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也感觉到什么，急着下车离去，我一刻不敢久留，马上拐出路口，后面传来起哄、口哨声。
　　第二天，上司问我昨天下班干什么去了，我说送乔治去介绍所了，他诧异了一下，看了看我，说了句：没这个必要吧。
　　我本来以为美国人人平等，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什么肤色，不管什么出身，但这件事告诉我，我天真了，人和人的等级观念在美国虽然没人提及，却深深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更好笑的是不单白人和有色人种间有这种观念，即使亚裔里面也有。我那时所在的公司是日资在美国的公司，公司的生意基本都是亚裔市场，照理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做亚裔市场大家更应该一视同仁。可是公司经理明确声明本公司第一优先的是日本人，接着是韩国人，再接着是中国人的客户。圣诞节，年末的时候，生意特别繁忙，货车都来不及送货，这时这种优先原则就体现了，日本人的客户都能在第一时间拿到货物，而排在最后的华人客户很多可能要等到第二年才能拿到。
　　这种日本人的优越感也不时在日本员工不经意的言谈中流露出来。公司会定期处理即将到期和过期的货物，开放给员工自由提取，有个叫山贺的销售员在同僚让他去挑拣时候，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是中国人”，意思我没那么CHEAP，连垃圾都去抢。他看到我盯着他，后面那半句没有说出口，此后我再没好脸色给他看。
　　可能正是这些观念上根深蒂固的隔阂，使得美国的多元文化是各自有各自的地盘，彼此不侵入彼此的领地，和而不同，反而保留下原汁原味的各种文化形式，用以前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的话说就是：“出门做鬼，回家做人。”
　　（乔真摘自《交际与口才》
　　2008年第10期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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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还喝牛奶吗

