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答案是:经济衰退期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很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在经济衰退期,人们酗酒的情况少了,抽烟少了,肥胖也得到了控制。经济衰退造成的失业还促使人们去攻读更高的学历。另外,空气变清新了,交通也不那么拥挤了。
斯坦福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在经济良好时期,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不太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最多也就是去一下健身中心。但是各阶层的人都酗酒成风(特别是在开车之前),对于高脂肪的食物或者包装食品都吃得非常多。并且,不少人还常常忘记关心自己的家人。然而,在经济衰退期,人们却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望长辈,也更愿意亲自看护孩子,而不再是把他们送进收费昂贵的午托班、晚托班。
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助理教授格兰特·米勒认为,在经济良好时期,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常常超时超量工作,沉重的压力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a class="channel_keylink" href="http://www.5istudy.com/lib2/family/dzyx/index.html" target="_blank">健康。“回家吃饭和锻炼身体似乎都是在浪费时间。”然而,一旦经济开始衰退,薪水下跌,工作岗位缺少,年轻人就会发现只有更高的学历才能获得好的职位与薪酬,因此便继续去求学深造。而年纪大的则会提前退休,因为工作的收入与以前相比实在相差太远。
这一观点恰巧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多夫·鲁赫姆于200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经济衰退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吗》论文的观点不谋而合。鲁赫姆教授研究了1972年至1991年的死亡概率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与经济的起伏作了比较。结果发现,失业率每上升1%,死亡率就会下降0.5%。
尽管经济衰退导致自杀率平均上升了2%,癌症死亡率上升了23%,但是相对于因心脏病和车祸死亡人数下降的比例,前两个比例就低多了。有关报告显示,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因车祸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就会下降2.4%。鲁赫姆教授在他的另一篇论文《困难时期的健康生活》中也提到,在20世纪9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烟民的数量,尤其是老烟民的数量,减少了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健康学教授拉尔夫·卡塔拉诺说,虽然经济衰退不是什么好事,但是经济衰退的确能促使人们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说:“人们担心失去工作,所以他们就会时常警惕自己的行为,比如少喝酒,不再开快车。”
环境学家也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他们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就在两年前经济状况还不错的时候,消费者平均每吃四个苹果就会扔掉一个,平均每两年就会买一台新电视机,每搬一次家就要重新装修厨房。但今天,那些原本拒绝为环保而节俭的人们也不得不因为囊中羞涩而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经济衰退的另一个好处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下降。食品价格开始大幅度下降,为了招揽顾客,有些超市甚至打出了“一英镑比萨饼”的招牌。油价下跌,房价跌幅达到了10.9%,抵押贷款利率也在下跌。更多的人转到ebay上去淘宝。事实上,连ebay上的商品价格也下降了。
繁华商业街上的店铺里便宜商品也越来越多,连牙刷都在打折。英国零售商协会的理查德·达德说:“这是近年来幅度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降价风暴。”
也许会有人说,至少经济繁荣能使人们更开心吧?事实也不完全是这样。英国国内数据统计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满意度一直保持在87%左右,不过这个数字却低于20世纪70年代那次大萧条时期的数字。看来,多喝几杯咖啡或者多看几场球赛也未必能使人们对生活更加满意。
