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那是在西班牙!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携带了武器，但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我都不寒而栗。
　　在英国，每到圣诞新年等重要节日，次日的报纸上都会有新闻公布酗酒、打架、斗殴等暴力事件的发生数量。我在人头攒动的上海经历过春节，感受到的是热闹的民俗活动、永远爆满的餐馆、永远忙碌的ATM，但夜晚却是非常安宁的、没有暴力。一位英国朋友也对此非常惊奇。
　　当然就更不用说印度了。新德里一直到2006年才最终开通了一条地铁线，此前因为担心“恐怖活动”而搁置了地铁计划。直到现在，乘地铁也仍然要经过严格的安检，每天如此。
　　其次，中国是一个愿意跟着变化的世界而改变的国家，或者说，对世界不持成见。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于一个面积如此庞大、又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文化来说尤为可贵。
　　在欧洲，如果你在咖啡馆跟人闲聊，过不了多久，他们多半会抱怨说，美国如何自大，布什如何无知，环境变得如何糟糕，只有过去才好。
　　但在中国，我感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和情绪。聚会上，不时有年轻的女孩子过来跟我用并不完美但相当流利的英文聊天——她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可以练习英文的机会。派对上、电视里、电话中，人们都在热烈讨论股票的走势，MBA的排名，下一个的创业机会。不管你是美国人、中东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都可以成为他们良好的商业伙伴，没有太多种族和宗教的藩篱。也许你会说这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但是，这种对于未来充满预期和乐观，并且肯为之努力奋斗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也是中国发展的助推力之一。19世纪末的纽约，大概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吧!
　　从印度人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有一大优势就是改变的决心之坚定、行动之统一和速度之快。一位在上海的印度公司工作的朋友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对上海的交通有怨言，那么去印度看看吧。上海在2010年世博会前要开通十多条地铁线，这在印度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在我们的制度下，一切细节要经过各方辩论，有时甚至可能要上法庭，修一条地铁线、一条公路都要花比中国多数倍的时间。
　　中国还不是个完美的国家，但已经是个快速走在抛物线上升峰段的国家。中国人在爬坡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乐观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和谨慎的态度都让我们羡慕，也特别值得中国人珍惜。更重要的是，了解发达文明是必要的，但没必要把跑在前面的人当成偶像膜拜。很可能，中国就是那“下一个”。中国要找的是自己的路。
　　
　　(图图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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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英雄

作者：王亚田




　　荆轲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从河北来到陕西，行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这件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荆轲看做一个英雄。
　　荆轲的事迹是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而流传千古的。在《史记》的《刺客列传》里，司马迁描写了五个刺客，他们是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轲。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业绩，其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们发现荆轲竟然是最没有成效的一个，与其他四人相比：曹沫，挟持齐桓公，迫使其归还了被占领的土地；专诸，刺杀吴王僚，成功，自己也被杀；聂政。刺杀韩国宰相侠累，成功，自杀；豫让，刺杀赵襄子，不成，自杀；荆轲，刺杀秦王，不成，被杀。
　　荆轲刺秦完全以失败告终，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荆轲被杀外，还搭上秦舞阳、樊於期的性命，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及后来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等等。但是，荆轲却成为这五个人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刺客，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千古第一侠客”。这到底因为什么?
　　表面看来，是因为司马迁对荆轲的偏重。在《刺客列传》中，描写荆轲的文字最长，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司马迁在描写荆轲时，笔墨饱含感情，整个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描写荆轲?
　　这里面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刺客的地位，是由对手的地位支撑的。这也是司马迁的历史观。荆轲之所以比其他四个刺客高出一筹，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刺客要刺的四个人高出一筹：荆轲的分量之所以超过其他四个刺客的总和，是因为秦王的分量超过其他刺客要刺的四个人的总和。更加了不得的是，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变成了秦始皇。连荆轲自己都不会料到的是，他的生命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荆轲的英雄形象是他的敌人秦始皇塑造起来的。
　　两千年来，人们为荆轲刺秦失败而扼腕叹息，纷纷分析这次行动没有成功的原因。有人认为运气不好，荆轲刚进咸阳宫，助手秦舞阳就因恐惧被挡在了门外，荆轲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追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轲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匕见”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只有活捉秦王，荆轲自己也才有生还的希望。说荆轲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倒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轲刺秦”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轲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轲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燕国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达到，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件事情本身的难度实在太大。
　　世人对荆轲的失败耿耿于怀，说来说去，是因为大部分人在潜意识里是希望荆轲刺秦能够成功的。然而，假如荆轲真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他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轲的名声也就与《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轲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滑稽，但我以为这是事实。
　　荆轲的英名与成败无关。重要的是荆轲敢于越过寒冷的易水，又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了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他无法预料结果，但敢于向最强者挑战。谁都知道这次挑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将会一去不复返，就是去赴死的。荆轲自己早已高歌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虽然有人对荆轲有各种各样的分析甚至怀疑，但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的胆略。
　　当那个号称十三岁就杀过人的秦舞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荆轲还能谈笑自若。当荆轲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是孤独的，然而他并不畏惧。荆轲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他知道，当他最后出手时，自己的生命也将完结。荆轲倒下时，咸阳宫已被他搅了个天翻地覆。荆轲显示了人类个体勇力、胆略的一种极致。
　　荆轲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
　　
　　(潇风摘自《西安晚报》200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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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在哪里