作者：方舟子




　　一夜之间，全国人民得了恐奶症。许多人不敢再给宝宝喝配方奶粉，改喝米汤。许多人本来已习惯早餐一杯奶，也改喝自制豆浆，豆浆机卖到脱销。不过，配方奶粉仍然是母乳的最佳替代品，改用米汤或其他食品是危险的，会让婴儿营养不良。对成人来说，牛奶并非必需品，不喝也未尝不可，但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难以被其他食品取代，比如豆浆蛋白质的品质就不如牛奶蛋白质，含钙量也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
　　在短暂的恐慌过后，我们的日常生活仍然难以离开奶制品。国产乳业的整体声誉恐怕一时很难挽回，奶粉还有进口货可供选择，但是要喝液态奶还是只能在国货中做取舍。这段时间在不同场合一直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你自己在国内时喝什么牛奶？”我的回答都是：我一般只喝巴氏杀菌奶（国内称为“鲜牛奶”）和原味酸奶。这是在美国生活时养成的习惯，但是也有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
　　生鲜牛奶含有大量细菌，必须经过消毒才能饮用。巴氏杀菌奶采用的是低温杀菌法（例如72~76℃保温15秒），并不能杀死全部细菌，更不能杀灭细菌芽孢，所以必须冷藏，否则芽孢恢复生长繁殖就会让牛奶很快变质。保质期也比较短，短则几天，长则两周。但是巴氏杀菌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牛奶的营养价值、口感和风味，所以被称为鲜奶。鲜奶并不是不能掺假，但是要做到以假乱真则不容易。虽然用来冒充蛋白质的三聚氰胺没有味道，但是它只能让掺假奶在蛋白质含量方面达标，为了使脂肪含量、比重等方面也达标，造假者还要掺入植物油、增稠剂等其他物质，这就会使牛奶有了异味。加入牛奶香精可以掩盖异味，但这又会使牛奶味道过于香浓——鲜奶只有淡淡的清香，带一点膻味。所以掺假奶虽然能骗过检测仪器，却难以骗过消费者的嘴（当然，如果消费者从未喝过真正的鲜奶，另当别论）。这可能是为什么巴氏杀菌奶在这次检查中还未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因。
　　美国市场上的非发酵液态奶基本上都是巴氏杀菌奶，大家日常喝的也都是这种奶。但是中国则不然。巴氏杀菌奶在中国市场上销量很少，平常大家喝的都是在美国市场上难得一见、中国产量世界第一的超高温灭菌奶。生产时将牛奶加热到135~150℃，保持4~15秒，随后进行无菌包装。其结果是细菌、芽孢都被彻底杀灭，可以在常温下保存（所以称为“常温奶”，包装写“纯牛奶”），保质期根据包装的不同可以长达一个月到几个月。牛奶经过超高温灭菌后，维生素损失较大，而且失去了牛奶特有的口感和风味，甚至因为乳糖的焦化而有焦味。为此厂家往往添加香精制造出牛奶的香味。
　　因此常温奶对牛奶的质量要求并不高。事实上，国产常温奶曾经大部分是所谓“复原奶”，其原料不是生鲜牛奶，而是用进口脱脂奶粉加上黄油和水勾兑出来的。虽然国家要求复原奶必须在包装上标注，但大部分产品都没有标。喝复原奶还不如自己冲奶粉喝，既省钱又避免摄入对健康不利的黄油。近一两年来由于进口奶粉大幅度涨价，复原奶无利可图，改用生鲜牛奶生产，因此导致国内奶源紧张，回收奶（过期奶）、劣质奶、掺假奶都被用来生产常温奶，反正消费者难以辨别。
　　有很多中国人患有严重的乳糖不耐症，牛奶中的乳糖会让他们消化不良、腹泻，并不适合喝鲜奶。而酸奶中的乳糖被乳酸菌分解掉了，不存在这个问题。酸奶如果是用生鲜牛奶生产的，对原料的质量要求很高，否则乳酸菌无法生存。劣质奶、掺假奶是无法做出好喝的酸奶的。调味酸奶（例如果味酸奶）则掩盖了酸奶的质量，而且可能还加了香精。所以应该喝原味酸奶。如果喜欢果味酸奶，还不如买来原味酸奶自己加果粒。不过，国内的酸奶现在有很多是用复原奶做的，而且未必都标明。
　　牛奶作为一种食品，基本的原则是越接近生鲜、调料和加工环节越少，则对原料质量要求越高，越不容易掺假。据国内乳业人士透露，通行的做法是，最好的原奶用来生产鲜奶、酸奶，其次是奶粉、常温奶，接着是花色奶（早餐奶、花生奶、草莓奶之类），然后是乳饮料，最后是工业奶粉（用于糕点、糖果等）。
　　买牛奶既要避免低端产品，也要避免高端产品。牛奶的成本基本固定，利润空间小，低价、降价往往也就意味着劣质、掺假。高端产品需要密集的广告投放，广告成本占了其成本的大部分份额。高端产品宣称的种种好处，全都是骗人或不值得的。例如，所谓蛋白质含量高，其实就是添加了奶粉；所谓高钙，实际只比普通鲜牛奶高出不到10％；所谓免疫蛋白、初乳、“造骨蛋白”等等，都不具有特别的价值。
　　（流星雨摘自《中国青年报》
　　2008年9月24日图/潘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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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两个领导时尚的人

