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总比活着好

作者：余泽民




　　在去匈牙利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少得可怜，能跟匈牙利挂上钩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小时候常在政治报告里听到的“纳吉事件”，另一个则是英雄诗人裴多菲。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恐怕凡是读过些书的中国人都会背诵裴多菲的这首诗的。诗人于1823年1月1日写这首诗时恰是他的24岁生日，而译者白莽译这首诗的时候年仅20岁。
　　1931年2月7日深夜，5位左联的青年作家和其他18位志士一起，手被相互铐锁着，被枪杀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片荒场上，刚满22岁的自莽就在其中。
　　白莽18岁进同济大学学习。精通英文、德文。两年后辍学从事“青工运动”，几次被捕，几被枪决。白莽对裴多菲甚为推崇，1929年，他在他译的《裴多菲传》前面写道：“这篇文字是讲述一个出于美丽的国家匈牙利的诗人和勇士的。他的一生充满着天才的苦斗，不幸、失意的恋爱和勇敢的战争。”他曾把《自由，爱情》诗简译成“爱比生命更可宝贵，但为自由尽该抛!”并连同《裴多菲传》寄给鲁迅先生编辑的《奔流》杂志，先生去信要诗的原文，邮寄不便，白莽便亲自将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集》送去。白莽牺牲后两年，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说到白莽：“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裴多菲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
　　这就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自由，爱情》的中文译稿，慷慨豪迈、脍炙人口，丝毫不见翻译痕迹，姿质天成，恰好表现了他献身革命的情怀，他曾要姐姐把这诗绣在枕头上。
　　鲁迅是将裴多菲介绍到中目的第一人，他写过《裴多菲传》，译过裴多菲的诗，并称他为“诗人和英雄”。早在1907年，鲁迅就把裴多菲同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等大诗人并列在一起。介绍给中国读者。他称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鲁迅年轻时曾托人从德国买来裴多菲散文集和诗集的德译本，打算译成中文。认识白莽后，他将珍藏多年的两本书托柔石送给白莽，算是给书寻着了一个好着落。先生亲自译过裴多菲七首诗，在文章中称他“桀骜英雄”。在将近三十多年间，鲁迅经常记起的外国诗人只有裴多菲一人；他译了诗作的也只有裴多菲的诗。白莽译的这首《自由，爱情》诗也因先生的传播不胫而走，被世人传诵。
　　如果你在匈牙利生活一段时间，就能发现：这里的每个城镇乡村都有以“裴多菲”命名的街道、广场、剧院或小区。每个人都能背几首裴多菲诗。每年的3月15日，是匈牙利人纪念1848年独立革命的国庆日，当地人称之为“裴多菲节”。
　　2000年春天，匈牙利媒体曾经风传过一则让人担忧的新闻：一位文史学家声称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落里发现了裴多菲的坟墓和遗骨。墓碑上的死亡日期要比历史上记载的“在战役中失踪”的日期晚二十几年!换句话说：诗人确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恶战中失踪，但有可能并没有牺牲-…
　　喜欢起哄的美国科学家闻风而动，立即向匈牙利政府索要诗人后代的基因资料，愿意代做科学验证，但是遭到了匈方拒绝。原因很简单：裴多菲在今天不单单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是匈牙利民族的精神化身。因此，没有一个匈牙利人愿意冒哪怕万分之一的风险将神话打破。
　　换句话说：匈牙利人希望裴多菲“早死”，担心他被证实“幸存”。因为在他们的感情中，诗人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英雄嘛，死了总比活着好——事实上，裴多菲并不是惟一的特例。
　　
　　(田生摘自《欧洲的另一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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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传奇

作者：佚名




　　我真不明白!叫你给我叼双拖鞋，你干吗要费这么大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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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趟苦难的旅程

