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最好的教材莫过于“大英百科全书”，而我的教材就是《康熙字典》。“文革”十多年，我看了十多年康熙字典，我几乎能把整个字典背下来了，扎实的语文功底正是得益于此。
　　我父亲虽遭不幸，但把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平时一有机会就给我们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学。记得“文革”时我们家的春节过得很特殊，别人家“叮叮当当”剁馅包饺子，但我家却鸦雀无声，人人动笔写文章，每人一篇，体裁不限，自拟题目，父母任评委，奖品是几块水果糖和两毛钱。我认真，我妹妹娇气，得不上奖，耍赖，哭。我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每每偏向她，让她获得“优秀奖”，我常为此和他们闹意见。
　　1978年我参加高考前复习功课，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老师，更没有课本。我父亲从北京给我买回一套18本的自学丛书，它成了我惟一的老师。我给自己订了一套学习计划，每天都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
　　我是个锻工，整天不是抡18磅的大锤，就是操作“呼咚呼咚”的空气锤，别说热、累、苦、紧张了，就是想学习，也难得有时间。锻工车间里有个长长方方的放大铁钳、大铁锤的工具柜，它就是我“避难学习的黄金屋”。工闲时，我就躺在柜子里看书。开会了，班组长和师傅们怎么也找不到我。年轻的工友找我闲聊，也找不到我。有时下班，我也不知道，常常肚子饿了，才从柜子里爬出来，那时工房内已是一片漆黑，外面已是满天群星了。
　　后来我成了状元，晋东南长治市教育局的领导来我家“参观学习”。他们问：“你是怎么学的，考得那么好？”当时我住的房子里挂满了历史、地理地图，我就给他们演示了一番，左手拿一本书，右手手里拿着小棍子，指到图中的任意一个地方，而后自言自语的叙述与那个地方有关的人文地理、政治文化，棍子指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融会贯通，游刃有余，让参观的领导叹为观止。
　　1978年上了考场，我一点都不紧张，虽然我没有上过正规的中学，但我的语文、地理、历史、数学的高考成绩几乎全是满分。
　　现在的学生，包括那些高考状元，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招生录取的环境和我们那时相比，真是天地之别，比我们要强百倍、千倍。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凡是获得成功的人，都得自强不息，奋力拼搏！
　　（佘光利摘自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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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跳跃

作者：林英睿




　　云南的金沙江，江水汹涌而下，我翻过静谧的公园的围墙，张开双臂，以最快的速度向下俯冲，越过乱石堆，越过小土坡，越过稀松的草地，直抵河滩。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和水流声，我心中涌动着一股情愫，那是我高中生活最后的日子，有点蠢蠢欲动，也有点恋恋不舍。朝着远处的高山，我发出狼一般的嗥叫。月亮微微地变得皎洁起来，有丝丝凉意，我却忍不住兴奋起来，把双腿浸泡在江水里，逆着江水迎风而上，有些晕眩，感觉自己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脚下的江水，滚滚东去，轰鸣着，带着我的全部梦想。
　　倒计时一天天被吞噬掉，我开始对时间有了一丝恐惧。于是买了一块怀表，放在最贴近心脏的位置，感受着被指针一点一点拨动的颤抖。我开始真实地体会到时间的流逝，有点微微的心痛，更害怕失去。所以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认真，从未有过的珍惜。心中装着每一件细小的事，甚至是晚春溜走的那缕阳光。我企图将时光分割，以免那么容易就消逝不见。而指针还是匆忙地转动，在我看它的那些日子里，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轨迹。感受着心跳的韵律，收缩之间，整个身体里充满着温暖的液体，因为心的深处，装着那一缕阳光。
　　高考前的冲刺开始了，敏感的神经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寂静的深夜里，空气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像翱翔的鹰、觅食的狼或者准备攻击的野兽。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四处移动，感受到它们的冲击从四面淹没过来。而我开始进入沉醉状态，那种沉醉成了巨大压力下的解脱，让人忘了那些沉重，或者觉得那些沉重根本算不了什么。
　　虽然是晚春，云南的樱花仍然烂漫。在这样的季节，我爱上了做梦、绚烂的梦。周围的种种，已经适应。开始到江畔，到很高的桥中央，去山顶，自然的活力感染着我。一切都那么清晰明了。在整片的樱花林中，即使有再柔和的粉红，再缤纷的落英，再伤神的凋零，再迷幻的梦，又如何让人甘愿在此醉生梦死？在睁开眼的那一刻，我清醒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梦境与现实，就是这样让人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喜悦。梦中出现的金黄的麦田，孔雀蓝的湖水，红色的辣椒，还有赤裸裸的刺眼的白光，让人快乐。视觉上的刺激与内心的充实，让一种生活被延续开来。
　　六月，炎热的夏天，似乎有一点完结的味道。潮湿的树林里流过泉水的声音。考试前一周，叫上最好的朋友，一起来到这深山的树林里，埋下了那时的回忆。粗糙的木盒，承载着两个人的历程，被深深地埋下，不知是用来纪念还是祭奠。经历过的事，有一些被忘记，而有一些被回忆。地上斑驳的光影，如一段段回忆，阳光从天空中洒落下来，只有一小部分从树叶的缝隙里透了过来。茂密的树林里，我们没有做下任何记号，只知道它在这片大山的怀抱中，会很安详。泉水的尽头，两个朋友没有说话，只是捧起一汪清泉，花瓣的清香，从口腔一直蔓延到肠胃里。像是告别的仪式，又或是向彼此起誓，总之它让我心安。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去面对那最后的一刻。最后那一刻，金沙奔腾，江水涌动着，层层叠叠地翻滚。千帆过尽处，依旧是惊涛拍岸。浪花涌簇着，颠簸着扑向岸边，江水在底部却是从容地流动。
　　我想，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跳跃，就像金沙江的水，从开始到现在，无非就是这样一段徘徊和释然的过程。没有任何是非对错的标准，有的只是历程。像金沙江的水，永远不会清澈，永远没有平静，一直奔腾，一直流动，回归大海。而我，从云南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
　　（之缘摘自《我主沉浮——高考状元成长全书》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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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光环”，从糖葫芦中找到自我

