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学习不好,关掉电视,一晚一晚地陪他做功课,请补课老师。伴侣出轨也不离婚,为了让小孩有一个完整的家。
小孩初熟的时候,送到千里之外的城市上大学。他是男孩,担心他钱不够用,担心他染上烟酒恶习,担心他变成书呆子或市侩。她是女孩,担心她军训时晕倒,担心她的人身安全,担心她被男孩弄得失恋、怀孕、流产。暗暗记下他的哥们或她的闺蜜的名字备用。
小孩初涉世,担心小孩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四处托人为小孩安排工作岗位。担心小孩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担心小孩不被重视不被提拔。担心小孩找不到爱人,甚至连结婚对象都找不到。担心小孩被人骗,也担心小孩害人。担心小孩在异乡的乡愁。
小孩成了人夫人妻,还要拿钱给小孩交首付,或干脆送一套商品房给小孩,接到小孩一个电话问候已经心满意足,即便身上有病也瞒着。为小孩家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充当免费家政工。小孩要生小孩了,还要弄得自己老夫老妻离别,贴钱来当月嫂。
与股票及其他投资理财产品相比,为人父母算是当代最高危的投资,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正比,每分钟节外生枝飞来横祸辛辛苦苦一场空。与股票及其他投资理财产品相比,绑架父母算是当代最一本万利的投资,凡制造需求必引来消费,凡提出要求必得到满足。
高房价高物价绑架低收入者,低收入者绑架父母。我们名为啃老。我们名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婴幼儿产业。由假冒伪劣产品和天才教育目标共同构建的环境荼毒婴幼儿,婴幼儿问题绑架父母。我们名为谋杀。
中国的两代父母都被绑架了,光有爱已经不够。年轻力壮的这拨父母不一定给当代祖辈级父母提供了后喻文化,祖辈级父母却要拿毕生积蓄反哺他们。喝母乳长大的这拨年轻父母,现在被告诫,他们自己生的小孩,需要在小孩的每个年龄段喝不同的牛奶才能快速成长。
我们几乎忘了我们是怎样长大的。衣着光鲜的圈子里,看得到趣味的攀比,但看不到善意的释放;看得到对品质的要求,但看不到对健康的坚持;看得到忙,但看不到感恩。一大帮顾盼自雄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人,不谈自己的来自,仿佛无父无母。
绑架父母的潮流还在继续。房价和物价再高,中国的老一代父母还是愿意贴补儿女成家立业;收入再低,中国的年轻父母还是愿意为6岁以下的孩子每月付出不少于50元的教育投资、不少于300元的食品、补品和护理用品投资。婴幼儿产业依然是朝阳产业,但这个国家的天才教育已经过剩了,而婴幼儿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将令本已脆弱的“421”家庭结构陷入绝望。
莫非未来我们的小孩,要喝狼奶长大?
(岩冰摘自《新周刊》
2008年第19期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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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卖1美元
作者:刘 洪
不久前,美国一银行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底特律的一幢两层别墅,而在美国,买斤大白菜还得两三美元。许多媒体都将“一幢房不如一斤白菜贵”归咎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其实,就是10次次贷危机都不会让房价便宜到这个地步。1美元别墅的背后,显示的是底特律在城市衰退中面临的严峻形势。
这就得从底特律的历史说起。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汽车企业总部都设在此地,号称“底特律三巨头”。上世纪初,随着老福特发明的T型车成为世界最畅销汽车,底特律也迅速进入了辉煌期。汽车工人的高工资使底特律成为美国工人最向往的地方。1950年,底特律人口达到了185万。
但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底特律的支柱产业——汽车业;更糟的是,种族骚乱以及出于对“废除种族歧视法案”的恐惧,白人大量逃离底特律,即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白人逃离”。现在底特律人口不到90万,成为美国人口萎缩最厉害的大城市。
底特律的治安由此不断恶化,2007年,该城市排名全美“最危险城市”头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次贷危机,底特律的被遗弃房屋也是触目皆是,真让人感到历史的轮回和无奈。
这种状况,怎么能让人安居乐业。事实上,新房主虽然1美元买了房,但从收拾房子到能入住,估计至少还得花几千美元;再到要让人敢住,可就不是几万、几十万美元能起作用的事情了。事实上,底特律许多被废弃的房子,原房东就是倒贴1万美元,估计也都没多少人敢接手——因为在美国,当房主是有代价的:即使房子空着,每年的财产税照收不误。
底特律的衰退和混乱很有代表性。其中的种族问题同样存在于许多西方国家城市,巴黎郊区最近两年爆发的治安问题、加拿大蒙特利尔不久前的骚乱,就是例证。如果不能和谐种族关系,必然结果是治安的恶化,以及城市的进一步衰败。
另一个问题,则是经济问题。汽车工业的萧条,使失业大幅增加,大批青年无活可干、浪荡街头,治安自然就成了大问题。这一点,在世界许多单一支柱产业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同样存在。
