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长久以来就是引发冲突之地。去年9月的一天，鲁米拉家人迎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49岁的犹太人母亲玛莎·格莱德斯通。
　　通常情况下，犹太人是不会拜访巴勒斯坦占领区的，但这次的见面原因特殊：两年前玛莎的儿子，19岁的约尼在特拉维夫的一次巴勒斯坦人制造的自杀性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而后他的肾脏却捐给了巴勒斯坦人鲁米拉家10岁的女儿亚斯敏。
　　2002年9月19日，约尼前往特拉维夫的一家旅馆和亲戚见面。在他坐上公共汽车后不到15分钟，一枚炸弹爆炸了，当场炸死5人。约尼的头部受了重伤，第二天便在医院去世。
　　约尼从英国到以色列的一家犹太神学院学习刚一年多，便成了第一个在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的英国人。
　　在得知约尼受伤后，玛莎当晚便从伦敦与家人一道飞往以色列。第二天一大早，玛莎来到了医院，看见永远安睡的儿子时，悲痛不已。医院问家人是否愿意将约尼的器官捐献，用于移植手术。开始大家都不同意，但一位外科医生的故事改变了玛莎的想法。那位医生的父亲因为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现在仍然健康地活着。最终，玛莎和家人同意捐献约尼的肝脏、胰脏和肾脏。
　　两天后，医院通知玛莎，约尼的肾脏移植给了一个巴勒斯坦小姑娘（以色列的医院不区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当听到这个消息时，玛莎用“可怕的惊吓”来形容自己的感受。“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吓似乎穿透了我整个的身体。在那两三秒钟的时间里，我整个脑子里出现的是‘不！不可能！不，这是个错误！不，这不公平！他们没有事先告诉我，竟然将一个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炸死的犹太孩子的肾脏移植给一个巴勒斯坦小姑娘，这太不公平’!”
　　然而这种愤怒很快便让位于同情：“这将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玛莎想，“这将救活一个小姑娘，这是件好事。”于是，面对接踵而来的舆论与媒体的骚动，玛莎与家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开宣布他们同意器官移植手术。这以后，玛莎回到了格拉斯哥，生活才又恢复了平静。
　　儿子离开9个月后，导演兼制片人罗斯·威尔逊找到了玛莎，问她是否愿意沿着儿子的足迹去一趟以色列并同意拍摄全过程。玛莎答应了，因为她想亲自体验儿子的生活，想在女儿长大后向她展示一些东西。还因为她相信这对自己的心理将是一次治疗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趟她将有机会看到阿布·鲁米拉一家。
　　通过重重关卡最终来到阿布·鲁米拉家时，家里的男人，亚斯敏的爷爷和父亲友善地迎接了她，当然那种友善多少让人有些别扭。然后，当玛莎开始流泪时，亚斯敏的妈妈迪娜走上前来，拥抱了她。玛莎这个一路坚强的女人，此刻才在迪娜的拥抱中大声哭泣。“我通常不会在人面前哭泣，因为我害怕自己一旦开始，便无法停止。”玛莎这样说道，“但这一次，我不知道，一切都涌上心头了。迪娜拥抱着我，在那一刻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悲痛，同时我也能感觉到她的无助。她能怎么做呢？她最大的快乐恰恰是我最大的悲伤。”
　　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幕，某种非同寻常的联系在这两个母亲之间建立起来。接着，玛莎见到了亚斯敏。在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前，亚斯敏一直做血液透析，术前的照片上，小姑娘脸色苍白，体重严重不足，大眼睛凸出。迪娜说：“我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然而，现在接受了手术之后，她的生活完全变了，她再没有整日哭泣，她能走出家门和孩子们一起玩了，个子也长高了。”
　　当亚斯敏害羞地向玛莎笑时，玛莎发现她和自己的小女儿很像——身体结实，黑头发，很漂亮，性格安静。鲁米拉一家在门厅正中挂上了约尼的巨幅照片，一旦有人问起，他们便会讲述发生的一切，表达感激之情，以及与这个小伙子家人的情谊。这一切玛莎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一趟以色列之行，让玛莎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新的生活。她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自己的女儿与亚斯敏能够成为朋友。
　　（汪新才摘自《海外文摘》图/志荣）
　　





