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堡的郊区,42岁的贝克多夫花了160万欧元给自己的农场屋顶全部安装上了太阳能发电板,这笔钱都是从国家银行低息贷款得来的,他个人没有出资一分钱。贝克多夫的发电板每生产一度电,国家发电厂必须以市场价格的4倍进行收购。总理默克尔亲自在文件上签了字,哪怕她任期结束,这项措施也必须坚持20年不动摇。贝克多夫的邻居是牙医葛瑞夫,他也在自家的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每发一度电,他和贝克多夫一样,都能从国家发电厂收到0.51欧元,他预计10年时间,自己就能还完银行贷款,并且可以从中赢利。
　　 上面是台湾公共电视台的专题片《国家的远见》里的片断,它向公众讲述,德国政府是如何推行可再生能源计划的。马英九上任后一个月,这套专题片正式播出。公视在做预选片时,特意加注了一句广告语:如果你是中国人,看过《大国崛起》,更要看《国家的远见》。用意不言自明,《大国崛起》关乎历史,《国家的远见》直指当下,在世界都被推平的年代,相互学习是一种国家态度。
　　 导演刘嵩在拍摄《国家的远见》之前,还拍过《城市的远见》。他发现:天性乐观的巴西人不满意美国人自以为是;韩国人深陷在对日本的历史纠葛中;德国人觉得法国人只会夸夸其谈。每到一处,都可以听到当地国民对他国的不爽。但饶有意味的是,巴西人交通道路设计正是参考了美国公交系统的设置才缓解了国家的道路运输压力,韩国人也认同日本对老龄化社会的应对之策,德国人做再生能源计划,融资办法是从法兰西银行的理财产品中得到的启示。
　　 从互相挤对到互相学习是大国的必经之路,越是讨厌的国家越有可能成为本国的老师。中国该如何学习他们?谁妨碍中国学习他们?这是应该深思的问题。
　　(天涯摘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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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那点心思