当然,底特律现在也在努力转变。市政府正逐渐将被废弃的房屋收回、拆毁,并建设全新的社区,以此降低犯罪率;赌场也被引了进来,并作为新支柱产业加以发展。此外,“底特律三巨头”也在断腕转型,试图重振过去的辉煌。但对底特律来说,转变太晚、太慢了,民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美元的别墅就是底特律各种问题最极端的反映。其中的教训,也应该向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城市敲响了警钟。
(张德谦摘自《广州日报》图/孙红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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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和裸女的较量
作者:朱 晖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最近闹了个笑话。他上任不久,为了增强总理新闻发布室的窗口效应,决定重新装饰一番,营造一个新氛围。“我一直很喜欢乔瓦尼·巴蒂斯特·泰波罗的名画《时间揭开真相》,”贝卢斯科尼说,“如果把它挂在发布室的墙壁上,效果应该不错。”官员们心领神会,立刻找来一幅该画的复制品,按照总理的意思悬挂起来。
一切就绪,贝卢斯科尼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演讲。可是,公众好像对总理的演讲心不在焉,倒是把目光聚集在总理身后的名画上。事后,贝卢斯科尼办公室的成员开会讨论,有人直言:“这幅画上有一个半裸女郎,她的胸部就在总理的脑袋旁边,这正是让听众‘分神’的原因。”大家对此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一位摄影记者在总理新闻发布室采访贝卢斯科尼时惊奇地发现,画中的裸女竟然穿上了“衣服”。采访结束后,“穿戴整齐”的裸女照片很快出现在各类媒体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原来,经过数码加工后,画中的裸女穿上了白色的胸纱,布料遮住了原先裸露的乳房和肚脐。意大利的艺术评论家们讽刺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绝对愚蠢,我想他们都疯了!那么他们准备怎样对待意大利全国数十个博物馆内所有裸体女人的雕像?我希望无论这一荒谬、疯狂、可怜、滑稽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最好总理本人对此毫不知情。也许他的助手们是为贝卢斯科尼着想,试图避免让意大利人将他的头和乳房联系在一起,可他们这样做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广大民众同样对裸女“穿衣”事件表示激愤:“这是一种冒犯泰波罗的行为,总理办公室已经侮辱了意大利最伟大的自由艺术家之一。”
贝卢斯科尼一直是个传奇而极富争议的人物——他因创建媒体帝国而成为意大利首富,以收购AC米兰俱乐部蜚声全球,没想到刚当选总理,竟然遇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人们等待着他的回应,但他却保持沉默。
终于。贝卢斯科尼在新闻发布室再度出现,人们的注意力不禁再次集中在他身后的名画上。然而人们发现裸女又恢复了原貌,胸纱被摘了下来。“我的助手们以为裸女会夺走我的听众,”贝卢斯科尼微笑着说,“这是给我的一个提醒,今后我要保证自己的讲话有足够的吸引力。当大家都注意听我在说什么而忘记了我身后的裸女,我想到那时,政府的执政理念应该就深入人心了。”
一场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但意大利的媒体却说:“总理与裸女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薛萌摘自《读者·原版版》
2008年第10期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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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那次房改
作者:李开周
汉高祖刚建国那会儿,全国人民不愁没房住,因为政府手里早就攒够了公房,正要一套一套地分给大家,你只需耐着性子排队就是了。那时候,彻侯能分到150宅,关内侯能分到95宅,大庶长能分到90宅,公士能分到2宅,庶人能分到1宅。
也就是说,像彻侯那样的高干,大概可以分到25万平方米,关内侯可以分到16万平方米,大庶长能分到15万平方米(想来都是连田连宅的大庄园)。与这些领导相比,庶人的房子小得可怜,不过也有1700平方米,够宽敞的啦。
之所以有这么多房子可以分,是因为当时人少、地广、房源充足。秦末兵乱,十室九空,留下了大量户绝田宅;汉朝立国后,每年还有一批罚没充公的房产,都可以拿来分配。
但是罚没的房源终归有限,汉高祖、汉惠帝和后来的吕后又太喜欢封赏爵位。干部越来越多,房子却越来越少,为了让干部们住上大房子,就不得不压缩庶人的分房指标。再后来,原有的房子快分完了,每年还要新建一批住房才能满足干部们的需求,而新建住房又加重了财政负担。这时候,不管是为了社会公平,还是为了减轻负担,都有必要来场改革。
改革是汉文帝搞起来的,文帝以后,庶人不再享有分房指标,像公士那样的基层干部也不再有参与分房的资格,政府的担子一下子减轻了。至于彻侯、关内侯那些首长,房子还是照分不误的,而且仍然是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行政级别必须体现在居住面积上,这也是老早就有的中国特色。这次房改确实减轻了财政的负担,但却没有实现社会的公平。当初汉高祖给全国人民分房搞论资排辈,原本就有些不公平;现在汉文帝房改又搞特权主义,更是加大了不公平。