首页-&gt2008年第23期

被拒绝的死亡

作者：鲁　娃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美丽，那么死亡就是美的毁灭。但对于法国人尚达尔·赛比尔女士来说，生命已不成其为美丽，所以死亡就成了一种渴望。
　　6年前，赛比尔女士得知自己患了医学上称为“感觉神经细胞瘤演变性鼻腔鼻窦肿瘤”，这是很少见的不治之症，迄今为止，全球只有200例。随着病情加重，赛比尔女士备受身心双重煎熬，原本美丽的一张脸不可遏制地破相而变得惨不忍睹。她觉得自己就像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面对魔鬼的啃噬，怎么爬也爬不出去。
　　她不堪忍受，她想告别再挣扎也无奈的躯体。她希望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时日里，把家人亲友都召集到家里来，举办一个温馨而美好的烛光告别晚会，然后在黎明到来的时候，静静死去。今年52岁、身为教师的赛比尔不乏法国人的浪漫，她愿意生命有最后的璀璨。今年3月份以来，她通过律师向所在的第戎市高级初审法院提请紧急诉求，要求破例允许主治医生对她采取“安乐死”。她还给萨科奇总统写了一封信。她说，她要表达的意愿在于，她热爱生命，所以不希望采取有悖生命尊严的自杀方式。萨科奇总统读信后被她深深打动，当即敦促总统医学研究事务顾问召集全国顶级专家对其病症重作诊断，以确认所有治疗手段是否穷尽。鉴于赛比尔女士已无力远行，总统府派出的一干人员专程赶赴第戎市她家里为她会诊。
　　于是，一位女性最私有的“内在自由”走入社会视野，吸引了舆论关注，成为公众话题中一个绕不开的漩涡。人们把她病前病后面貌美丽丑陋的两极照片贴到网上，对她直面苦难的勇气和有关生命的终极思考表示由衷的敬意。网上帖子雪花般飞扬，飞扬中重叠了一双双饱含热泪的眼睛。
　　然而，尽管医学专家同样作出了不治的确诊，尽管连法官也同情赛比尔女士万劫不复的境遇，依据现行法律，法院只能无可避免地驳回她的“安乐死”请求。事实上，法国不同于荷兰、瑞士、比利时，至今尚未通过有关“安乐死”条例。虽然法国人早在心理上认同了“安乐死”，多次民调赞同率都在70%以上，而且每年至少1000例至1500例非合法“安乐死”在暗地里悄然实施，受众不乏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可鉴于教会官方长久以来的阻力，法律意义的“主动安乐死”以及“协助自杀途径安乐死”仍同凶杀罪、见危难不救助罪如出一辙，最多可判30年刑事监禁。
　　法律就是铁律，来自总统或者平民的关爱体恤都无法超越。不过现行法律也留下了一道豁口，那就是所谓的“任其死亡权”，即用镇静药物辅助，置临终病人于半昏迷状态持续两周导致自然死亡。也就是说，选择这一终结方式的病人必须忍受缓慢的痛苦，在洞黑的时空深渊里踽踽独行，没有任何搀扶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这是何其惨烈的临终惩罚，于生于死都是。赛比尔女士固然是勇敢的，即便勇敢，她也不敢窥视这么一条被死神一寸一寸吞噬的地狱走廊，她把这种懦弱理解为人性的另一面。所以，从一开始她就排斥这个豁口。就法律而言，这或许也算一种人道关怀，但之于人性，更多的舆论则认为是残酷与虚伪的。
　　无疑，这是一次被拒绝的死亡，其内涵象征着生命的尊严被无情抛弃。赛比尔女士支撑至今的柔韧意志崩溃了，理性再无法与绝望抗衡。她只能步向极端。虽然诉求驳回之后赛比尔女士获得了更多更多的声援，希望能在尴尬困境中寻找一种相对的人道途径。3月19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在“左派”政府担任过卫生及人道事务部长的现任外交与欧洲事务部长布希纳尔发表讲话，呼吁为赛比尔女士创设一个“法律例外”，并声称既人道，又必要。
　　但是，赛比尔女士听不到了。同天上午，她被发现死在第戎市的寓所里。门窗紧闭，窗帷低垂，赛比尔女士仰卧在自己干净整洁的床上，悄无声息地去了她想去的地方。亲人和孩子都不在身边。她遵循夙愿死在黎明，却无人送行，没有烛光，也没有温馨的告别晚会。她的脸容看起来平静，却藏匿了无边的憾恨。
　　自然，她被推上了尸体解剖台。她赤身裸体躺在冰凉毫无人性的金属板上，被手术刀肢解着需要肢解的部位，生命的尊严再一次被践踏。她是知道的，在吞服巴比妥酸剂之前，她就认定自己终将躺在这里。但她已然没有别的选择。结论当然是非自然死亡。致死的巴比妥酸剂在荷兰、瑞士以及比利时的药房里均有出售。
　　一个女性关于生命关于死亡的一页沉重合上了。赛比尔女士的悲剧就像春天湿漉漉的风，淅淅沥沥渗入到目睹并参与了这一事件的所有人心中，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把属于私域的“内在自由”推进为社会法律公认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完善新的社会环境下新的人权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赛比尔女士无愧为殉道者的称号。
　　
　　（青衫客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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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别人的分身最辛苦