作者：丁启阵




　　晋朝有两个名人，都姓谢，一个叫谢安，一个叫谢灵运。当然认真说起来，谢灵运是晋宋之间的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力挽狂澜的一代名相，一个是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他们领导时尚的故事，虽然赫然记载于史书之中，但是，真正留意的人恐怕并不多；对他们领导时尚的故事进行思考并有所领悟的人，恐怕就更少。
　　《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等文献记载了谢安如下两个小故事：
　　故事之一：谢安同乡有个人被罢了中宿县县令的官，回到京城时，拜访谢安。谢安问他回家有没有盘缠。他回答说：“只有五万把蒲葵扇。”谢安于是向他要了一把扇子，整天拿在手中。京城中不分做官的还是普通百姓，一看谢安拿着蒲葵扇，于是就纷纷效法，都跑去买蒲葵扇。结果形成抢购局面，蒲葵扇的价格翻了好几倍。自然，他的那位丢了官职的老乡，路费问题就圆满解决了。
　　故事之二：谢安从小就会用西晋都城洛阳书生的语音腔调吟唱诗歌，但是他鼻子有问题，因此语音比较含混（不喜欢的人说，那是掉了牙齿跑风漏气的老妈子语音）。东晋上流社会有一批人喜欢谢安的洛阳书生吟唱法，但是苦于自己的吟唱不如谢安，有人就用手捏着鼻子，模仿谢安的“洛生咏”。
　　《宋书·谢灵运传》和《世说新语》也记载了谢灵运领导时尚的情况。谢灵运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身上穿的衣服，日常用的器物，他总是要改变一下式样。结果是，每一种经过他改造的款式一出来，就会出现“世共宗之”的盛况。也就是说，立即成为全国最流行的款式，大家都纷纷模仿，成为潮流。谢灵运在服装服饰方面的创新情况已经不得其详了，我们通过文献还可以知道的是：头顶，谢灵运曾经喜欢戴“曲柄笠”，我猜想可能是一种宽檐的竹制帽子，形状类似今天的牛仔帽；脚下，谢灵运曾经发明了一种专供登山之用的木屐，被后人称为“谢公屐”，是一种前后都可以安装锯齿形状活动鞋跟的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李白有诗句描写自己梦中登天姥山的行头，“脚穿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可见谢灵运的发明影响相当深远。
　　谢安、谢灵运之所以能够领导时尚，当然跟他们显赫的家族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得益于他们的知识修养和才华风度。最重要的，那是一个人们普遍懂得尊重有知识修养和才华风度的人的时代。倘若谢安、谢灵运生于当代，尽管他们贵为宰相，贵为文坛泰斗，他们的个性化行为，就很可能不但不会成为时尚潮流的领导者，反而会成为大众嘲笑、恶搞的对象。当然，仅仅是人们普遍懂得尊重有知识修养和才华风度的人，也还是不够的，还得达官贵人、文坛泰斗，也成为谢安、谢灵运那样有知识修养和才华风度的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东晋是一个乏善可陈的朝代。但是，在谢安、谢灵运这样的人可以领导时尚这一点上，却是值得肯定的。比起今天时尚基本由胸无点墨的影视歌明星领导，政府高官的个性化言行基本都能成为民众恶搞的题材，诗人作家基本上是寒酸无能的代名词……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崇尚文化修养方面，我们的风尚内涵还应进一步与时俱进。
　　（张广强摘自《郑州日报》
　　2008年10月12日图/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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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抓狂的生活哲学

