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就是一年!”她已经说不出话来，含泪点头。杯盏中，这一天是他们结婚的日子。
　　他的身体一下子就显出虚弱来。多数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但是，这不影响他们对将来的设想。
　　第二天，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的日子。也是他们孩子出生的日子，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因为他喜欢女孩。她给孩子取名清辉。他一下子就明白她的意思：“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第三天，是她三十周岁的生日，他为她做了一个纸型蛋糕，上面不改调皮地写着：庆祝敏二十岁生日十周年纪念。端着那个蛋糕，她与他一起唱起生日快乐歌。
　　第七天，他说：“今天，我们吵吵架吧。”她不许，所剩的日子都不多了，恩爱都来不及，哪里有吵架的空?他倒不依不饶，“不行，哪有夫妻不吵架的?何况我们正经历着七年之痒……”他说得不无道理，她只有答应下来。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吵。他先开了口，像那些平常所见的柴米夫妻一样为了一点菜里的盐多盐少挑起了战斗，而她就像沾了水的火药，怎么也燃不着。他最后只得放弃。夜晚他拥着她，轻轻地说：“我们今天吵了架，以后你回想起这些，你会想到我曾经和你吵过架，想着我对你的不好，这样你的心里就会好受些……”
　　第二十五天，他们亲爱的女儿结婚了。她哭得厉害，借着送别这个假想的女儿，发泄着唯恐失去他的压抑。他替她抹掉眼泪，搂住她：“女儿迟早要嫁人的，别哭啦，再哭我都嫉妒了，我不是还陪着你嘛!”
　　第六十走，他离开了病床，给她订了一个真的蛋糕，点了一根红红的蜡烛。他微笑地看着她：“今天，是我们钻石婚纪念。我们竟然结婚六十年了，比一般的夫妻都要长啊!”“是啊，我们都老了。”她用黑色的牙套套住了几颗牙，真的成了个瘪嘴的老太太。他也跟着成了瘪嘴老头。她看着他，他看着她，笑得泪水从眼角涌下。
　　晚上，他在她的怀中安然地离世。他去得安心，无憾。
　　六十个结婚纪念日，似一轮和煦的暖阳留驻在她的心间。世间夫妻该有的，他们都有了。虽然虚拟，但在她的心里却是那样的真实，他陪她过了一辈子应该过的日子。
　　一年之后，她开始与另外的男子相处。他走前曾再三叮咛，要她再找“老伴儿”，过好他走后的人生，才算完满。这是他提前递交给她的第六十一个结婚纪念日礼物。
　　
　　(乔继忠摘自《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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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选择奠基

作者：许　宏




　　这是美国史上最没有悬念的大选，却为后来200年不衰的选举生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
　　67岁的华盛顿在1799年12月14日那个大雪之夜从弗农山庄的二楼卧室离开这个世界时，距离他在纽约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刚过十年。从那之后，每一代试图给华盛顿撰写传记的人都面临一个问题需要向读者解答。在众多为美国的建立作出贡献的那些“国父”中，为什么是华盛顿成为他们中的第一人?
　　最早对此给出解释的可能是约翰·亚当斯——华盛顿的副总统，后来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他曾经开玩笑地说，华盛顿总是被选为首领，是因为他总是屋里个子最高的人。
　　但比较6英尺2.5英寸(1米89)的托马斯，杰斐逊，华盛顿的身高不占什么优势。在这几位最为后人所知的“国父”中，华盛顿是惟一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杰斐逊就读的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威廉一玛丽学院，亚当斯是哈佛，汉密尔顿是纽约的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麦迪逊是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
　　杰斐逊是1776年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麦迪逊是1787年美国宪法的主要撰写者，他和汉密尔顿也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华盛顿在这些事上都不是主角。尽管如此，华盛顿在1789年的当选却似乎是众望所归的事情。
　　“在我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比华盛顿更英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才华横溢；约翰·亚当斯的书读得更好：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更精深；詹姆斯·麦迪逊更富政治洞察力。但所有这些杰出的人物却不约而同地承认，华盛顿无疑在他们之上。”普利策奖得主约瑟夫·艾利斯在一本题为《阁下》的书中写道，这部2004年出版的著述是近年来最为畅销的华盛顿传记。
　　是什么造就了华盛顿在他同事们心中如此的高度，这一切也许都来自于他在权力面前的“退却”而非“进取”。
　　当与英军的战争终于在1781年秋天结束后，他不仅阻止了部分军人集团对于国会的武力威胁。而且很快放下武器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回到他最喜爱的弗农山庄经营那里的农场。在此之前，许多军官曾经私下里表达这样的抱怨：国会在战争中不稳定的作为暴露了一切共和国的弱点，灾难会不可避免地降临在战后的美国，除非华盛顿宣布自己为国王。一位名叫刘易斯·尼可拉的军官还建议可以考虑不叫国王这样可能引起反感的头衔。华盛顿对于这名军官的严厉斥责——“这是对我的国家可能造成的最大伤害。”
　　的确，华盛顿越是这样在权力面前的“退却”，就越是赢得权力场上同事们甚至敌人的尊敬，就越能将不同立场的人凝聚起来。这正是一个崇尚自治
　　而刚刚结合起来的新国家最为需要的领袖。
　　“他深知自己不能超越人性之上。”艾利斯在《阁下》的末尾写道，“他不像他之前的裘里斯·恺撒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也不像他之后的拿破仑、列宁。他明白更大的荣耀取决于后人的评判。如果你想在未来的记忆中永生，你就得表现出将最终的评判交给他们的绝对信心。他做到了。”
　　
　　(聂勇摘自《财富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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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自由一样美丽