作者：林少华




　　晚饭后我喜欢散步，但不在本校，专门去兄弟院校。为什么呢?因为怕有损教师形象。你想，讲台上我可以西装革履，纵然胸无点墨，看上去也蛮像那么回事，而散步时往往背心短裤同贩夫走卒无异，走在自家校园，一会儿让自己教的女孩子来一声“林老师好”，虽是半大老头，内心也不大受用，何况若在花间树阴里撞见班上一男一女做零距离接触状，大家都够尴尬的。而去邻校就没这个麻烦，因为互不认识。也巧，从南到北，我所任教的大学必同另一所大学隔路相望。讲学我心虚不敢去，散步甚觉理直气壮。春季桃红柳绿，夏天合欢婆娑，秋日满树金黄……“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但不那么乐的时候偶尔也是有的。一日，刚进彼校侧门，即被门口保安拦住，叫我出示工作证。我拿不出，他便不放；“学校有令，今天省教育局来检查，学生不许走动，外人不许进入。”往里面看。果然安安静静，空无一人。正迟疑问，但见若干辆黑色轿车鱼贯而来，两名保安即刻挺胸收腹，举手敬礼，神情肃然，俨然缩微仪仗队。轿车们当然不予理睬，径自消失在暮色中，保安这才放下手，示意我进去散步。我当然没了散步心绪，默默扭头折回。
　　既是省教育局，顶大官无非局长了。局长毕竟是稀客，好好接待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用得着“坚壁清野”吗?用得着举手敬礼吗?此时此刻，较之气恼和嫉妒，我感到的更是诧异和悲哀。
　　时过不久，我去北京大学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暨季羡林老先生九十华诞庆贺会。听完季老关于东西文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进一步高谈阔论，听完教育部的贺词，听完李肇星(季老的学生)的讲话，看完敦煌飞天舞(同季老的东方学有关)，我和北大一位我所敬慕的学者及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这位北大教授极健谈。而谈得最为绘声绘色的是北大如何“架子大”——教育部司局长来校，北大只由副处长接待(“处长太忙”)，副部长来校难得见到副校长(“副校长上课去了”)，校长找部领导时让秘书打电话(“校长正和李政道交谈”)……总之就是说北大基本不把“官儿”看得神乎其神，能在权力面前保持学者。学府的尊严。我听了，不由想起前不久目睹的向局长(或副局长)敬礼的滑稽场面，心想北大到底不同，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大。
　　记得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恩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可以说，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惟在气大而已。试想，一个在校期间看了向局长致敬表演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向真理致敬、向学问致敬、向人民致敬吗?幸好校方来个“坚壁清野”，没让学生瞧见。这至少说明校长们毕竟不好意思，晓得这玩意儿不是大学应有的光彩表演——“知耻近乎勇”，大学还有救。
　　
　　(千絮摘自《落花之美》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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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仁心温暖世道