作者：张　慧　张金燕




　　2001年7月注定成为我生命中一段不平凡日子的开端。那年我以626分、辽宁省普兰店市理科状元的高考成绩，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学费有人赞助，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就一门心思钻研专业课，很少参加各种社团的活动。
　　转眼到了毕业时，2006年4月的一天，我拿着简历第一次去人才招聘会场。好不容易挤进人堆，我在一家招聘台前递上求职材料，招聘主管看到“北京大学”的毕业证，注视我的眼神有了亮色，我又把自己的外语、计算机等级证书交上去，没有附带一句自我推销的旁门。
　　正在这时，旁边一位学生挤上来，笑着说：“您看，我是北京某某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我的简历，这是我的等级证书和各种获奖证书，我还发表过不少文章，是学生会干部，除了疾病防治专业课，我还选学了法律专业……”招聘主管似乎一下子被这位学生大方的自我介绍吸引住了，说：“你这个小伙子很开朗，留下来吧，待会儿我们再跟你详细谈谈。”
　　此时此刻，我从心里羡慕那位侃侃而谈的同学，几次也想上前重新介绍自己，但我始终没好意思张口。
　　第一次求职的失败让自尊心极强的我心灰意冷。但我还没放弃留在北京的想法，我没有太高的奢望，不想要太高的工资，只要有一个北京户口就行。
　　因为不忍让家里再寄钱过来，我的生活日渐拮据。也许是我那憔悴的面容，木讷的自我介绍让我首先在外表上减了分，我得到的待遇惊人的一致：客气地拒绝。
　　2006年7月底，我被迫离开北京，先后到沈阳、大连求职。到了12月初，我已经把求职要求降到了最低限度，工作只要和自己的专业沾边，月薪1000元以上就可以。可是，我这个北大毕业生的小小愿望却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屡试屡败！我的心情变得极为郁闷，感到无限迷惘和彷徨。
　　我最后还是回到了惟一能让我沉静下来的故乡。在父母无言的关爱下，我开始反思：“北京大学”这张文凭到底是光环还是阴影？
　　2007年元旦前的一天，我平静地对父母说：“爸、妈，反正工作的事情也落实不了，从现在开始我和你们一起串糖葫芦、卖糖葫芦，这样既能锻炼一下我的性格，也可以多赚些钱。”
　　这一回我说干就干。一大早，我穿好衣服，冒着凛冽的寒风，蹑手蹑脚地推着车去镇里卖糖葫芦了。尽管在此之前我下了狠心：不让“北大毕业生”这张招牌羁绊自己走入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我要向自己挑战！可是，我总能听到有人议论道：“这不是邓屯的武小锋吗？不是考进了北京大学吗？怎么来卖糖葫芦来了？”“对！就是当年那个理科状元，他是没找到工作，不得不来卖糖葫芦！”当众人异样的目光扫过来时，我觉得好像有许多芒刺扎在身上，十分不自在。
　　此时，距离我一百米左右，我的中学同学李军也在卖糖葫芦，他大声地叫卖着，声音很洪亮。我也想像李军那样大声地吆喝叫卖，可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张了几次嘴都没发出声，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一支糖葫芦都没卖出去。
　　我心急如焚，逼着自己张开嘴吆喝：“卖糖葫芦了！”可声音怯怯的，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
　　可能许多人都想看看我这个北大学子是怎么卖糖葫芦的吧，或者是大家出于同情，后来者许多人买了我的糖葫芦。看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放满了铁皮盒，我的吆喝声情不自禁地越来越大，而且还能喊出花样：“过来尝尝香甜可口的糖葫芦，不尝不知道，尝了忘不掉，买一支尝尝！”结果，我的糖葫芦竟然比李军先卖完了。
　　初战告捷，半年来我头一次体会到心里喜滋滋的感觉。又卖些日子之后，我发现糖葫芦不仅可以用山楂做，还可以开发出许多新品种。我建议父亲做些巧克力糖葫芦、香蕉糖葫芦、葡萄糖葫芦、橘子瓣糖葫芦和大枣糖葫芦等。生意越做越趣味横生。
　　说起来，我还是沾了北大的光。半个月后，我的事被媒体报道后，我先后接到了深圳、大庆、沈阳和北京、山东、天津、铁岭等地三十多家单位打来的招聘电话。
　　2007年1月14日，我参加了一个与四家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见面会。有过这段卖糖葫芦的经历，我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在北京人才招聘会上那种怯生生的感觉了。有位领导故意“难为”我：“假如在这次见面会以至今后一段时间里，你仍然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你该怎么办？”我很自然地说出了心中的想法：“经过屡次求职挫败的考验，通过在家里卖糖葫芦的磨炼，我渐渐地懂得一个人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尽早地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我会努力拓宽职业发展视野，培养广泛的职业发展兴趣，我相信凭着我的智慧和才华，以及乐观的心态，我终究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会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变得丰富而厚重。”
　　当时，我听到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也似乎听到了自己的精神重振和重生的声音。
　　从那以后，“北大”二字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渐行渐远。
　　（北方雄鹰摘自《涉世之初》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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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之于我消极多于积极

