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只要静下心来就会发现，从飞机小小的舷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很多不同的高空美景，也引导着不同的心情。最记得有一天飞机延误了4个小时，好不容易折腾上了飞机，身心疲惫、蓬头垢面地靠在窗边。原本中午的航班居然晚到天已近黄昏。迷迷瞪瞪欲睡还休之际，忽然觉得眼角闪过一缕紫光。
　　那是黄昏的阳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空中看到的晚霞会是如此明目张胆的紫色。太阳就在我的身旁，我不用抬头就可以从舷窗望见她，她在丝丝缕缕的云层后羞怯着脸。也许是她的表情太夸张，惹得周围的云也一并不好意思起来。大家无比娇羞的粉粉紫紫，是再大胆的美术师也调不出来的颜色。黄昏的天空好像小女子的心情故事单纯而丰富，让我呆呆地凑到窗前一直看一直看，扭断脖子也不肯回头。
　　当时我突然想，如果航班不晚点，我一定会和这美景擦肩而过吧；如果不是飞到这个万米高空，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竟有如此的盛况！后来就不可收拾地爱上了高度。
　　比如说有一处挑战极限的高空游戏。一个四五十米高的架子，坐上去之后“咻”的一声在3秒钟内让你到顶———听上去就很让人讶异吧？我超爱坐这玩意儿，而且还视其他同坐的人愁眉苦脸的表情为空白，悠闲地抖腿加东张西望，而且还不解人意地和隔壁的朋友聊天（他当然没理我，改用惨叫做回答），而且还利用那短暂的3秒钟抒发情感：“好快呀！好高呀！好远呀！好美呀！”而且还变本加厉地要求拿v8上去拍高空美景，彻底体现了“高处不胜欢”的精神。
　　曾经有人这么问我：“那么高你怎么可能会不怕呢？”
　　我只能反问：“又没有人推我，我自己也不会跳下去，有什么怕的呢？”
　　我知道还是会有很多朋友为自己的恐高而困扰。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放风筝的时候对高高的天空的渴望吗？我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把站在高处当做噩梦了呢？许是经的事多了，受的伤疼了，我们才开始畏手畏脚，怕这怕那吧。
　　年少时的单纯和勇敢虽是青涩的傻事，可是比起现在的战战兢兢，我倒宁愿做些傻事呢。
　　（刘文娟摘自《中学生百科》）
　　



高尔基笔下的李鸿章

　　1896年5月，李鸿章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高尔基在长篇小说《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里，这样描写这位前清官僚：
　　在阿尔泰展览厅里，李鸿章在各色宝石陈列台前停住，小胡子直抖动。翻译官马上要求打开玻璃柜。而当启开那沉重的玻璃盖之后，这位中国老人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伸出手来，那衣袖好像自己会动似的，一下子滑向了胳膊肘，于是这只老朽不堪的铁青手臂上纤细的、留着长指甲的手指伸进玻璃柜，从一块白色大理石板上操起一枚巨大的绿宝石———这个展厅最珍奇的展品。李鸿章把绿宝石举到眼皮底下，来回瞧着，微微点了点头，便把那只拿着绿宝石的手藏到衣袖里去。
　　“这宝石他要了！”翻译官彬彬有礼地解释李鸿章的这一举动。
　　法布里丘斯将军吓得脸都白了，结结巴巴地说：“可是……请原谅！我无权做主馈赠礼品哟！”此刻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国人已经走出了展览厅。
　　小说是允许艺术虚构的，但高尔基强调的这个片断是历史真实。
　　（明月摘自《北京晚报》
　　2009年1月5日）
　　