作者：于　丹




　　中央电视台，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台大型的节日叫《感动中国》。这个节目是将中国能够让全社会感到温暖、善良的行为挖掘出来，然后集中起来。最后选择10个人，进入当年的“感动中国榜”。这几年来，我一直是这个节目的推选委员，他们会把几十个人的材料拿出来，让我们看材料然后去推荐一个人。前几年的推选中，我见到的都是真正的英雄，有排爆除险三百多次的排爆专家，有奋不顾身解救人质的警察，也有高山上的哨兵，都是一些极端的个案，很传奇。
　　但是在2006年的材料中，我看到了一个叫林秀贞的农村妇女，河北衡水人，终其一生，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她从二十多岁嫁到这个村子，就义务抚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她作为一个新媳妇去认人的时候，看到刘爷爷刘奶奶这样一户人家，很穷，她就说我婆家也不富裕，那我吃窝窝头，你们也跟着吃，我喝粥你们也喝粥，但我保证你们不断炊。这样说过以后，她就每天去给人家做饭，天天做，一直做了8年。刘奶奶有一天从炕席下拿出一包安眠药，她说：“本来这是我和刘爷爷准备最后动不了的时候用的，这是我们的下场。8年了，我看你一天都没断过，现在我才觉得我们大概不需要了!”说着就把药扔进了灶膛。林秀贞不光养这一家，最多的时候她养了6家老人，有一户养一户，她养上了，就一直养到送终。如今她已经六十多岁，这么多年来，她自己的4个儿女陆续出生，孩子们都管这些老人叫爷爷、奶奶。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儿女就会去帮忙给老人们洗脚、剪指甲。这就是林秀贞被推荐的全部理由，她没有过惊天动地，也没读过圣贤经典。如果不是《感动中国》这个节目发现了她，她也许一生都不会走出那个村庄。
　　当时的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写了一句话：“如果富人做这样的事叫做慈善，那穷人做这样的事，她就是圣贤。”我看她材料的时候，就想到了“仁”这个字，二人成仁，仁爱之心，永远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发出来的，区区两万字的《论语》，“仁”字被提到109次，“仁”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思想核心中的核心、基石中的基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那么，就用树立自己的心去帮助别人去树立；“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将自己的心去与同类的人做一种心灵的模拟，这就是仁义最基本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后来被孟子推演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非是讲眼前人、身边事。当下完成，把它推广开来，不需要多么远大的理想，也不需要位高权重。我看见林秀贞的材料。脑子里就真的跳出这些话来。后来她当选的时候，舞台上每个人有一座“丰碑”。我还记得在她的前一位就是霍英东先生，他的丰碑镌刻着四个大字——“辉煌一生”，这是一位伟大慈善家的碑铭。接着就是林秀贞的丰碑掀开。她的碑也有四个大字——“温暖世道”，这也是推委会对她的评价。推委会说：“30年来，善良流过村庄。她用自己的仁心温暖了世道。”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世道有点儿苍凉——不苍凉，为何需要温暖?但这样一个农村妇女，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就真的可以温暖这个世道，这不就是圣贤吗?这还用说。我们的文化可以人为地被改变吗?可以在文字中被终止吗?
　　林秀贞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她在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蛰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一种温暖、善良的愿望。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言说，即使我们不去言说，当我们“敏于行”的时候，它也永远活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
　　
　　(石景琼摘自《天津日报》200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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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老人的梦想

作者：柯云路




　　那一晚我无意中打开电视，看到王志正在“面对面”采访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太太。用中国话说，老人很富态，且十分健谈，反应机敏。引起我注意的是老人的年纪；90岁，老人的国籍：美国；现居住地：山东聊城市阳谷县刘庙村。
　　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会对一个如此高龄的美国老太太感兴趣?
　　接着听下来，我知道了老人的身世。老人叫牧琳爱，1917年出生于中国，父母在她出生十几年前来华。童年的经历留给牧琳爱的不仅是儿时的中国玩伴，那时的中国让她看到的更多的是战乱与贫穷。13岁那年，牧琳爱随父母回到美国。在牧师家庭中长大的女孩那时就心存一个梦想：长大了我也要挣钱，要回到中国帮助穷人。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竟等待了整整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