作者：吴淡如




　　我到北京主持节目，第一次到现场时，赫然发现歌神张学友就在摄影棚里笑盈盈地看着我，不由得大吃大惊，心想，电视台真是看重我呀，第一集的特别来宾，就不惜巨资请来歌神！
　　他一开口，我才知道不对，怎么他讲的普通话一点广东味也没有？
　　工作人员见我上了当，都笑得很开心，原来这位“张学友”，是这个节目的执行制作之一。他身高约有一米八二，脸型、发型、五官和笑起来的样子都跟张学友有九分相像，偏偏他也姓张。萧蔷来上节目，也吓了一跳：“张学友怎么会一直在摄影棚静坐一旁听我说话呢？”
　　录完节目后，我和工作人员常常一起拜访北京的美食餐厅。每次他出现，都会引起整个餐厅的骚动，“是张学友？”甚至还有人希望与他合影，他越说自己不是，别人认为他一定是，不赏光照个相还不行。
　　“为了不要惹麻烦，我只好百依百顺。”有人要他签名，他也都不由分说地签了：“只有姓写得很清楚，名字都故意写得很草率，故意让人家认不出来。”
　　“像张学友也有好处吧？”我问。他笑着说：“当然也有。当个小职员，薪水很难养家糊口，所以有时我也跑场子赚点钱，唱两首歌，到小地方剪个彩，赚一点外快，如果有电视节目征求‘明星脸’，我也都会被邀请参加。所以，造型上也不得不跟张学友越来越像。”
　　坏处也不少。“有一次，我在机场等飞机，被一群尖叫的影迷不断地用手机拍照，害我躲到厕所，飞机快起飞时才敢出来。搭飞机时别人还指指点点，张学友怎么搭经济舱呢。”
　　这位假张学友拥有好歌喉，歌唱得不比张学友差，“可惜我太像张学友，没有人帮我出唱片，只好继续当他的分身……”他说。
　　他让我想起黑泽明拍的《影武者》。影武者说的是日本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争霸，武田因意外而去世，他身边的人为了稳定军心，找了一个很像他的小偷来假装“主子”还活在人间，小偷后来竟渐渐以为自己是真的大将军，想自行带领千军万马，不想再当傀儡，却被人像过街老鼠一样地驱逐……
　　模仿别人，或许会赢得注意，但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自己。当你想发出自己真实声音时，竟无人能够接纳你，只能永远当一个虚无的影子而已！
　　（王京京摘自《乖女孩没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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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去美国上大学？

作者：王冰伊　刘依依




　　为什么申请留美
　　
　　为期四年的本科留美究竟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由于财力、人力、物力有限，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既权威又全面的答复，只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提出一个自认为还算理想的答案。大家也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谨慎作出自己的选择。
　　
　　开阔的眼界
　　
　　美国是一个文化极为多元的国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四年，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倾向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美国大学所推崇的多元文化，除了体现在种族和文明之间，更是在个性张扬、风格迥异的学生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彰显。每个人的特点和信仰都会得到周边同学的理解和尊重。如果能在学校里交流彼此的想法，倾听彼此的故事，享受每个人为这个集体所注入的新鲜活力，那我们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也便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拓展。
　　
　　自主的选择
　　
　　这种“自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申请过程中学生可以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以赢得学校的青睐，而不必过分拘泥于某一项特定领域的成绩；二是在大学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在许多方面都拥有更丰富的选择，很少因为一些硬性规定而丧失选择的主动权。
　　美国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美国大学在“选专业”和“转专业”方面所实行的政策大都比较宽松，并没有过多的硬性规定，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以及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自由选择。文理学院的学生更是有两年的时间对各个学科进行广泛涉猎，在对各学科的基础课程有了全面而感性的认识之后，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斟酌，在大二毕业时敲定自己的主攻方向。这样便给学生提供了认识自己，选择人生方向的机会和时间。
　　
　　全方位的教育
　　
　　中国教育试图在本科阶段就将学生培养为专业性极强的技术人才，一毕业就能“学以致用”，轻松走上工作岗位。而美国四年制高等院校大多实行通才教育，也就是说，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持续性学习能力的人才，而学生从导师处所获取的“专业技术”则并非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两者比较，前者更讲求实际，而后者则根基更理想，有益于毕业后报考研究生，进一步进行学习和研究。
　　在非专业教育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则略胜一筹。在美国，为了防止知识细化太过严重，各文理学院规定学生必须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均有涉及，没修够学分的学生即便专业课再好也无法毕业。这样的要求在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的同时，又确保了学生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充足的机会
　　
　　当我们在选择是否赴美留学时，一定不要忘记把“机会的多少”当作一个重要因素纳入考虑范畴。除去一些非常规的特殊机会，最常见的、对学生提升帮助最大的莫过于：研究参与机会、出国交流访问机会和实习机会。
　　首先，在美国，许多大学都非常重视学生从事研究的能力，在平日的学习中鼓励本科生尽早开始独立进行学术研究。在寒暑假期间，一些资本雄厚的学校甚至愿意向希望独立进行研究项目却又缺乏资金的学生发放一定数额的经费。
　　其次，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学习和理解，非常看重文化交流，因而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得交流访问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在学习地点的选择上也更为丰富多样，不仅仅局限于诸如英、法、德等留学热门的国度，许多相对较为冷僻的国家也设有交流项目，例如赞比亚、马达加斯加等。
　　最后，美国大学将“帮助学生寻找实习机会”当成自己理所当然的“天职”之一，尽一切可能为学生联系实习机会。学校常设有专人管理此事，工作人员们会根据学生的自身条件和志向为他们寻找最合适的实习机会。如果实习生在实习中表现优异则很可能在毕业后直接被该企业录用；即便暂时不参加工作而选择报考研究生院，一次成功的实习经历对每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接触社会、认识社会的宝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