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没有人必须为了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灵生活。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烈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而走向伟大的精神目标。
　　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凡是顶着友谊名义的利益之交，最后没有不破裂的，到头来还互相指责对方不够朋友。为友谊的脆弱大表义愤。其实，关友谊什么事呢，所谓友谊一开始就是假的，不过是利益的面具和工具罢了。今天的人们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叫感情投资，这就比较诚实了，我希望人们更诚实一点，在投资时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方。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在一次长途旅行中。最好是有一位称心的旅伴，其次好是没有旅伴，最坏是有一个不称心的旅伴。
　　
　　(田生摘自《南国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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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的“滑稽”沟通

作者：赵丽华




　　1965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费曼由于在量子电动力学上的成就，获得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在我们的印象中，埋头搞科研的人，都是那种不善言辞的人，但费曼先生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而费曼通俗易懂的口才，也不是时时灵验，也有碰壁的时候。
　　费曼到康奈尔去教书的时候，参加那里的社交晚会。他和每个女孩子跳舞，都只能跳一次，当下支曲子响起，他约那些曾经与他跳过一曲并颇有好感的女孩子时，她们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费曼百思不得其解。他觉得自己长相应该说可以啊，风度气质也自不必说。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反复琢磨，觉得问题出在跳舞时他和女孩子的对话上。
　　女孩问：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生部的学生?
　　费曼答：我是教授。
　　女孩问：你教什么?
　　费曼答：理论物理。
　　女孩问：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费曼答：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女孩大叫：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
　　说完，就走开了。扔下费曼一个人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
　　每每这样回答之后，女孩就不再与他跳第二支舞了。从头到尾他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他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你真是个骗子”之前，费曼真的是一头雾水。费曼想，一定是这些类似夸口的自我介绍吓跑了女孩们。什么都清楚了，费曼跟每个女孩子说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这里。所以下次再跳舞，女孩问他基本情况的时候，他就作如下这些模模糊糊的回答——
　　女孩问：你是新生吗?
　　费曼答：不。才不呢。
　　女孩问：研究生?
　　费曼答：不。
　　女孩问：那你是干什么的?
　　费曼答：不。我不要说。
　　女孩问：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费曼答：我不想说……
　　女孩一直追问下去，不觉中开始了交谈。
　　费曼如此傻傻地回答，不但没有让女孩子讨厌，反而引起了女孩子的兴趣，女孩常常会无限追问下去。还满怀同情，以一学姐口气告诉他不要因为自己是大一新生就觉得尴尬，没有关系的，并且还会跟他继续交谈下去。至于后来的故事，自然是费曼可以约到心仪的女孩子跳舞，并且还可以与之交往。
　　在很多时候，我们出席一些较为陌生的场合，和一些陌生人在一起，我们尽量装得糊涂一点，懵懂一点，尽量装得一无所知，这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让对方天南海北、夸夸其谈，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知道的，成了你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你也不必急于告诉他。他不觉得你自私，倒觉得你深沉，善于倾听，何乐而不为呢?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倾听的妙处”，是与陌生人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捷径。
　　费曼教授很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花样百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评价费曼时说：“这家伙，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滑稽演员。”而正是在这种看似滑稽的沟通方式中，融入了科学家的大智慧。
　　
　　(冯国伟摘自《东楚晚报》200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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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