作者：段奇清

　　据说,当年蒋介石很看得起胡适。
　　 1932年11月,胡适到武汉去讲学,其时正在汉口督师的身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胡适到汉的第二天即邀请他到自己的官邸吃饭。
　　 胡适以为蒋介石是要向他这位“王者师”来讨振兴国家的主意了。在这次会晤中,蒋介石也确实向他咨询了有关教育兴国的事,还赠予胡适一套共五册他撰写的《力行丛书》。胡适从那时起也就使出全身的解数,以期对蒋介石也是对国家有所助益。然而,胡适在临终前,对蒋介石发出的却是“大失望,大失望”的悲叹。
　　 当时的胡适也曾回赠给蒋介石《淮南王书》,他希望蒋介石吸收该书《主术训》一篇的主要思想,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
　　 “无智”就是吸收众人的智慧,“无能”就是要汇集众人的能力,“无为”也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需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众人的主观能动性。胡适认为“无智”、“无能”、“无为”之“六字诀窍”是“最明智”也是“最为有效”的政治哲学,因为这样做,就能“无智”却能“御众治”,“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
　　 而蒋介石心中想的又是什么呢?从他所著的《力行丛书》可以找到答案。该丛书的第四册中,他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要点概括为“要人绝对地服从领袖”。
　　 可知,蒋介石的心思是“独裁”,是“专治”,而胡适给他开出的药方却是“为政者要信仰专家,信仰众人,接受他们诤言”的“民主”。可以说,从他们初次见面那时开始,胡适的“悲叹”已成定局。
　　由此,想起了另一个人———司马迁。
　　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怒气冲冲地召集大臣们来议定对李陵的处置问题。司马迁认为李陵为人耿直而朴实,打起仗来威武神勇。这次虽说败陷,其功亦足以彰显于天下。他的投降,或许是在等待机会来报效汉室。其实,司马迁更深层的心思,是要让汉武帝安心,不要为这件事弄坏了身子。
　　 然而,汉武帝的心思又是什么呢?
　　 在他的心中,李陵的投敌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李陵背负着原罪。这个原罪还得从李陵的祖父李广说起。
　　 汉武帝刘彻的父亲汉景帝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吴楚等七国之乱。李广时任骁骑都尉,奉命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兵平乱。为了嘉奖李广在梁国保卫战中的英勇表现,梁王刘武授予李广“将军”的军衔。李广作战勇敢,政治上却幼稚,他以为只要是刘家的封赏,就该接受。这下可犯了皇子刘彻的大忌,因为那时汉景帝曾有传位给梁王的意图。从那时起,汉武帝就将李家划入了梁王一条线。
　　 汉武帝即位后,李家就屡遭厄运。李广本人在公元119年因战事不利,作为统帅的卫青却一股脑儿地将责任推卸给他,他愤而引刀自刎。此后,李陵的叔叔李敢又因击伤了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死。
　　 李陵对汉武帝的心思也并不尽行了解,他只是以为,李家战功赫赫,却屡受外戚的挤兑和欺侮。他的心中也就一直憋着一口气,他急于立功,立大功,以重振家风。而汉武帝压根儿就不让李家再起,在这次与匈奴的战役中,汉武帝认为这是让李家从世上消失的最好机会。
　　 他下手了:首先,汉武帝故意安排李陵给和他有过节的外戚李广利当手下。如此做,他是希望李陵负气单挑独干,李陵果然就入了他的圈套。他又说不会给李陵配备骑兵,无奈之下李陵也只好答应了。汉武帝这么做无疑是要将李陵的五千步兵拱手送给单于屠戮。此是以“激将”让李陵意气用事从而陷入绝境。
　　 其次,汉武帝事先许诺由路博德作援军,可是在“诱敌深入”后,在一举歼灭敌军的大好机会到来时,却不知何故并不见路博德的踪影。对如此玩忽职守贻误军机之人,汉武帝只是说了一句:“此是老将生奸诈。”到底是谁“生奸诈”?明眼人恐怕一看便知。此便是以“不援”让李陵不得生还。
　　 再次,李陵在匈奴,汉武帝对外称派人去接应李陵回国,而派去的人实际上只会置李陵于死地。因为所派的三名大将中,李广利和路博德是李陵的死敌,另外还有一位,就是依附李广利的公孙敖。
　　 果然,公孙敖回师后就对汉武帝说,我军曾抓获一名匈奴兵,该俘虏说,李陵在匈奴已成为单于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教给单于兵法,准备大举进攻我朝。所以接李陵回国根本是不可能的。此便是落井下石让人对李陵进行“陷害”。
　　 此时,一切似乎已水到渠成,汉武帝下令将李陵一家灭门。这也是最后一步,即对李陵“断后”,让他无家可归,逼他只能死在异国他乡。汉武帝最初的想法彻底实现。
　　 当时司马迁为李陵“说话”时,他当然还没看到后两步,可他的“彼观其意,且于得其当而报于汉”的推论大体是对的。尽管汉武帝对李家如此斩尽杀绝,可直到李陵死,虽说机会很多,他也没做出对汉家江山有多大损害的事情。这也许正是汉武帝看出了李陵对汉室的“一往情深”而敢于下绝手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说胡适是已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而对他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司马迁的惨遭宫刑则是并不知道汉武帝的心思而撞在了他的枪口上。
　　 于独裁者,你的好心不会讨到好报。故而,对其心思没摸清前最好不要开口,否则,你那点文人的心思多半只能作其祭品,甚或还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莲心摘自《杂文月刊》2009年5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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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袍上的补丁



作者：李新刚

　　做皇帝的,能节俭到这分上,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北宋文学家吴垧在《五总志》上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在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已经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叫是“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也一穿多年,旧了,就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也是朴素服饰。当时,贵夫人们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而他为了节约布料,即使给自己最宠幸的夫人,也不准衣服长得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也不带花边。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又大又漂亮的露台,好欣赏山水风光。汉文帝本来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到了工匠,让他们算算该花多少钱。工匠们说:“不算多,100斤金子就够了。”汉文帝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这100斤金子合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工匠们粗粗地算了一下,说:“10户。”汉文帝听了,又摇头又摆手,说:“快不要造露台了,现在朝廷的钱很少,还是把这些钱省下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23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他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90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绵,给他们做衣服。
　　 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在他死前,最后安排了一次节俭的活动———他的丧事。他在遗诏中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为自己从简办丧事,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即按照山川原来的样子因地制宜,建一座简陋的坟地,不要因为给自己建墓而大兴土木,改变了山川原来的模样。像这样一生为民、俭朴勤政,并不断改进政策,为强国富民孜孜以求的皇帝,历史上实不多见。由于汉文帝这种廉洁爱民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据历史记载,当时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不清,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粮食一年年往上堆,都堆到粮仓外面来了。因此,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说:“德至盛焉”,“岂不仁哉!”似乎,皇帝做到汉文帝这份上,真是亏死了。你想,做皇帝的没吃好穿好,花钱都不舍得,不是白当了吗?可老百姓喜欢呀,千秋万世都想着你。后来赤眉军攻进长安,所有皇帝的陵墓都被挖了,唯独没动汉文帝的陵墓,因为知道里面没啥值钱的东西。
　　
　　(精灵摘自《文史月刊》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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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为何写专栏？