不公平压根儿就是帝制时代的专利,更何况那场房改是由干部们主持的,既没有信息披露机制,也不存在监督,这样的房改不大可能不搞特权,除非干部们觉悟很高,个个都是活雷锋。
(聂勇摘自《新闻世界》
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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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生存向右死亡
作者:里昂·尤里斯
尽管在饥寒交迫中仅剩下一口气,杜夫凭借着对危险和死亡的敏感,仍然保持着求生的本能和警觉,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死,将在瞬间被做出决定。
车厢门打开了,敞篷车厢的上方传来了沙哑的命令,悲惨的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上了站台。眼前的纳粹冲锋队员们,手牵凶恶的狼狗,全副武装,挥舞着棍棒和皮鞭。杜夫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左面是火车,车站外面的路上排着长长的一溜敞篷卡车,那不可能是毒气罐车。他的右面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树荫装点着的砖砌的毒气室。他观察着这个建筑和锥形的烟囱,确信他的右面一定是个杀人工厂。
人群越挤越紧,杜夫从心底生出一股不安。杜夫一边颤抖着,一边极力控制着自己,避免流露出丝毫怯意。他这一队挪进候车室后又分成了4排,对面摆着4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德国医生,身边站着他的助手和宪兵。杜夫盯着他前面的那张桌子,希望弄清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德国医生随意审视着每个经过他们身边的人,然后命令他们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或者向着中间走去。
第一条路从候车室右面的通道出去,杜夫暗暗数着,10个人里有7个是从那边出去的,他们都是老人、孩子和看起来体弱多病的人;按照他的揣测,如果右面的建筑是毒气室的话,那些人无疑将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第二条路从候车室的左面出去,外面停着那些等待他们的卡车,10个人里一般可以有两个从那边出去;他们看起来健康、有活力,如果不错的话,他们是被送到劳改营去的人。
向右意味着死亡,向左意味着生存。
然后是第三组,10个人里大概有一两个被分到这个组。他们都是漂亮的女人和男孩子,将沦为德军的妓女和玩物。
当杜夫想到自己骨瘦如柴,不可能有生的机会时,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轮到杜夫站在了桌子旁边。德国医生打量了他一下,向右撇撇嘴:“到那边去。”
杜夫温柔地一笑,非常平静地说道:“错了,医生,我可是个仿伪专家,不信你可以找张纸写下你的名字,我模仿给你看。”
德国医生呆呆地看着他,对他的冷静和对命运的判断感到诧异,死亡之旅因此出现了瞬间的停滞。两个宪兵上前抓住了杜夫,准备把他从右面带出去。
“等等!”德国医生喊道,他再一次打量着杜夫,命令他转过身来——这是个聪明的家伙,虽然是在愚弄自己。他几乎要让杜夫改从左面出去的时候,好奇让他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杜夫模仿了他的6个签名后,把便笺递给他:“还能认出哪个是你的签名吗?”几个宪兵从医生的背后伸出脑袋,看着便笺上的签名,呆住了。德国医生打量着杜夫,对一个宪兵嘀咕了几句,似乎在交代什么。然后,他对着杜夫厉声说道,“站到这边来。”
杜夫站在桌子旁边,5分钟过去了,长长的人流仍然一眼望不到头。
离开的那个宪兵跟着一个胸前戴着勋章的高级军官来到面前,德国医生把签字便笺交给那个军官,他足足研究了有一分钟。
“你这是在哪儿学的?”那个军官厉声问道。
“在华沙的隔离区。”
“都模仿些什么?”
“护照、旅行证件、任何文件。”
“跟我来。”
杜夫跟着他从左面走出候车室,上了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小车,向着奥斯维辛主营地驶去。路上,杜夫不由地想起曼德科(杜夫的哥哥)的临终遗言:“我们这个家必须有一个人活下去。”
很快,汽车驶进了奥斯维辛大门,大门上方是一行醒目的大字:解放劳工。关押在这里的人,按照身份,分别在30个劳工营里做苦力,每个人都穿着黑白条条的囚服,袖子和左胸上是不同颜色的标识。粉色代表同性恋、黑色代表妓女、绿色代表刑事犯、紫色代表宗教人士、红色代表俄国和波兰、大卫之星代表犹太人。
杜夫的标识很特别,那是一个刺在他左手上的图腾号码,从那时起,身穿黑白条囚服的杜夫·兰道的犹太编号就是359195。
(水云间摘自《青年参考》
2008年10月24日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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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犁的故事
作者:陈芸英
时序进入暮冬,冷风过境,一波波寒流来袭,伴随着倾盆大雨;这种天气对出狱刚半年的海犁,无疑是另一种折磨。
他瑟缩在大外套里,走几步路便气喘吁吁,一开口即咳个不停。好不容易走到三楼顶,他停下脚步,努力做深呼吸,清瘦的脸庞,更加憔悴。
这顶楼就是他的天地,占地一半的阳台种花养狗,另一半则是房间,地板上堆放着他编织中国结的材料,各种色彩的丝线穿梭交叉,宛如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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