所以,尽管谈不上对经济衰退鼓掌欢迎,但是它带给我们的也不全是抑郁和沮丧。至少,它能让我们重新关注自己的健康,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汪新才摘自《发现》
2009年第1期))
惊起千只鹤
十几年时间,他们四个一直不断猜想,那天如果没去上学,可能就不会被选去做演员,可能就会学习做个本分的人,找份平常的工作,一直到老。不过,那一年七月,什么都给改变了。
他们四个那时都还是农场子弟中学的学生,一个电视剧剧组到农场来取外景,还要在中学里选几个配角,他们四个人,范波,小东,芙蓉,玲敏,都是十六岁,被剧组从学校的各个班级里选出来,在电视剧里演和他们身份年龄相同的中学生。他们演的其实就是自己,又能吃苦,电视剧拍了四个月,他们渐渐不想回学校读书了。
有一天,剧组到一片芦苇荡边上去拍外景,他们穿过密而高的芦苇荡,拨开最后一丛芦苇的时候,一个水波浩荡的湖泊出现在他们面前。与此同时,湖中的小岛上,一群白鹤猛地拍着翅膀飞了起来,飞过早晨碧蓝的天空,最后在地平线尽头消失了。那一刹那的美丽,他们一生也不会忘记。
电视剧拍完了,他们每人得了一笔报酬,在他们,已经是一笔巨款。四个人怀着一点失落又回到了学校,但经了这么一场事故,他们再也不是从前的自己。农场忽然变小了,周围的人变得乏味,可以预见的未来苍白了。四个人虽不在同一个班,从此之后反倒结下一种别人不了解的情谊来,常常聚在一起,谈的也无非是拍电视剧时的苦与乐。
终于,芙蓉和小东决定,带着那些钱上北京当演员去,一去就找当时剧组的副导演,因为那人在告别的宴会上拍着胸脯说过:“以后来北京找我。”找见了那副导演,那人却根本没认出他们来,最后勉强地接待了他们。他们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什么关系,靠跑龙套渐渐混出名堂那一套在这里又行不通,但也只有继续往前走。芙蓉渐渐在一些二流片子里频频露面,没能大红大紫,总算站住了脚,小东却一直不得意,渐渐就往酗酒的路上走,连到手的工作也丢了。
四个人再一次见面是十二年后,在小东的病床前。玲敏当初用那钱交了自费大学头两年的学费,成了农场中学第一个到外省念大学的人,又一路考下去,就要出国。范波毕了业,没去做家里给找的工作,自己折腾着点生意,慢慢也有了规模。
四个人一照面,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都是被际遇点化过的人,有了与常人不同的梦想,生活立刻跌宕起伏,沧桑之后,说也无从说起。恍惚间,只是听见似乎有大群的鸟拍着翅膀,从清晨的天空掠过。
(郭明春摘自《京华时报》)
可以永远,但是不一定青春
forever young,永远青春,这对我这么一个46岁的中年女人来说,是非常甜蜜的谎言。
人都会老的,年轻的人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保留青春,而是去保留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点点滴滴。永远青春,生理上是不可能的。而所谓ag?鄄ing gracefully(优雅地老去)可能比拼命要留住必须消失的东西要明智一些。服老是好的心态,而强迫自己年轻是很窘迫的事情。
萧伯纳曾经感叹说:“青春为什么要浪费在年轻人身上。”王尔德的《格雷先生的肖像》讲述了一个永远青春的故事,而其目的是说,永恒的青春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二战以后,法国政府调查香奈儿小姐和一个德国军官的一段情事,当问她为什么和德国人有染时,四十多岁的香奈儿回答道:“在我这个年纪,如果还有男人喜欢你,你已经不再考虑他拿的是哪国的护照了。”美女,特别是聪明的美女,都知道如何向年龄妥协。
我认识一个美女,她说只要出太阳她尽量不出门,怕自己晒黑了;笑的时候她尽量不眯眼睛,为了防止眼角有鱼尾纹;她根本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味道,因为她很有毅力地在保持自己的身材。她自己开玩笑地说,等她死了,墓碑上应该写着:某某某,由于怕老所以未老先死了。
我们要保存的东西很多,但青春是最不值得花工夫留的,因为根本就留不住。
(秦忠山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12月29日)
拉威尔的规定
1947年,俄罗斯旅美钢琴家弗拉迪米尔·霍洛维茨44岁,事业正如日中天。
同一年,美国钢琴神童拜伦·贾尼斯刚满19岁,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从不收徒的霍洛维茨收下了贾尼斯。有一天,霍洛维茨决定教贾尼斯弹法国印象派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的一首名为《泉》的作品,并嘱咐贾尼斯说,拉威尔曾经特意在曲谱上注明:整首曲子不得用一次踏板。贾尼斯试着这么做,却发现不用踏板的结果就是让这首曲子变得极为干涩,“就像一个干涸的泉”。
“我决定不听老师的,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弹。”贾尼斯后来说,“从那之后的30年里,我一直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弹这首曲子,该用踏板的地方就用踏板。”但是,贾尼斯心里也一直犯嘀咕,不明白拉威尔为什么会写下那么一条不合情理的规定。