作者：何　农




　　法国人是一个矛盾的聚合体，缺点和优点一样鲜明得近乎夸张，也因此常常成为被揶揄的对象。生活中，法国人令人抓狂的本事，几乎可以和他们创造灿烂文明的智慧并驾齐驱。
　　法国人从整体上说，自觉性不高。多如牛毛的各式各样的行政规定，并没有管住人性的散漫和贪婪。虽然并非人人如此，但想浑水摸鱼占便宜的绝非少数。有这样一则故事：2001年11月28日夜里，在南部重镇图鲁兹市郊外的一个自动加油站附近，突然出现了严重塞车。警察闻讯前往，才发现塞车原因是这个加油站的汽油只卖0.47法郎（0.071欧元）一公升。谁都明白这肯定是一个数字输入的失误，应该是4.7法郎（0.77欧元）才对。但没人吭声，大家都高兴地排着长龙等着占便宜。最后还是警察叫醒已经进入梦乡的油站老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老板也只能自认倒霉。要是你问法国人“你有没有随便停车？”或“你加还是不加0.47法郎一公升的汽油？”法国人不会都说实话，可能还会以优雅的态度和你理论几句。
　　“不守时”是法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的著名的民族特征。法国人的假期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长的，法定假期是一年5周，加上各种政治或宗教节目，再加上“搭桥”(比如节日是星期四，往往星期五也不用上班，搭上这个“桥”，又到周末了)，实际上还有多少时间工作呢？现在又在实行一周35小时工作的法律，法国人在“少工作，多享受”的路上是越走越远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希望尽可能早地退休。法国经常冒出总统和总理同时举家出外度假，政坛唱起“空城计”的新闻。一个美国朋友来法国旅游，对法国人办事的低效率、对待顾客的漫不经心深有感触：法国人对事、对人，要是有他们烹调法国大菜时一半的认真劲儿和严谨态度，就好了。他真是说出了法国的病根：二战以后，法国从来没有经历过重大劫难，不需要励精图治、勤俭奋斗，大多数人满足于现状，不希望任何一点改变。
　　有些账，法国人算得特别清楚。一百多年前，清末名士陈季同曾在法国生活。一天，他在巴黎碰到一位法国老太太，指着他对身边的人说：“看那个中国人，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付的那半个金法郎才得以活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欧洲教会曾号召孩子们从零花钱中捐出半个法郎，交给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办的“育婴堂”，拯救中国的弃婴。这个老太太小时候曾经给中国婴儿捐了半个法郎，于是这一辈子见到中国人都会提起这事。这种“精明”我也有幸领教过：多年前，我拿到法国某地工商会的奖学金在法国进修，一次应邀去一个法国人家吃饭，当主人知道我是拿奖学金来学习的，立刻说：“呃，原来花的是我们的钱!”带我来应邀的一个法国朋友看不下去了，解释说：“是工商会的奖学金，不是该会会员就谈不上分摊。和政府奖学金不一样，那是法国纳税人的钱，才是每人都有份!”说得主人讪讪的……而有些账，让法国人一算就特别糊涂。我的一个朋友，楼上搬来了新邻居，有两个分别是2岁和4岁的男孩，从此他就再也用不着闹钟了——每天早晨(包括周末)，这两个小家伙“咚咚”的脚步声一定会把他吵醒，然后一整天都这样“咚咚”着，经常还加入玩具车、滑轮车等的摩擦声。他曾硬着头皮上去和对方交涉，来他家串门的朋友看不过去，也帮他上楼理论过？结果，楼上那个优雅的女主人每次都能振振有词地摆出好几条理由，说来说去都是她的理。但下次碰见你，女主人还是会优雅地打招呼、扯东扯西，一点不觉得尴尬——这就是法国人!
　　法国人的宽容有时出乎世人的预料。君不见，在前总统密特朗的葬礼上，与之育有一女的情妇，竟然与前第一夫人比肩而立，而法国人普遍认为她们这样做“很有人情味儿”。法国人自己说：“无论男女，大多数法国人、绝大多数小有成就的人、几乎所有政经要人，都有情人。”这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和法国人说起政绩颇佳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绯闻所扰的事，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样的表情：“有无这样的故事，能改变什么呢？”这种宽容不仅体现在对私人生活的尊重上。法国并非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土生土长的高卢人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但是法国容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各国移民，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已经成为法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另据统计，世界各国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人曾在法国获得过各种避难身份。
　　（洛英摘自《写真地理》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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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精神

作者：储劲松




　　杞人生于杞国，虽系大禹后裔，但原本籍籍无名，不过是个“忧天派”的小草民。他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那个流传了两千余年的笑话：他吃饱了饭撑的，成天“忧天地崩坠”，以至“身亡所寄，废寝食”。后人于是形容庸人自扰、无谓担忧的可笑心态为“杞人忧天”。嘲笑人要有本钱，跛足道人笑铁拐李只有一条好腿，自然算不上智者。还是先贤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百年来，那些嘲笑杞人以至如鲁迅先生所云“狗窦大开”者，其实何曾比杞人聪明？杞人走一步看百步，普天下的碌碌嘲笑者不过是一大群井底之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