套一句梁实秋先生的话:“谁说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我们处处看见他们在做现在这个世界的主人翁。”
　　 我们当然要对主人翁好,我们当然要培养有风度、有格调的下一代。
　　(唐正均摘自《当代青年(青春派)》2009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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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尊严



作者：莫小米

　　初冬黄昏的冷雨中,那老人仍然站在望得见大路的拐角处。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在等他的孙女,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有一天,我下班时,看见一个高而胖的女孩骑自行车从老人身边一掠而过,之后老人便慢慢朝家的方向走去。他的孙女已经是个高中学生了,根本无需他等,也不屑他等。原来老人等孙女只是个借口,为了暂时躲开下班后一面做饭一面骂骂咧咧的儿媳妇,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外面待上一会儿,为了一个上岁数的人起码的尊严,他想等在这里。
　　 老人的经历是陆陆续续听说的。这人年轻时日子过得很浑,该会的不会,不该会的都会了。没给妻儿带来幸福,却给他们造成了无尽的痛苦。妻子死于中年,儿子年近四十才娶上一个年轻而丑陋的媳妇。媳妇性情凶悍,儿子常年沉默得像块石头。如今他老了,一无所能,一无所有,无依无靠,儿子收留了他,媳妇骂归骂,到底也接纳了他。
　　 曾经同情他的邻人们,后来就不再同情他了。不是吗?他曾恣意挥霍了所有应当努力的、应当尽责的岁月,那么,到了本应颐养天年的日子,他得不到后辈的尊敬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我仍有一点点同情他,不是在儿媳妇骂他“老不死”的时候,而是不分春夏秋冬,见他在大路拐角处等待孙女的时候。
　　 “尊老”固然是被倡导的美德,可是人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
　　 一个人年轻时的努力,除了安身立命,除了造福人类,还在为自己储蓄一份尊严。当你年迈体弱时,如果你有足够的人格储备,有足够的学识储备,包括有足够的物质储备,那么你当然会有足够的尊严。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我劝你一定要给老人以尊严,无论他曾经多么窝囊多么荒唐也要给他一些,因为他已经来不及储蓄了。
　　 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我劝你一定也要为自己储蓄尊严,到老时你才会有握在手心里的真正的尊严。
　　(栀子摘自《莫小米自选集之我是谁》上海远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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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糖水和改变世界



作者：王溢嘉

　　我看到一则关于数字产业怪杰贾伯斯的报道:1997年,重返苹果计算机的贾伯斯为了推出新产品iMac,拍了一段电视广告“不一样的想法”。在观看试片时,一向睥睨众生、不可方物的他,竟当场流下了感伤的眼泪。广告内容是交错出现爱因斯坦、毕加索、希区柯克、金恩、伦农、葛兰姆等十多位创意名人的黑白画面,配上一个中年男子的沧桑旁白:“这些人是一群疯子———不适应者、叛逆者、麻烦制造者、硬要穿过方洞的圆木桩,他们看世界就是与众不同,他们对规则毫无兴趣,对现状一无尊敬。你可以引述或反对他们、尊荣或诋毁他们,但你惟一不能做的,就是忽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世界,推着人类往前迈进。当某些人将他们视为疯子时,我们却认为他们是天才,因为惟有疯狂到自认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才真的改变了世界。”
　　 贾伯斯素有“创意魔王”或“商界贝多芬”之称,前面那段广告之所以让他热泪盈眶,因为那几乎就是他个人生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