作者：郭敬明




　　一直以来我就是个爱音乐的人，爱得排山倒海，骨子里的坚持在别人看来往往是不可理喻的。
　　在天空清澈的夜晚，我总会在CD机中放进一张民谣。我，总是喜欢扬琴叮叮咚咚的声音，像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宋朝女词人的浅吟轻唱。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雨打窗台湿绫绡。而我在沙发温暖的包围中，在雀巢咖啡低调而飞扬的香味中，清清楚楚地知道，窗外的风无比的清凉，白云镶着月光如水的银边，一切完美，明日一定阳光明媚。我可以放肆得无法无天。
　　然而大多数夜晚我的心情是不好的。寂寞，苍凉。和一点点呼之欲出的恐惧。而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张楚，或者窦唯。我总是以一种抗拒的姿态坐在客厅墙角的蓝白色沙发里，像个寂寞但倔强的小孩子。满脸的抗拒和愤怒，却睁着发亮的眼睛听着张楚唱“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以及窦唯的无字哼唱。我是个不按时吃饭的人，所以上苍并不保佑我，我常常胃疼，并且疼得掉下眼泪。我心爱的那个蓝白色沙发的对面是堵白色的墙，很大的一片白色，蔓延出泰山压顶般的空虚感。我曾经试图在上面挂上几幅我心爱的油画。可最终我把它们全部取了下来。空白，还是空白。那堵白色的墙让我想到安妮宝贝掌心的空洞，以及我内心大片大片不为人知的荒芜。都是些暧昧且疼痛的东西。而一旦音乐响起，我就会在墙上摸到华丽的色彩。凹凸有致。
　　张楚总是让人想到烈日当空照的闷热长街，大群大群游手好闲的赤着上身穿着拖鞋的人从发烫的地面上走过，目光呆滞，像是一头头温顺愚蠢的羊。而有个孩子却穿着黑色的长衣长裤站在浸满沥青的黑色马路上，以炯炯的目光宣告他的寒冷。冷得骨头出现一道一道裂缝，像个易碎的水晶杯子。那个孩子叫张楚。他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说蚂蚁没问题。
　　而窦唯总是给人一股春末夏初的味道，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我都能敏锐地感受到悬浮在空气中大把大把的水分子，附到睫毛上便成了眼泪。窦唯的声音总会激起一股穿堂而过的黑色的风，风中盛开大朵大朵黑色的寂寞。灼灼的光华烧疼了我浅灰色的瞳仁。窦唯总是给我一种向后退的感觉，一退再退。一直退到有个黑色的角落可以让他依靠，他才肯发出他春水般流淌的声音。孩子通常都具有抗拒的天性。我不知道窦唯还算不算个孩子，反正我是个孩子。我总是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营造并且守候那个角落里我的小幸福，热血沸腾或者全身僵硬怎么都无所谓。总之我不想有人靠近。
　　音乐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镇痛剂，对我而言，它像一个可供一只四处流浪常常受伤的野兽藏身的洞穴，我可以在里面舔舐我的伤口。
　　朋友说她可以在音乐里自由地飞翔，一直飞过太阳飞过月亮，飞过沧山泱水四季春秋，飞过绵延的河流和黑色的山峰，飞到乌云散尽飞到阳光普照。
　　我想我没有那么自由，我只能在音乐中将身子蜷缩得紧一点更紧一点儿，我好沉沉睡去，一直睡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切烦恼统统消失不见。
　　那样我就会很快乐，我就不会再在黑夜里一个人流下眼泪。
　　那些如天如地如梦如幻如云如电如泣如诉如花如风如行板如秦腔的歌，我的黑色的挽歌。
　　
　　(雷明摘自《椿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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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而温暖的墓地

作者：蒋子龙




　　我们是夜里到达莫斯科的，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大雪。好在大雪在我生活的天津也不常见。第二天上午。雪还在下。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朋友却领我们先来到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并说让我们先通过死人来认识这座城市。我不免心头一惊。不远万里冒雪来到俄罗斯，竟要先看他们的坟地，难道这片坟地有什么惊人之处，是来到莫斯科所不能忽略的?
　　大雪中的新圣母公墓，洁白而安静。却并不觉得特别寒冷，更没有一般墓地里惯有的森森死气、飒飒阴风，甚至给人一种别样的生动和温暖。对，我斟酌再三，用“生动和温暖”来概括当时的感受，是比较准确的。
　　没有人不知道这里是埋葬死人的，可奇怪的是“百花齐放”般的墓碑传导出一种生气和活力，盖住了基地里的死亡气息。葬在这里的人活着是什么样，死后就还是什么样，而且选其生前最精彩的瞬间凝固住，移植到这儿。让死亡自然而然地显现出生的活力、生的燃烧，当然也就有了生的温暖；使这里更像是俄罗斯现实社会的一个浓缩版。
　　比如赖莎，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夫人，生前可谓风光无限，曾被评为“世界最有魅力的女人”、“着装最时尚的女人”等等。新圣母公墓里的赖莎仍然风姿绰约地站在镜头或众人前，神采飞扬地在说着什么，依旧非常醒目，引人驻足。
　　再比如俄罗斯的“芭蕾舞女皇”乌兰诺娃，她墓碑前的雕像依然着舞衣，穿舞鞋，定型在一个最优美的舞姿上。她的死就仿佛是生的继续。
　　而俄罗斯的前总统叶利钦的墓，却建在整个墓地中央的空场边上，使这块原本四四方方的墓地广场不再规则。陪同的一位俄罗斯作家大概不喜欢叶利钦，便发牢骚说：“他活着破坏国家的完整，死后破坏基地的秩序。”这不也正是老叶的性格吗?
　　在这里，每个死者都极好地保留了生前的个性，性格张扬者还自管张扬，性格内向的就静静地看着别人张扬，各随其所好。因为每个墓碑的设计者都是死者生前亲自选定的，或死后由亲属代为选定的，而设计者又都想在墓碑上体现死者生前的特点。比如老外交家莫洛托夫的墓碑上，雕刻了他凹凸两副面孔。设计者是想揭示他职业上的双面性，还是做人上的两面性?无论是哪一种，这墓碑都是获得了莫洛托夫家人认可的。
　　赫鲁晓夫的墓碑就更为引人注目，用黑白分明的大理石，凹凸无规则地包捧着他的大脑袋，强烈地突显了赫氏性情急躁、喜怒形于色的个性，以及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和人们对他像黑与白般截然不同的评价。而这个设计者恰恰是痛恨赫鲁晓夫的人。赫氏在当政时曾公开批评过这个艺术家的一件作品，并挖苦他不懂艺术。后来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批评有误，在死前留下遗嘱，自己的墓碑就要请这个人设计。艺术家起初不想答应，但死者的遗愿怎好违背，便提出条件：“想叫我设计也可以，那就得我设计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政府和家属都不得改动。”
　　事实证明这位墓碑设计者与赫鲁晓夫是一对儿知音，这块墓碑设计得新颖奇特，在墓园里广受赞誉。
　　墓地能让人有生动感，这是怎样一片神奇的墓地!
　　这也正是在大雪中我还能说它给人以温暖之感的原因。这甚至是一种在人间也少有的温暖，因为在这里不仅埋葬着大人物及各界名流，还埋葬着许多普通百姓，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流派，有的生前是政敌、是冤家，谁曾整过谁，谁曾陷害过谁，相互曾折腾得你死我活……但死后大家共处一个墓园，完全平等了。公墓里保留了每个人的人性特点，大家都相安无事了，平和而安静。
　　
　　(青衫客摘自《今晚报》200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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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作者：顾德宁