作者：琼　瑶




　　从小，我就是一个靠“幻想”生存的人。每晚入睡前，我会在脑海里勾画出一个故事，想着那情节的发展，直到昏昏欲睡再也想不下去为止。第二晚，我会接着昨晚断掉的地方，继续想下去。这种“独自游戏”持续了很多很多年，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入睡良方”。大概，这也是我现在会从事“连续剧”这种工作的“原始训练”吧!
　　《还珠格格》是“接故事”的一个证明。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能把这个故事这样延续下去。
　　当《还珠格格》第二部出版后，虽然我心里知道故事没完，写不写第三部，我仍然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是，我不写，居然有别人写!
　　这件事，打击了我。同时，来自各方的要求，又鼓励了我。于是，我决定还是完成它。
　　剧本写得并不顺利，在创作中途，适逢美国发生9·11事件，我在电视上，目睹飞机撞大楼，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深感人世无常，也觉得人性太可怕!我的诗情画意全部飞了。那是第一次，我停止了写作，觉得倦了累了，不想写了。直到两个月以后，我才抚平了情绪，重新执笔。
　　好不容易完成了剧本，我又开始写小说。去年4月，我那94岁的父亲，身体亮起了红灯，到了7月，父亲去世，这又给我极大的打击，虽然父亲年事已高，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亲人永别，哀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在这种情绪下。和办理丧事的忙碌中，五阿哥、小燕子又距离我很远，伤痛之余，再度停笔。
　　等到情绪平静下来，继续提笔，自己觉得，对人生的体验，更加深刻。小说脱稿后，我照例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来修正它。岂料，9月中旬，鑫涛因病住院，从不生病的他，病情来势汹汹，吓住了我。在他住院、出院、治疗、调养……的过程中，我在紧张、着急、煎熬中度过，再度停止了修正工作。直到他出院，我才能在他休息入睡后，偷出一些时间，来继续完成《天上人间》。所以，这部书写写停停，自己的情绪，也常在惊涛骇浪里。
　　和以前两部一样，《天上人间》的语言，一直是我最大的难题。几经考虑，我仍然让它维持前两部的路线，用了许多现代语言。有些考据工作，可能做得不够，犯错也在所难免。我曾写了“浪漫”两字，发现这是翻译的词汇，赶快修正。书中出现很多次“中、国人”的对白，也使我考虑了很久，不知道清朝人，会不会自称是“中国”人?直到在我父亲的遗著《什么是中国人》一书中，看到父亲写的一段文字“‘中国’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周朝的史料，譬如《诗经》生民篇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孟子见梁惠王说‘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朝四夷。’《左传》里更屡称‘中国’……”这才没有疑问的。设限太多，会造成许多困扰。所以，我但求读者读来通顺明白，不曾过分苛求考据。
　　我承认，这部小说，是我在人生的风浪里完成的。自己的情绪，难免左右了小说的走向。以前，总希望人定胜天，现在，深知人不一定能胜天。人生，有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悲哀，太多的负荷，太多的无可奈何……我在《我的故事》一书中写过，我相信人生是一趟苦难的旅程，如何在这段“苦旅”中，活得丰富，活得快乐，活得充实，活得无悔，活得轰轰烈烈……这才是学问。
　　
　　(阿紫摘自《还珠格格Ⅲ——天上人间》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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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

作者：赵　刚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他在信中写道：“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都是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
　　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织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的“疗养院”。
　　在获得“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大会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大的普鲁士雄鹰雕塑，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的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集聚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7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受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660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同是自己同胞的犹太民族如此残酷?为什么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后，许多人还不肯住手?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对于这样深刻的历史反思，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在笔者看来。答案却十分清晰，这就是：当极权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否在犯罪与作孽!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每个个体都被说成“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成被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被作为某个统治者的工具、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此语可谓一针见血。
　　
　　(杨松摘自《杂文月刊》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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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未来

作者：Ｓｙｌｖｉａ




　　他们被称为巴勒斯坦失落的一代；极端、暴力、绝望。
　　他们在一个充斥着混乱、暴力的国土成长。与这些年轻人谈论，就像听着尚未成熟的虚无主义论，言语之间，尽是失望。他们的未来，不在自己掌握之中。
　　加沙的一个难民营，水泥路在美国停止对巴勒斯坦政府的援助之后就一直没有铺上柏油。Taher一家住在路边的一个小楼房里，她最小的小孩才刚刚出生。而之前，家里已有两个小孩。
　　她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激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不是孩子。”她想起来去年夏天她和丈夫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加沙遭受炮弹袭击，有一户巴勒斯坦人死亡。过了好几天，6岁的女儿说：“妈妈，我要胖起来。因为我要在腰间围上炸药带，以色列人就看不到了。”
　　“我很震惊，但周遭发生的一切都影响着他们……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或藏起他们。人们对新生命总是充满喜悦，但我生下最小的孩子的时候，我在想：天哪，第三个小孩?如果有炸弹撞上我的房子怎么办?如果孩子加人武装组织，我该怎么办?我的生活就是以‘如果……怎么办’继续着。”
　　而Mirvat才18岁，是她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2006年11月，她申请做“人弹”。那时，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加沙北部的BEI-THanun，经常挨家挨户地搜查武器、“人弹”。Mirvat的表哥2004年就“代表”阿克萨烈士旅赴以色列进行自杀式袭击。Mirvat的要求被拒绝了。
　　她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十分震惊。他无望地挥舞着手：“我当然跟她谈过。我说：‘教育才是你的圣战，去上学才是你的圣战，如果你成了一个医生，那才是圣战。’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她这么做。”
　　Mirvat书桌上方的白墙上还贴着烈士海报。之后，她又申请了一次，这次。她成功了。为了伊斯兰圣战，她牺牲了。那次，有两个以色列人受了轻伤。
　　巴勒斯坦是一个年轻的国度——根据巴勒斯坦中央数据局的统计，56.4％的巴勒斯坦人在19岁以下。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称为巴勒斯坦失落的一代：极端、暴力、失望。他们在一个充斥着混乱、暴力的国土成长，领土被以色列人占领；人与人之间被一堵堵隔离墙与检查站隔开。
　　与这些年轻人谈论，就像听着尚未成熟的虚无主义论，言语之间，尽是失望。“打从我们小时候，我们就看见枪，看见坦克，看到小孩子央求大人给支枪去打以色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