古雅典人的迫捐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就取消了农业税，他们的城市贫民也没有税费负担，从国防到修路，包括戏剧节中合唱队的费用，一切开支都是城邦里的富人买单。
　　打个比方，雅典发生了一场地震，房屋大面积倒塌，人畜大规模伤亡，政府决定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但是钱不够，还有三千万的资金缺口。怎么办呢？大伙会让富人捐款：小明是全国首富，出两千万；小强是雅典城首富，出一千万。俩首富一凑合，缺口就补上了。
　　您会说，富人未必这么热心公益，让他们捐多少，他们就捐多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个担心并非多余，确实有富人不愿出钱。例如小明可能会说：“抗震救灾人人有份，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挑大梁？”对于小明的质问，我能想到的回答是：“您老哥最有钱，多捐一些是应该的，能量越大，责任越大嘛。”然后再帮他算笔账：“您身家过亿，只让您捐两千万；人家小强两千万的资产，却捐了一千万。这么一比，小强的责任心比您强多啦！”我这么说，是想用道德的力量感化小明，让他明白捐款很崇高，并为自己捐得还不够多而惭愧。当然，我一个人去感化远远不够，最好全国人民一起上，你一嘴我一句，有的捧他有的啐他，把道德的力量变成舆论的力量。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雅典人没有借助道德，也没有动用舆论，更没有依靠行政命令，他们逼迫富人捐款的武器是法律———雅典有一部《交换法》，按富人在财富榜上的名次，规定他们捐款的数额，排名越靠前的人，捐款必须越多，就像现在单位里级别越高的人捐款必须越多一样。如果某个富人不愿捐款，那么他必须找出来一个比他更有钱但却没捐款的人，被找出来的那位要么承认自己确实有钱并承担捐助，要么否认自己有钱并跟原告交换财产，然后迫使原告承担捐助。
　　雅典人用法律迫捐，跟咱们通过舆论和行政命令迫捐具有一样的效果：被要求捐款的人很听话地捐了款，并且捐得还不少，这对灾区人民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当然也有弊端：不管用哪种形式迫捐，都威胁到了捐助者的自由———自愿捐款和不受干涉的自由。
　　可是再设想一下，如果雅典没有迫捐的法律，如果我们没有迫捐的舆论，如果政府在募捐的时候，所有人的自由都不受侵犯，还能在同样短的时间内筹到同样多的钱吗？如果不能，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在灾后丢失生命。跟受捐者的生命一比，捐助者的自由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起来。
　　理想的状态是，大伙都不小气，都有同情心，我们凭借自愿和自律就能更加有效地抗震救灾，从此谢绝一切恶毒的善意、疯狂的情绪、煽情的镜头，以及任何人对捐款数额的任何摊派。
　　（柳影摘自《就业保障》2008年第7期）
　　



股票是养大的

　　胡立阳是美国加州圣塔克拉大学企管硕士，被媒体称为“亚洲股神”。
　　其实，胡立阳开始也和许多新股民一样赚不到钱，尽管他每天都关注着上千只股票的升降起落，可他还是赔钱。
　　一次偶然的出游改变了他赔钱的命运。
　　有一次，胡立阳到英国去看望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养了大约200只羊，他的羊每次参加比赛都得冠军。朋友除了可以叫出每一只羊的名字和特征外，还能告诉他哪只羊心情好，哪只羊好像不大舒服，这让胡立阳很吃惊。因为在他看来，每一只羊都是一样的，他并不能看出其中的分别。
　　胡立阳恍然大悟：看股票就像朋友看羊，锁定一篮子股票后，自己就应该像朋友看羊一样，观察这些股票的一举一动。用心呵护它、养育它。回来后，胡立阳不再盲目地买股卖股。而是锁定二三十只股票，每天在地上跪坐十几个小时画股票走势图，直到膝盖发炎。胡立阳一画就是3年，慢慢地，他自己画的图好像有生命了，他每天都感觉自己能听懂股票在和他说话，股市如果不好，他也会像朋友能感觉到羊不舒服一样敏感，哪天股票跌了5毛钱，也许对别人意义不大，但对他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买入点。
　　“很多人只是听朋友介绍哪只股票好，或者看不懂股市大盘就急着投钱买股票想赚大钱，这样急功近利，不赔钱反倒奇怪了。”在一次讲座上，胡立阳提醒人们道，“我当年炒股赚了钱，还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大家不能忽视，我刚到华尔街身上只有几百元钱的时候，并没有炒股，我开始炒股是打拼两年后，我拥有了一辆名车和几栋百万豪宅的时候。”
　　胡立阳的意思很清楚：股票是活物，是投资人用时间和感情去“养”大的；股票是宠物，是有钱、有闲人“玩”大的。而它给人“一夜暴富”的假象，常常会令许多脱贫心切的穷人变得更穷。
　　（赵立诚摘自《南华时刊》2008年第4期）
　　



