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究竟凭什么区别于技校毕业生并进而区别于一切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位张小姐写的关于自己毕业求职经历的文章。
　　
　　大学临近毕业，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毕业前夕，正好有一家英国公司到我们学校招聘，这让所有的人都提起了兴趣，大家都决定去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当时所有面试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考官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试卷，上面只写了一道看起来很简单的题目：英国每年买几个高尔夫球。没有其他数据，要求在45分钟内完成。
　　一看到这个无厘头似的题目，我几乎傻眼了。后来仔细一想，发现这道题不是要我答出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要考查一个思考的过程。这样的题目对于我这个经济系的高才生来说并不难。
　　所谓的“英国买”，其实就是英国进口。进口的数量与市场需求有关，市场需求与人口有关。英国有多少人，这个我脑子里要有数。首先我可以假设16岁至70岁之间有多少人，然后推算出其中最有可能打高尔夫球的30岁至45岁之间有多少人。为了使数据精确，我还在答题纸上写明了如何进行抽样调查。同时我还考虑：打高尔夫球的人中，有多少人经常去打，这些人估计一年要用多少球，其他的人会多久打一次球，又需要多少球。这些数字加起来就是英国总的市场需求。最后我写了一组数字，并满意地交了答卷。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这家公司的录取通知。
　　
　　张小姐在面试的时候，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合格大学生的实力。如果面试时那个问题的答案只是一个确定的数字，那么在答题的时候，一个读过大学的人和没读大学的人比较起来丝毫不占优势，因为大学生没有理由一定比别人的记忆力更好。既然张小姐面试时那道题考查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那么大学生的优势便凸显出来了。张小姐在大学期间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于分析问题的方法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所以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不会再单纯地从简单记忆或者机械模仿的角度来考虑，她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分析、解决问题。在这种时候，被动的记忆能力已经上升为主动的分析能力和独立的思考能力，而这种能力正好是一个合格大学生本质的特征。
　　社会需要的也正是大学生这种系统分析的能力。不管在什么行业工作，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纷繁复杂而且瞬息万变的，如果没有系统分析、独立思考的能力，就算把所有的书本吞进肚子，就算大学期间每次期末考试都得第一名，也绝对不可能在工作中脱颖而出。所以，一个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独立思考并且用于分析问题的能力。
　　（梓溢摘自《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南方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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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博弈

作者：陈明聪




　　春秋时楚国杰出的军事家伍子胥，性格十分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都是楚国忠臣。周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于是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和伍尚骗到郢都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吴国。
　　在逃亡中，伍子胥在边境上被守关的斥候抓住了。斥候对他说：“你是逃犯，我必须将你抓去面见楚王！”
　　伍子胥说：“楚王确实正在抓我。但你知道楚王为什么要抓我吗？”
　　斥候冷冷地说：“我没必要知道，你是逃犯，我就可以抓你去领功取赏。”
　　伍子胥从容自若地说：“不，你需要知道。因为有人向楚王告密，说我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楚王一心想得到我的宝珠，可我的宝珠已经丢失了。楚王不相信，以为我在欺骗他。我没有办法了，只好逃跑。”
　　斥候冷笑说：“宝珠丢了，至少我还抓住了人，我想楚王还是有打赏的。”
　　伍子胥摇头说：“你又错了，现在你抓住了我，还要把我交给楚王，那我将在楚王面前说是你夺去了我的宝珠，并吞到肚子里去了。楚王为了得到宝珠就一定会先把你杀掉，并且还会剖开你的肚子，把你的肠子一寸一寸地剪断来寻找宝珠。这样我活不成，而你会死得更惨。”
　　斥候信以为真，非常恐惧，觉得没必要以命相赌去换取那一丁点的打赏，于是赶紧把伍子胥放了。伍子胥终于脱险，逃出了楚国。
　　这个故事可以算是博弈的一个精彩注解，面对可能出现的潜在的危机，人总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以保证自己能够免于陷入困境。
　　伍子胥三言两语就改变了自己的劣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生活中，创造一种困境，使对方陷入与你一样无法全身而退的困境，那么，即便在这种困境出现之前，他本来拥有拿走你所有一切的优势，此时，他也只能被迫进行理性的决策，与你合作。
　　（李月摘自《宿迁日报》200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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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变甜