后来,贾尼斯终于得到机会去拜访拉威尔的故乡。拉威尔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幢小房子里,房间里仍然摆放着他生前使用的那架钢琴。那时贾尼斯已经成长为一名世界级钢琴家,因此得以被允许在那架钢琴上试试身手。大概是出于某种逆反心理吧,贾尼斯决定弹那首《泉》,而且用足了踏板。出乎意料的是,踏板让这首原本温柔和缓的曲子变得极具压迫感和侵略性,不忍卒听。
贾尼斯仔细一想,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原来,这间屋子实在太小了,墙壁和钢琴靠得很近。如果使用踏板的话,过于戏剧化的音响没有地方释放,必然堆积在一起,原曲轻灵舒缓的特征就将消失殆尽。但是,如果是在音乐厅里弹奏这首曲子的话,不加踏板却会让曲子变得干涩平庸,毫无韵味。
(木子辰光摘自牛博网)
郎朗的危机
郎朗的自传里,描述了因为手伤停止练琴一个月的特殊经验:“这一个月的经历让我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发现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喜欢静心读书,喜欢逛城市的不同角落,喜欢看电影和电视。我认识到,钢琴并不是惟一美好的事物,朋友很美好,莎士比亚很美好,扣篮也很美好。迪克介绍我听法兰克·辛纳屈的歌,我觉得他的歌也很美好。在这段时间,我才终于学到了我所受教育的最重要一课∶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那一段话里,郎朗提到的每一个“喜欢”,都是他生命里面没有的。他有的,只是不断练琴练琴,不断梦想自己如何如何成功。
郎朗书里写了很多跟钢琴有关的事,但整本书本质上仍然比较接近“成功励志著作”,而不是一本音乐书。从头到尾,钢琴都只是郎朗用来成功的工具、手段,而不是他生命中寻找到的目的。他最突出最明显的生命故事,是在贫穷、恶劣的环境中,选择了钢琴演奏为力争上游的方式,在爸爸的引导催逼下,靠着没有人比得上的成功欲望,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不只成功了,而且大成功。
不幸的是,书中传出的这种励志信息,并不正确。一个成功冒出头的郎朗的背后,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没有出头的男孩女孩。拿音乐当工具追求成功,郎朗爬上去了,但这并不代表其他人也都能成功,然而在“郎朗神话”笼罩下,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家长会羡慕郎朗、仿效郎朗走的路,用这样的态度逼小孩学音乐?那会是最可怕的灾难。一个每天练琴八小时的小孩,能够和郎朗一样成功的几率,小于万分之一,可是这样的小孩,将来的生命几乎百分之百会变得跟郎朗一样不平衡。没有朋友、没有书、没有电影、没有街道散步、没有运动,甚至没有音乐。
没有音乐?是的,这样长大的小孩,没有听过法兰克·辛纳屈,没有听过爵士乐,他很可能连贝多芬的交响乐都没有认真好好听过。音乐被窄化到就是他要去练到能够演奏出来的那一小部分,演奏出来参加比赛、演奏出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演奏这样的乐曲,而不是为了表达什么样的经验或情感而演奏。
这样的人没有办法真正和音乐发生关系。这几年一些乐评家对郎朗的恶评几乎都集中在他对待音乐那种炫耀表演、不重视内涵的态度。弹古典乐曲,他缺乏对于理性形式的思考与尊重,弹浪漫派乐曲,他也缺乏内在真实澎湃涌动的浪漫情感。他的音乐都在手指上,只在手指上。
累积的恶评构成郎朗未来演奏生涯最深刻的危机。郎朗对那些钢琴以外他“喜欢”但无助于让他更“成功”的事物,有多强烈的渴望?他愿意花多少时间多大代价去追求那些美好事物,进而从那追求中得到的经验与感受表现在音乐里呢?
简而言之,他有多大的勇气承认、面对自己生命不平衡的缺憾?他又会花多大力气让自己走上比较多元且平衡的路?郎朗的音乐成就高下,显然就取决在这件事的选择上。
(黑子摘自《深圳商报》)
历代帝王领手机
都说历史容不得假设,其实假设一下会很有意思,比如现在我只把手机发给过去的君王,历史就会变得妙趣横生起来。
从夏商周直到清末,历代帝王都排好了队。第一个领到手机的当然是夏启,他表示将在死后把这部手机传给他的儿子太康。太康出猎,有穷氏攻袭都城,国防部长猛拨太康手机告急,却发现太康忘了带,于是都城沦陷,咱们称这段插曲为“太康失国”。
此后,开始有人追求豪华机型,除夏桀一年要换几千部新款手机外,晋武帝和隋炀帝也是有名的大烧包,特别是杨广,常常腰挎几十个新款mp4,在老外跟前炫耀。周厉王倒不赶时髦,但他一向禁止别人发短信,因为“防民短信,甚于防川”,他不喜欢老百姓私下交流对他的恶心。
周公和召公两人共享了一部手机,因为他俩搞的是“共和执政”,所以手机也轮换着使,一般是按日期,逢单周公,逢双召公。有时轮差了,常常让诸侯找不着北,明明打给周公,那边说“喂”的却是召公。周幽王老是用手机报假警,一会儿说夷狄入侵,一会儿说犬戎犯边,搞得诸侯神经错乱,他的目的却是博女朋友褒姒一笑。
话费最省的是汉文帝,这人一辈子勤俭节约,穿裤子摞补丁,召集臣下开会舍不得通话,一般使用短信群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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