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超大屏幕的是汉武帝，你知道他的脾气就是好大喜功，他喜欢ot756，有时也会挎摩托罗拉a760。汉哀帝最爱选吉利手机号，因为他非常迷信。汉殇帝和汉冲帝根本就用不着手机，一个刚满月就当皇帝，才当8个月就夭折了，另一个两岁半即位，3岁就翘了辫子。至于晋惠帝，你猜得到他根本不会用手机，因为他是低能儿，那个问老百姓怎么不吃肉粥的傻子就是他。
　　不会发短信的几位都集中在五胡十六国，他们中有几十个不识字。南北朝的宋废帝最变态，一天至少要砸坏300个手机，不然会很郁闷，就像他必须一天杀一个人一样，我一直怀疑他有虐待狂倾向。陈后主爱玩手机游戏，不过比起明武宗还差点儿，那个有名爱玩的正德皇帝在湖中操炮炸鱼，翻船淹了个半死。唐玄宗爱下载手机铃声，南唐后主则擅长编写短信，亡国后改做短信写手，经常上传“小楼昨夜又东风”之类。南宋光宗的手机则动不动被老婆检查，其皇后李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用手机最长的当然是康熙，他在位61年，而他玄孙的玄孙溥仪最后一个领走了手机，让我喘了口气。
　　其实如同可以改变法国史一样，手机也可以改变这些中国帝王的运气。太康如果挎手机出猎，后羿就没有机会成为夏王。周幽王如果用手机求救诸侯，犬戎就不会砸烂西周。就连周文王进羑里，他的监牢生涯也不会那么寂寞了，可以没事用手机跟孩子们聊个天什么的，他一百多个儿子呢。不过这样一来文王就不见得再去“演易”，手机在手，没工夫，也没兴趣。
　　事情就是这样，信息短缺会使人迟钝，也会使人更聪明，流行手机的时代不流行哲学家。
　　
　　（孟宪忠摘自《世界新闻报》
　　2008年12月31日）
　　



恋爱也是孩子的学习课程

　　“早恋”，在我这里根本连问题都不是。在我看来恋爱是人的一种正常感情活动，与生俱来，早也可能发生晚也可能发生，三岁的孩子还会爱上幼儿园女教师呢，并且拥有爱的能力难道是坏事情吗？难道要自己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得爱，是一个傻子就好吗？
　　这也许是我开通，也许是别人的不开通。恰恰相反，我一直关注和担心的是，在我女儿亦池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在她进入女性发育的时期，在她应该情窦初开的年龄，她应该具有正常的生理意识和反应。孩子的健康绝对是第一位的。如果我孩子连一个正常的人都不是，那重点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我可喜地看到，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很可爱的小男孩，向我的亦池献殷勤。之后，小学，初中到高一，一直都有，我一直都是心怀喜悦的，并且我会把这种喜悦感传达给我的孩子，让她为自己拥有男性的青睐和肯定而喜欢自己的性别，为自己的性别感到自豪和自尊自重。
　　实际上，情窦初开时期的小男生小女生，感情是非常纯洁的，一般都是幼稚得可爱。不管社会上有多少影视在表现男女情爱，不管有多少画册充满性别诱惑，对于少男少女们来说，那都是突兀的隔膜的外面世界，他们自己，还是要从纯洁的感动和友爱开始，笨拙地摸索和学习人类的相爱。这种最初的情感，如果没有受到外界的道德谴责和恶性羞辱，多半是可以促进和刺激学习激情的，一般被爱慕的孩子，自我感觉会很棒，学习会更加用功，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在爱慕者面前丢脸；而爱慕他人的孩子，学习也会更加用功，每一次考试他都希望自己考得更好，引起他爱慕对象的注意和重视。在学校这个空间和环境里头的孩子们，功课是他们首要的价值表现，操场和篮球赛是他们惟一展示自己矫健身姿的地方。因此，爱的情感会促使他们更加发奋和聪明。
　　让我大惑不解的倒是老师和家长们，所有成年人不都是从少男少女过来的吗？对自己那个时期萌动的美好感情以及身体的纯洁与幼稚，不都有着亲身的体会吗？为什么这些成年人要以阴暗淫秽的心理揣度孩子们，一定要丑化他们，污辱他们，激发他们的反叛心理，同时，也等于是用成年人的阴暗性心理教唆了孩子们，诱发了性罪恶极具诱惑性的一面。极度的禁锢非常容易导致极度的渴望。无知的孩子一旦坠入成年人的性陷阱，自然难以自拔。
　　我这里没有这样的糟糕问题。我的亦池没有这样的糟糕问题。我只是认为：一个人的恋爱最好能够选择恰当的时间和空间。我惟一担心的，也就是我的孩子不懂得选择好时间和空间。因此，我也偷看过我孩子的日记和信件。我偷看的心态，主要是想了解孩子的真实状态。因恋爱毕竟是私人的，少女毕竟是羞涩的，这是她个人的秘密，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也总是机密的，这种机密感是他们独自的享受。我宁可偷偷看一看，也不要穷追猛打地找孩子谈话和追问，我不会要求孩子一定告诉我关于她私人生活的真话，我尊重她的享受感。即便我偷看了，我也还是没有偷看的结果。
　　我偷偷看到，我的孩子一直有人爱慕。也发现我的女儿似乎从初中就在“恋爱”。这种“恋爱”更恰当地说是孩子们在试探和体验一种更加成熟的人际关系，他们交流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学习和考试如何，球赛或者班级竞赛怎样，某个老师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的品位和学识如何，某个同学的人品、性格、智商如何，是否应该与他们交朋友，等等。更让我得意的是，我女儿的文字和文笔，远远好于她的追求者们。她的回信写得那样好！那样措辞婉转而又不失原则！小小女孩儿骄傲和淑女得很呢！她的日记告诉我，她“遗憾”地发现，她还从来没有看上过任何男生，连成绩最好的某某男生也“没有文化”，还有“不少性格缺陷”，或者“吃相难看，举止粗鄙，小里小气，只能当做一般朋友了”。并且“这一次期末考试，我一定得超过他，让他受到打击，懂得什么叫做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还有：“某日晚自习，与几个女友密谋，造虚假约会纸条一张，作弄某某男生在花坛独自徘徊几小时，开心至极，看他还敢不敢轻浮，见女生就追。”孩子啊孩子，还真是顽皮呢！可是，如果像他们这般年纪不顽皮，人生还有什么年纪可以顽皮？青春少年不互相作弄好玩，人生还有什么阶段可以作弄好玩？人生许多错误，难道不正是越早犯越好吗？只有年轻人有的是时间来吸取经验和教训。
　　说实话，作为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眼力和定力，还富有幽默感和正义感，我觉得这正是我期望的女孩子。我认为恋爱也是学习课程之一，如果获得好成绩，一辈子的幸福就有了很好的基础。我可不愿意让我孩子把所谓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课本知识上，读书一直读到博士，最后变成了一个傻不愣登的老处女。
　　“世上最难学懂学透的学问，就是如何享受生命。在我们所有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生命。”———这则我年轻时候不知从哪儿摘录在笔记本上的名言，在我女儿最初的教育方向中就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名言，后来在我的阅读中，与我一再邂逅———这是法国作家蒙田的人生经验。
　　
　　（阿紫摘自《知识窗》
　　2008年第11期）
　　