作者：叶匡政

　　俄罗斯总理普京近日为《俄罗斯先锋》撰写了专栏文章,他的处女作名为《解雇一个人为什么那么难》,据说是杂志总编的命题作文。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裁员问题不可避免,这无疑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话题虽然平民化,但一经普京之手,似乎就有了深意。普京在文中写道:“越是大型的组织争斗越激烈。每时每刻都会有冲突产生。这些矛盾都是源于人们互相追逐各自的利益。”普京承认在他任职总统的8年中,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也顺便表示了自己在俄罗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普京写专栏并不让人吃惊,因为近年来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在文艺与体育方面的才华。从打猎、钓鱼、骑马,到他的柔道黑带段位,以及虎口救险,去年还公布了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均引起各国媒体的关注。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似乎也是俄罗斯男性时尚潮流的引领者。给各国公众的印象是他既有艺术化的政治谋略,也有政治性的艺术灵感。让人们常常想起那首在俄罗斯流行的歌《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会舍我而去的人。”无怪乎他会成为俄罗斯姑娘心中的偶像。
　　 不过普京此举,倒让人联想起政治家与文化的关系。一个政治家能在打理政务之余,从事一些与写作或艺术相关的事,不仅能使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不那么刻板,也能让民众对文化多一些尊重。中国古代就有这个传统,三国时代的曹操、曹丕、曹植所开创的建安文学,就引领过一个时代的文风,诗、赋、文方面均有突破,让当年已趋衰微的文学焕发了生机。唐宋八大家中的多位大家,也是当年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就是到了近代,孙中山、陈独秀也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西方政治家中,也不乏这样的角色,英国首相丘吉尔还凭其《二战回忆录》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政治家摆弄文化,也担心两种情形。一种是并不理解文化理想与人文精神,只是一味地附庸风雅,只是显得多才多艺,虽换来一片虚假的叫好声,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象。这方面做得最离谱的,要算前苏联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他喜欢对别人说自己的故事,说得也很诙谐,于是有人建议他写小说。果然他不负“人民众望”,《垦荒地》《小地》等小说陆续面世。不过此事却让勃氏声名狼藉,最终有人爆料,这些只不过是枪手的代劳。历史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一旦暴露出是个水货或赝品,反而毁了一个政治家的名声。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把文化当做谋取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文化和政治总有点亲戚关系,尤其是在非常时期,文化对公众的煽动性要远远超过政治。借文化来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也是一些政治家热衷的手段。
　　 普京能写专栏文章,还是值得政治家们思考一下的。这至少显示了政治家与公众平等对话的意愿,比起清一色的公文报告来,肯定会让公众少一些对最高权力的畏惧。这种带有个性化的沟通方式,只要是对自己真实内心思想的表达,无疑会拉近政治家与公众的距离。比起等级森严、高高在上的权力秩序来说,这种政治家的“小动作”也会使政治生态显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
　　(唐正均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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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威廉的寒酸下葬



作者：可　器

　　温斯顿?丘吉尔写的《英语民族史》第一卷里,记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征服者”威廉的下葬。
　　 威廉是英格兰国王,他原来是如今法国诺曼底的一位公爵,他率军打死了原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结束了不列颠上撒克逊人的统治,所以得了个“征服者”的大号。
　　 1087年,威廉在征战中马失前蹄摔伤,不治而死。他的下葬既不风光也不顺利。丘吉尔写道:“威廉的最后旅程也并不安宁。在墓地,一个叫阿斯林的人喊叫说,那块地皮(指墓地)是已故的公爵(威廉的法国爵位)从他父亲手里夺去的,他在众人面前要求惶恐不安的教士主持公道。”
　　 这超出了所有中国人的最大想象力。一个国王要块地皮下葬,居然有人不以为荣还出来捣乱,甚至让主葬的教士“惶恐不安”。不要说给皇帝或国王建陵了,今天就是给资本家建个写字楼,我们要强行拆迁一下,也容不得你捣乱。“王法”呢?城管呢?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丘吉尔写道:“最后他(阿斯林)得到60先令,征服者威廉才寒酸地入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