作者：林　达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特莱津的捷克小镇。纳粹把这里变成了集中营。
　　来到这里的孩子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特莱津也囚禁着许多一流的艺术家、音乐家、学者和教授。这些成年人开始想。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度过非常岁月?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开始考虑孩子们的教育。他们要把知识、艺术和良知教给孩子，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支撑。
　　14岁的乔治·布兰迪住的宿舍IAl7的一号房间，是由凡特·艾辛格教授管理的。犹太人委员会把他派到男孩宿舍做管理员，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得到一个教师。事实上，艾辛格教授不仅担任教师，还以他特有的热情，在一个沉闷的环境中，激发了孩子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艾辛格教授在被送到特莱津的时候，只有29岁。他常常给孩子们讲一个孤儿院的故事，那个孤儿院是由孩子们自治的，他使得孩子们都对“自治”的生活入了迷。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宿舍集体叫做一个“孩子共和国”，选出他们自己的“政府”，一个孩子成为政府的主席，开始了他们自己创造的“孩子共和国的故事”。其中。最令人难以相信的，就是一号房间的孩子们，还办了一份地下杂志：《先锋》。
　　这份杂志刊载孩子们自己的诗、文章，还有人物专栏“我们中间的一个”。杂志有孩子们自己设计的封面，和自己画的插图。当然，在纸张都是违禁品的集中营，他们只是小心地抄写、粘贴出这独一份的手工杂志。
　　在《先锋》杂志上，还有“文化报告”。在一个“文化报告”中。小记者报道了一个犹太囚徒，奥地利盲人艺术家布瑟尔德·奥德纳来到孩子们的宿舍，带来了几件艺术品，那是他在集中营用捡来的废铁丝，精心制作的动物和人物造型。他顽强的生命力，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孩子在杂志上写道：“当世界上别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我们只有‘30厘米x70厘米’的一个床位；别的孩子有自由，我们却生活得像是被锁链拴住的狗；当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玩具的时候，我们在争取让自己的床头有一小块遮蔽的空间；你要知道，我们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或许，我们更成熟一些(这要感谢特莱津)，可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孩子们坚持一周一周地“出版”杂志，因此留下了最宝贵的历史记录。从1942年12月18日，到1944年7月30日，《先锋》杂志“出版”了总共将近八百页。杂志留下了他们特殊的童年。
　　艾辛格教授有一个心爱的未婚妻。由于担心遣送会把他们分开。他们决定在特莱津集中营结婚，期待婚姻使得他们在被遣送时能够不分开。1944年6月11日，他们在集中营结婚。他们不想惊动别人。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也瞒着老师，偷偷准备礼物和庆祝。特莱津没有鲜花，孩子们请每天去大墙外面干活儿的农工，偷偷运进了一些花朵。他们又一起省下口粮，请食堂偷偷地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蛋糕”。他们还想方设法找到一支钢笔，作为给老师的结婚礼物。艾辛格的妻子回忆说，他们经历了最感动的一刻
　　1945年1月15日，在送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国冲锋队员枪杀。
　　直到1968年的春天，乔治他们才感到，也许可以认真考虑出版《先锋》杂志了。在那个时候，特莱津原来的学校楼，也在考虑建成一个“特莱津集中营博物馆”。可是，就在那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此后，历经种种曲折，介绍《先锋》杂志的书，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正式以几种文字出版。当年犹太孩子们的苦难和梦想，终于重见天日。出版时，乔治-布兰迪和几个幸存者，决定用当年他们的同伴在《先锋》杂志写的话，作为书名：《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在书的最后，是特莱津1A17宿舍一号房间的孩子们的名单，一共是92个孩子，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15个孩子侥幸活下来。
　　15000名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艺术家们，不仅为集中营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以后世界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
　　
　　(郑甜甜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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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逃兵