作者：林清玄




　　我很喜欢一则关于苦瓜的故事：
　　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
　　师父拿出一个苦瓜，对弟子们说：“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河，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放在圣桌上供奉，并朝拜它。”
　　弟子朝圣走过许多圣河圣殿，并依照师父的教言去做。
　　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
　　晚餐的时候，师父吃了一口，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奇怪呀！泡过这么多圣水，进过这么多圣殿，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
　　弟子听了，好几位立刻开悟了。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教化，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情爱是苦的，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这一点即使是修行者也不可能改变，何况是凡夫俗子！我们尝过情感与生命的大苦的人，并不能告诉别人失恋是该欢喜的事，因为它就是那么苦，这一个层次是永不会变的。可是不吃苦瓜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苦瓜是苦的。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苦，第二三口就不会那么苦了！
　　对待我们的生命与情爱也是这样的，时时准备受苦，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真正认识那苦的滋味，才是有智慧的态度。
　　（梓松摘自《林清玄作品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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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与领袖之间的距离

作者：汪　冰




　　有一位女士在描述领袖该是什么样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早晨，她发现自己的邻居在下楼时把每家每户门口的垃圾袋都拿到楼下，她非常感动。第二天她也开始帮助邻居倒垃圾。逐渐地，在这个社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她们没有使用任何权力，却让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自愿地作出改变，为他人付出。她们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也无意识地获得了他人的追随。那么她们是在服务他人，还是在领导他人呢？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罗伯特·K·格林里夫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仆从领导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非常真切而朴素——在领袖考虑他们的追随者能为他们做什么之前，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能为你的追随者做些什么”？衡量一个领袖的伟大，不是看他拥有了多少的追随者，而是他缔造了多少的领袖。只有将传统的组织金字塔结构彻底颠倒过来，让领袖走下高高的神坛，才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
　　（边锋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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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师的房子

作者：安　勇




　　魔术师是牵着那座房子走来的。开始，人们都以为跟在他身后的是一条狗。房子长着狗脑袋、狗身子、四条狗腿，还有一条会摇晃的狗尾巴。
　　魔术师把房子牵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上，蹲在地上抽完一斗烟，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石城上空的太阳。站起身，笑眯眯地扫视一圈围观的人们，咳嗽一声说：“谁想第一个走进去？”没有人回答，谁也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走进一条狗的肚子里。魔术师笑了笑，用手拍一下狗脑袋，狗的嘴巴缓缓张开，变成了一道门。
　　打短工的赵小六撇撇嘴问：“吃饱了撑的咋地，俺们为啥要进这座怪房子？”
　　“这是座神奇的房子，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老婆，里面也有吗？”
　　“有，除了老婆，还有其他你想要的东西。”
　　赵小六从人群里走出来，紧紧裤带，弯腰走进了房子里。
　　人们都盯着房门，等着赵小六带着老婆从房子里走出来。
　　魔术师拍拍房子问：“找到老婆了吗？”房子里有人回答：“找到了，一共三个，一个大老婆，两个小老婆。”是赵小六的声音。
　　魔术师满意地点点头：“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不会再出来了，谁想第二个走进去？”
　　王二拍着自己的大肚子问：“俺想要个一百头猪的养猪场，一个宽敞的大肉铺，里面也有吗？”
　　魔术师点点头说：“有，里面应有尽有。”
　　王二往回缩了缩肚子，走进了小房子。卖豆腐的李老三挤挤眼睛问：“里面还有地方没？俺想要钱，好多好多的钱。”魔术师笑着看看他：“我说过，这是座神奇的房子，里面很宽敞，能装得下所有人。”李老三第三个走进了房子里。
　　人们不知不觉在房子前排起了队。
　　第四个人想要当官；第五个人想拥有天下所有的美女；第六个人是位体弱多病的老者，想要长生不老；第七个是个女子，想要最美的容貌；第八个是算命的瞎子阿三，想要一双好眼睛……
　　第十个人刚走进房子，有两个捕快分开众人，厉声对魔术师说：“根据本城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在街头表演，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带你去见老爷。”魔术师伸出手，冲着两个人抓了一把，将什么东西扔进了房门里。横眉竖目的捕快转眼变得和颜悦色，自动排到了队伍后。众人疑惑不解，纷纷询问。魔术师回答说：“我把法律扔进了房子里，从现在起，大家都可以不再受法律的约束。”
　　三天三夜后，全城的人一个跟着一个都走进了房子里。
　　房子外面除了魔术师，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北街的傻子阿木。几天里，阿木一直歪着脑袋，看着那座房子笑，却不肯走进去。魔术师拍拍阿木的肩膀问：“你为什么不进去？”阿木疑惑地看看他：“我为什么要进去？”
　　“房子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阿木摇摇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什么也不想要。”魔术师叹口气，不再说什么，弯下腰，把房子前的街道慢慢地卷起来，一点一点地往房门里拉。整个石城从四个不同的方向缓缓地被拖进了房子里，最后，石城彻底消失了，就像它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阿木傻乎乎地看完了这一切，笑嘻嘻地走过来，拍拍魔术师的肩膀问：“那你呢，你想要什么？”魔术师摇摇头：“我和你一样，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说完，魔术师像来时一样，牵着那座房子离开了。
　　（赤子之心摘自《微型小说选刊》2008年第6期图/潘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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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心与“日本病人”