海瑞只是一个偶像

　　说来我也写了几次海瑞了，每次都不相同，倒不是我有多大的能耐，只是因为这位仁兄实在是很难用一篇文章概括的。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海瑞同志的基本情况。
　　海瑞，男，生于公元1514年，家庭贫困，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养育他，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和读书改变命运的意念，海瑞母亲对他的教育从来没有放松过。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海瑞从小也很用功，拼命读书想考取个功名，不过很可惜，他是个很平凡的学生，似乎也没有多少悟性，考了足足20多年，胡子一大把，到了37岁，才考中了一个举人。
　　按照明代规定，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必须得等，等到现任官员死得多了，位子空出来了，举人们的机会就来了，海瑞的机会不好，流年不利，那几年官员死得不多，他足足等了4年，才混到一个位置———福建南平的教谕。
　　教谕也就是个教委主任，这是一个清水衙门，具体说来就是啥也没有，只能靠死工资过日子。可就是这么个没有人愿意去的衙门，海瑞倒是干得津津有味，他严格要求学生，每天督促学生们好好上课，为了纪念这个古板的老头，学生们慷慨地给予了他一个外号———海阎王。
　　南平的学生们最终熬到了解脱的一天，海阎王由于在教育战线上的卓著表现，被上级派到浙江淳安担任知县。
　　这下轮到淳安的官员们倒霉了，因为明代官员的工资很低，正一品官员每个月才80多石米，而海瑞县官的工资是七石五斗，他老兄是县长都只能拿到这个数，下面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官员们发扬自己动手、不等不靠的精神，发明了各种捞钱方法，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但是海瑞一到淳安就颁布规定，所有的灰色收入一概不要，大家一起艰苦奋斗吧。
　　他的号召获得了积极的响应———大家都不干了。辞职的辞职，调走的调走，反正就是不在这里呆。可是海瑞实在厉害，大家都走，他就一个人干。县长、办公室主任、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全部一肩挑，门门精通，一专多能。
　　后来他去了兴国，仍然当他的县令，虽然那里是一个穷地方，但穷地方也有穷地主，穷恶霸，也有他的用武之地。他开始推广在淳安的先进经验，恶整了那批鱼肉百姓的家伙。
　　再后来的事情人尽皆知了，他去了京城，上了那封著名的《治安疏》，把嘉靖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文中有很多经典语句流传至今，比如“天下人不值陛下久矣”等等。
　　那么，海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要承认，海瑞是一个好人，他太好了，对老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惩治恶霸地主，毫不留情，为人清廉。
　　他是个清官，但如果你认为他只是个清官，那你就没有真的了解他。因为海瑞最大的优点固然是清廉，但他最大的特点却是执著。太执著了，执著得到了偏执的地步。在他的思想中，所有的人都应该和他一样吃馒头咸菜，几件破衣服，几口破箱子当所有的财产。不管在官场上受到了多么大的排挤，多少人的陷害，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却也是他最可悲的地方。
　　张居正曾经说过，他不会任用海瑞，因为海瑞虽然清廉，却办不成事情，因为他过于理想化。事实证明，张居正完全正确，他成为伟大的改革家，因为他懂得变通和妥协，而海瑞没有。
　　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代表着人类的最高道德。老百姓无比崇拜他，走几百里地，只为了看他一眼，他的画像被贴在门口，因为大家认为可以拿来当门神避邪。他成为清官的代名词，他的光辉直到今日还没有散去。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他除了得到名声之外，并没有能够做什么事情，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海瑞的一生———他是一个偶像。他代表着绝对正义和绝对道德，他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可是绝对的道德和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市场，至少在大多数人那里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所以海瑞的永远只属于海瑞，他的一生传奇而伟大，让人叹服，却是一个悲剧，不折不扣的悲剧。
　　（侯欣摘自《新民周刊》）
　　



合意的房子

　　一个男人开着车，缓缓驶向小镇郊区。天热极了。
　　这个人很胖，穿一身轻质的浅色西服，前胸后背透出汗渍。他大概有五十岁，头发很黑，卷曲着。脸上的皮肤红红的，看上去有点热。小眼睛很亮，冷霜似的。
　　他看中了这个小镇的一幢老房子，可是房产交易所告诉他，房主格力姆斯老太太竟然标价七万五千美元，实际上，那幢老房子很破旧的，连一万都不值。
　　房产交易所的人反复劝告这个胖子，让他换一个目标，因为这幢老房子已经在他们手里握了五年，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手续费。这五年里，他们劝过那个老太太无数次，她都不肯降价，固执得就像一块石头。他们还告诉这个胖子，这幢老房子很糟糕，从来没有除过白蚁，有些梁椽将会在几年内毁掉。有一半的时间地下室有水，上层漏水，房体已经下沉五英寸左右，地面也一塌糊涂……
　　现在，胖子坚持自己来跟房主面谈，碰碰运气。
　　一路上，他没有发现一辆车，就到达了格力姆斯老太太的家。他把车停在房子对面腐朽的栅栏旁，那一排柱子就像一排散兵游勇。然后，他走到门前，拍打了两下。
　　开门的是一个又矮又胖的老太太，白发中有模糊的紫色斑点，皱纹蔓延到窄小而棱角分明的脸颊上。虽然天气很热，她却穿着一件厚厚的羊毛开衫。
　　“一定是华特伯利先生吧？”她说，“房产交易所告诉我你要来的。”
　　“是的，”胖子笑笑，“你好吗，格力姆斯太太?”
　　“如愿以偿而已。外边很热，进来吧。我的冰箱里有柠檬。不过，不要希望和我讨价还价，华特伯利先生，我不是那种人。”
　　“当然不。”胖子笑了笑，跟着她走进去。
　　房间内很暗很凉，窗子关着，还挡着不透光的帘子。房间里惟一的色彩就是铺在地板中间的那块已经褪色的带流苏的地毯。
　　老太太径自走向一把摇椅，安静地坐下，满是皱纹的双手紧紧地叠压在一起：“好吧，有什么要说的，华特伯利先生，请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