量力而行

　　库尔勒的香梨落地即化，据说远看有梨落地，走近寻不见踪迹，可见香梨之酥脆。我路过库尔勒时，看见卖香梨的老乡，买了十公斤只花了一元钱。我蹲在地上，守着一堆梨肆意尽情地享用。新疆干燥，多数水果处在无菌环境中，所以也不用洗，尽管放心食用。我一直吃到站不起来，才想起要站起来。库尔勒香梨之好吃是不能形容的，只有在新疆库尔勒本地食用，才知其梨甜美。
　　新疆的水果都好吃，糖分高，我记忆中的葡萄、西瓜、哈密瓜、香梨、无花果，还有杏，无一不是果香扑鼻，入口甘甜。二十多年前，商品意识淡漠，水果没人贩运，就地消化，所以新疆的水果特别便宜，还以公斤论，差不多都是几分钱一公斤。
　　在阿克苏，我路过一片杏树林，满树大白杏，构成一幅奇异景观。我年轻的时候，很少看见果树上挂满了果，在白杏压满枝头的杏林面前，我的口水啊，至今一想还满口生津。
　　杏树下坐着一维族老汉，身边有几个铁皮桶，我诧异地问他：“杏多少钱一斤？”老汉说：“两毛钱一脚。”我当时还诧异两毛钱是两角，怎么是一角（脚）呢，当我弄清两毛钱允许向杏树踹一脚时，我惊喜天下有这样让人兴奋的买卖。
　　我给了老汉两毛钱，拎起一只桶，走向杏林深处。杏树大小不一，我选择一棵硕大无朋，枝头低垂的杏树，铆足了劲儿，背过身像马尥蹶子一样，猛踹杏树，脚腕子都快肿了，结果是一颗杏未落；我刚想再接着踹，老汉说：“再交两毛！”我一下子就老实了，选择了一棵细弱的小树，不轻不重地踹了一下，掉下的杏也捡了半桶。
　　那天杏林告诉我，凡事不能太贪心，要量力而行。
　　（乔真摘自
　　“马未都的博客”）
　　