作者：舒泰峰




　　国内一家媒体与日本《读卖新闻》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47％的日本被调查对象在回答“10年后自己会变得更富有吗”的问题时，选择了“不太有希望”和“完全没有希望”，只有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非常有希望”。
　　另外在评价本国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治安等方面今后的发展状况时，大多数日本被调查对象选择了会往坏的方向发展。
　　日本怎么了？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民众的信心指数大涨。
　　
　　“日本病了”
　　“日本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听到记者关于此项调查的介绍时，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日本患的是发达国家病或者叫后工业化社会病。”
　　金熙德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动力是赶超西方，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目标基本实现。数据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大约十年间，日本的经济规模最高曾经达到美国的70％。
　　日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赶超西方的目标既已达到，也就失去了目标。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觉得不可能持续以前的高速发展了，社会凝聚的动力也没了，于是对未来丧失方向。”而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价值观产生分裂，多元化成为常态，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理性也开始下降”。
　　在金熙德看来，这种病症并不奇怪。“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率先完成工业化后，就产生过‘英国病’，症状之一就是萎靡不振，觉得丧失了新鲜感。”
　　在北京大学留学多年、已经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日本留学生加藤佳一对这个问题也颇有看法。“第一是政治还没有定位好，有的日本人说应该重视日美同盟，有人说应重视亚洲外交，国家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定位不清晰。”
　　在经济上，“邮政民营化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在社会福利等问题上怎么改革，很多措施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加藤说，“年轻人对未来能不能获得良好的保障很担忧。”
　　在去年初，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达67．7％的日本人对日常生活感到担忧，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高。随着日本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和“婴儿潮”时期出生人群的纷纷退休，公众开始对日常生活和未来前景感到信心不足。54％的日本人对退休后的生活感到忧心忡忡，72．2％的受访者呼吁政府对社会保障系统进行改革，尤其是在医疗和养老金领域。
　　加藤特别指出一点，即日本年轻人缺乏独立思考，“比较盲目地被舆论影响，是被动的反应，而不是主动的思考，所以就会很迷惘。其实日本未来远远没有这么可担心。”
　　不过，有一点不容否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10年”，经济总量下降到不足美国的40％。与此同时，失业率、犯罪率都有上升。尽管近年来日本经济有所复苏，但依然不足以挽回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当然，对于一个人均GDP达到三万多美元的社会来说，要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自然是十分困难。“日本社会到了一定程度了。”加藤说。
　　
　　中国信心
　　与日本的调查数据相比，中国人的信心可用“爆棚”来形容。“你觉得未来10年后自己会变得更富有吗？”36％的中国人回答“非常有希望”，49％选择“有希望”。另外97％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朝好的方向发展”或“大体朝好的方向发展”。选择这两个选项的，在“社会道德”方面是67％，在“治安”方面是72％。
　　这样的结果让久居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籍博士生金炫锡感到不可思议，不过，他也承认中国是“目前发展最快的国家”。
　　4年前由于厌倦了日本波澜不兴的社会气氛而来到北京的加藤佳一，在中国找到了自我，他说：“在中国一切都可能发生。”听到这个调查结果，加藤觉得“可以理解”。
　　“中国整体朝着稳定发展、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奥运会、世博会即将到来，人们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整个国家都这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