作者：供　名




　　佩雷是山德尔的艺术家朋友。在美国，艺术家是一个宽容度最大的帽子了，戴在谁头上都合适。所以。一个流浪汉说自己是艺术家，没有人会奇怪，因为这是很多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艺术是一回事，如何换成晚餐的面包，又是另外一回事。
　　佩雷长得高高大大，一点没有美国中年人常常难免的啤酒肚。他腰板笔挺，坐立都有一股气撑着的感觉，一反平常美国人很松散的模样，隐隐觉得他有点军人架势。可是一开口，又难掩他富于幻想、迷茫的艺术家气质。
　　佩雷当过海军，山德尔告诉我。
　　我很奇怪：一个艺术家怎么就想到去当兵?
　　山德尔讲起了佩雷与众不同的当兵故事。“那是因为一个阿拉伯女孩。”他向我们眨眨眼睛，“女孩是叫叶海娅吧，她想甩了佩雷，可怜的佩雷紧盯不放。于是她就参加梅军，佩雷就跟着也要去参加海军，也不想想，海军那么大，还不是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叶海娅当然还是离开了佩雷的生活。可是，佩雷却已经竭尽全力，说服海军收下了自己。
　　进了海军，山德尔笑着说，艺术家佩雷只能悬在军舰外面刷编号。外人都以为美国人很放松，美国大兵也一定吊儿郎当，其实军队令行禁止，训练强度大，管理严格。佩雷完全不能适应。硬挺了两年。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熬不到退伍，终于出了个下策：当逃兵。
　　当逃兵被抓住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判决根据情节轻重。所以，下这个决心不容易。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佩雷还是感激老朋友山德尔在关键时刻帮了他。逃兵如同罪犯般受到通缉。佩雷需要躲躲藏藏，躲躲藏藏的同时还需要谋生。每当他走投无路，路的尽头总有山德尔在那里，留给他最后一个工作机会。山德尔开着一家饭店。更重要的是，山德尔给了他忠告，兄弟，你要面对现实，不能回避。
　　游走几个州，打了两年散工，他反复考虑朋友的忠告，决定把自己“交进去”，投案自首。
　　我们这里附近原来有个海军军需学校，他走进去，说明自己是逃兵投案，接待他的军人很是惊讶。佩雷以为自己会被立即戴上手铐，结果却没有。那军人只是告诉他，负责的军官不在，要他等候。等到吃饭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先去吃饭。军官来了，下面的事情更出乎他的意外，军官联系了一下，就给他买了一张机票，让他独自飞回自己原来的部队，回弗吉尼亚军事基地去投案。佩雷踏上旅途，“都没有派个人跟着我。”
　　他有点紧张地回到弗吉尼亚海军基地，没想到原来部队给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免于处罚，只要把剩下的兵役服完。佩雷的问题就是实在无法适应军旅生涯。所以，他考虑之后，还是谢绝了部队的好意，他觉得自己无路可走，只能接受军事审判和惩罚。于是，他进入拘留所，紧张地等候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期。就在这段日子里，他给老朋友山德尔写了很多信，描绘自己沮丧的心情，他想，这下，要在牢里过上半辈子了。
　　海军给佩雷安排了一个免费律师，他还有个律师朋友，听说佩雷有难，就前来做法律协助，最后只象征性地收了他几十美元。两个律师辩护的落点是，佩雷的个性和个人素质，完全不适合做一个军人。他们的全部努力就是向法庭提供证据说明这一点。佩雷至今还记得承接他案子的军事法庭法官的名字，法官在判决时说：“孩子，真抱歉。我想是我们弄错了。”原来，美国军队接受年轻人入伍，有一条规定，不能接受不适合当军人的人参军。
　　作为现役军人，佩雷当然是有错的。他当初应该申请提前退役，而不是当逃兵。所以，法官依法给了他最轻微的处罚，判了他入狱一个多月，并且宣布他“不荣誉退伍”。佩雷因逃兵事件而得到教训，也变得成熟。
　　回想起来，佩雷感激所有在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人。山德尔的忠告，律师的敬业，海军部队和军事法庭法官对他的公平处理。
　　“每个人都可能有走错一步的时候，不是吗?”佩雷举起香槟。“祝我们大家新的一年好运气!”
　　
　　(司志政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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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配额”

作者：戚锦泉




　　倪匡先生早年在上海生活，家境贫寒。后来流落至香港，四处打工。一个偶然机会，他开始投稿给报纸，千字三元，收入居然比打工要好得多，于是一发不可收，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
　　倪匡先生没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凭借勤奋好学、不服输的精神，很快在竞争激烈的香港文学圈站稳了脚。他的写作面极广，侦探、科幻、神怪、武侠、言情，无所不包，而且写作速度极快，一个小时能写4500字。最得意的时候，他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小说。30年来，他创造了卫斯理、原振侠等深受读者欢迎的人物，掀起一股科幻小说热潮。
　　2005年，他突然宣布封笔，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震动。问及原因，倪匡先生笑呵呵地解释说，过去写了四五百本书，从未有过写到一半便再也写不出来的情形，现在写《只限老友》，却多次发生这种状况，即使写出来，自己读着也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