作者：楚怀湘




　　我母亲是中学老师，小时候对我的管教多些。我9岁时母亲病逝，之后父亲忙于工作、家务，没什么时间管我。我属于那种谨小慎微不惹事的“好学生”，也不怎么让他操心。我不算是很用功的学生，功课会按时完成，印象中从未苦学到晚上10点以后。
　　我小学四年级至初三都就读于东郊纺织城的西北电建四公司子校，学校离家很近，是普通的子弟学校，但有几位极好的老师。我家住在大院子里，伙伴很多，大家经常一起做游戏，过得很开心。
　　高中就读于西安中学，属于省重点。每天来回要花两个小时坐公交车，功课也多些。生活单调，没留下多少美好回忆。我算是比较聪明的学生吧，考试成绩一直很好，但算不上顶尖的，各类竞赛从来都是二、三等奖。到了大学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全国奥赛的获奖者，才见识了什么样的算是顶尖。
　　实际上我在高考前已经被保送清华了。按说可以不参加高考，但学校要出成绩要求我考，把这作为能够保送的条件。我也因此感觉不到多大压力，只要考出一个过得去的成绩，不丢保送生的脸就行了。我们那一年理科考5门课。除了语文外，我数、理、化、英语的水平很平均，考前我想，只要正常发挥，得个高分不难，但却没想到能考个第一。
　　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运气，我认为当状元也是这样。现在回过头来看，“状元”这个头衔对我的影响消极多过积极。数不清的赞誉扑面而来，认识或不认识的在知道你是“状元”后都表情异样。那里你只有18岁，不谙世事，难以避免的，你会把握不住自己，会过高估计自己，这样下去，面对困难或挫折时就可能不够坚韧，甚至难以承受。实际上，高考的前十名，甚至前一百名，大家的智力相差无几。考第一无非是个运气，说明不了什么。据我所知，曾有一个理科状元上了北大，两三年后就退学了。我自己1997年生病住院，休学一年后回来读完本科也离开学校工作了。
　　（张乙摘自《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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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癌细胞”？

作者：李家同




　　老张是我们高中同班同学中惟一念医学院的，他是研究癌症方面的医生。虽然是好朋友，但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最好不需要去找他。
　　同班同学聚会，老张一定会到。他的收入高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他会请客。偶尔同学中有人发生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他也会慷慨解囊。
　　虽然老张对人很慷慨，却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每次都坐公共汽车来聚会，乘公交车离开，现在有了地铁，他当然都乘地铁。他也从不大吃大喝。我的感觉是，老张非常不喜欢过非常舒适的生活。
　　我们都是62岁左右的人，到退休年龄，却没有人真正退休。大概4个月以前，听人家说，老张退休了，医院还为他举行了一个退休仪式，而且听说场面有些感伤。
　　我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正想打电话给他，没想到在台北一家书店碰到了他。他正在买侦探小说，看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抓住我。我们找了一家环境幽雅的咖啡馆，坐下来后他大谈所喜欢的侦探小说，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老张瘦了一些。老张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我已注意到他的消瘦。他主动告诉我说，他得了癌症，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对我来讲，这真是晴天霹雳，也没有问他现在有没有治疗，因为我想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知道如何治疗。
　　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下雨了。我替老张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老张乘坐出租车。
　　一个月以后，老张来找我。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农场看油桐花。那里的油桐花种在道路两旁，大树成阴，车子开过满地的白花，真是奇景。老张虽然时常面露倦容，但他一再说不虚此行。因为，他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种遍地都是白花的情景了。
　　除看花以外，老张对我们的多媒体系统也有很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