　　去印度前，听说印度人看电影前先起立唱国歌。2008年2月17日晚，我们在新德里看电影时到是没有看到这令人激动的场面，但印度人看电影时的“尊重”和“正式”，却仍让人印象深刻。进电影院要通过安检，设备先进如同机场，安检人员从头查到脚，一丝不苟。可能看我们是“老外”，只将我们随身的食品收去寄斧，而印度人被查出的口香糖和香烟等就径直扔进垃圾桶，有意思的是，被扔东西的人不但没脾气，反而向安检员微笑致歉，好像犯了错。不知印度电影院为何要如此严格安检，是防盗版，或是防恐?印度电影院曾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死伤，警方疑为恐怖袭击。
　　尽管电影在其他国家受到网络和影碟的冲击，电视机和家庭影院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印度家庭，但印度人到影院观看电影，感受音响效果和体验生活情趣仍势头未减。这可能是因为印度城市里的其他娱乐场所很少，很难见到夜总会、酒吧、KTV等，即使有，也竞争不过电影院。
　　印度人爱看电影，可能也与票价不高的大众消费有关，例如，我们看的这家影院是印度最好之一的PVR连锁电影院在新德里的分院，富丽堂皇，坐椅很宽，可以半躺着看，十分舒适，音响效果一流。票价分好几等，最高是200卢比(约5美元)，最低50卢比(约1美元多)，还不到10元人民币。据说中等城市的影院更便宜。
　　最主要的原因是，电影已成为印度人生活和娱乐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位印度电影导演曾说过：“印度电影院既是夜总会又是神庙，既是马戏场又是音乐厅、还是诗歌研讨会的现场。”
　　印度电影有载歌载舞和画面精美的特点，但给人感觉似乎总是唱唱跳跳、打打闹闹。所以近年来，宝莱坞推出了“新概念印度电影”，加强了舞蹈、剧情和人物感情之间的紧密结合，在保持了传统特色的同时。涉及许多敏感的社会问题，引人思考，也多次获国际大奖。《卡非拉》就是根据非法移民沉船等一系列真实事件改编。《甘地，我的父亲》让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围绕着政治光环的圣雄甘地，而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甘地，看到甘地在亲情面前的无奈与伤感，看到甘地真实的家庭生活，十分感人。
　　印度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印度本土观众打造的，保持自己的人文特色。也由此培养起自己的世界级明星，首屈一指的当属阿什瓦娅·蕾(1994年的“世界小姐”)，《时代》曾评选她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如今，她已是宝莱坞片酬最高的女演员，被印度媒体捧为“美得让A窒息的女人”。我们到处看到她的大幅剧照。
　　那一夜，我们看的是一部喜剧，类似于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一位小人物梦想成为大明星，结果却因演技好被黑社会利用，做了对立面的老大、假丈夫和假父亲，我们虽然听不懂本地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欣赏，每当看到主角那无厘头表演时，我们与印度人一起捧腹大笑。
　　电影成了不同国度人们心灵之间沟通的纽带。
　　
　　(张志文摘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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