鲁迅非要喜欢梅兰芳吗

　　鲁迅和梅兰芳不相能早就是文艺界的一桩公案，随着电影《梅兰芳》的热映，这一话题再度被热炒。而“倒鲁派”似乎也找到了新的证据：瞧瞧，被鲁迅所贬损的梅兰芳直到今天都多的是热捧者，愈显其文化地位上的卓越不凡，用导演陈凯歌的话来说简直“惊为天人”，此足以证明鲁迅之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好好先生们则不免感叹：要是鲁迅和梅兰芳能彼此欣赏甚至引为知己，那该是怎样的文艺佳话啊！
　　 鲁迅似乎对“梅兰芳”这个名字过敏，曾因人将他与梅兰芳“并为一谈”而认为是对自己“极大的侮辱”。检索《鲁迅全集》，其提到梅兰芳的地方达9处，虽然并非每处都是贬损和嘲讽，但确实没有一处是赞扬。两人惟一的一次晤面是1933年在上海出席欢迎萧伯纳的聚会，但晤面并没有促使两人有进一步的接触和交往，反而给鲁迅留下了萧伯纳“问尖”而梅兰芳“答愚”的不好印象。与鲁迅的“小气”和“狭隘”相对应的是，尽管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被政治人物抬上神坛，成为“中华民族文艺的方向”，但在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中，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却极少出席，即使勉强来了，也是迟到早退，更从不发言，哪怕是附和几句也不肯。
　　 梅兰芳对鲁迅的“不敬”和“反感”当然可以看做是一种自卫的情感本能，最起码现有资料证明是鲁迅先惹的他。虽然梅兰芳没有田汉那样开阔的心胸（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后来高度赞同鲁迅戏剧改革的思想），但却要比郭沫若的见风使舵更有原则和血性。从这一点来看，梅兰芳倒是和鲁迅脾气相仿、心性相通，骨子里都有着不屈服、“不宽恕”的韧性和倔强。
　　 两个大师级的人物何以不能兼容？恐怕更多要归结于鲁迅的偏激。事实上被鲁迅所嘲讽过的名人大师又何止梅兰芳一个，胡适、林纾、李四光、徐志摩、林语堂、蒋光慈、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廖沫沙、周扬、章士钊、吴宓、夏衍……哪一个不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而鲁迅对梅兰芳的揶揄和嘲讽，其要害还是文化观念上的否定而不是对梅本人的攻击。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可以看出，鲁迅对“男人扮女人”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有着本能的反感，所以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旨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这也是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除了对这种男扮女装的所谓艺术感觉别扭之外，梅兰芳“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的封建士大夫趣味也是鲁迅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鲁迅当年的个人见解并没有损及梅兰芳的艺术地位，而梅兰芳及《梅兰芳》在今天的受吹捧也并不证明鲁迅不喜欢梅兰芳就是一种错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绝对的艺术标准，允许不同的声音甚至“偏见”的存在，既不影响艺术家的声望，也无损评论者的价值。就个人而言，在鲁迅高居神坛的日子，我会更多留心梅兰芳的成就；而在“梅兰芳热”的当下，我更愿意去读读鲁迅的那些“偏见”。
　　
　　（清风摘自“魏剑美的博客”）
　　



马戛尔尼的结论

　　这件事发生在父亲的晚年，当时他正在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
　　一次，我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正在往桌子上摊牌。父亲为了休息或是思考一下写出来的东西，经常做占卜的游戏，但是他将牌摊好之后，仍然继续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在心里估算：如果占卜中了，他将这样做；如果占卜不中，那就要换一种方式做。
　　我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于是问道：
　　“您正在想一件什么事吧？”
　　“是啊。”
　　“想什么呢？”
　　“是这么回事。如果占卜中了，聂赫留多夫就跟喀秋莎结婚；若是占不中，就不能让他们俩结婚。”
　　等父亲占卜完毕，我问他：“结果怎么样了?”
　　“瞧，”他说，“占中了，但喀秋莎不能嫁给聂赫留多夫……”
　　接着他给我讲了普希金生活中的一段趣闻，是他的朋友麦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告诉他的。“有一次，普希金对公爵夫人说：‘您猜我的塔季娅娜最后怎么样了？她拒绝了奥涅金。这件事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就是说，”父亲说，“人物一经作家塑造出来，他便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作者只能根据人物的性格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喀秋莎和普希金的塔季娅娜只能根据自己的而不是作者的意愿行事的原因。”
　　（曹炜明摘自《中外文摘》2008年第24期）
　　



麦道夫的“黑洞”

　　麦道夫“黑洞”吞噬500亿美元事件像惊悚连续剧一样，每隔几天就爆一个受害人。汇丰刚确认10亿美元资金卷入，又爆出受害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瑟尔……受害人名单仍在不断加长。
　　这个拥有近半个世纪“白璧无瑕”从业记录的“明星经纪人”，这个被视为“大慈善家、社会的支柱、代表华尔街品质”的纳斯达克前董事会主席，竟然行骗长达20年、高达50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诈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