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真切，副班长突如其来的一声凄惨的号哭之后，泪水涟涟地喊道：“不好啦，我的眼睛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都听见了，非常害怕，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候我的眼睛也死了，眼前游动着一片黑影，好像坠入无底的深渊。
　　这是1959年隆冬发生在藏北茫茫雪原上的事情。当时我所在的汽车连正在那曲地区执行抗雪救灾运输任务。眼睛怎么突然失明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患了雪盲症。整天在空气稀薄的雪地里忙碌，没有任何保护眼睛的措施，阳光中的紫外线经过雪地表面的强烈反射，刺激了眼睛，造成了伤害。连队有5个人患上了雪盲，轻重程度不同。数我和副班长最严重，眼睛红肿，发痒，流酸水。从藏北返回到青海一个叫石乃亥的地方后，我俩的眼睛仍然肿得像桃子。好在连队要在这儿休整一周，我想眼疾总会好转吧!
　　我们班住在一位叫卓嘎吉玛的藏族老阿妈家，在旧社会煎熬了几十年苦难岁月的老人，把对党和新生活的感激之情，全都集中到了对我们这些兵的春风化雨般的关爱上。她发现我们患有眼疾以后，心疼得不得了，一天几次来问候、安慰。后来得知是雪盲引起的眼病，她双手一拍大腿说，好啦，别愁，我有办法治好你们的眼病!
　　我好生奇怪，她会拿出什么绝招为我们解除病痛？
　　当天午休，卓嘎阿妈手提一个磨擦得锃亮的铜壶，满面溢笑地来到我们班。这是一壶热水，还冒着腾腾热气。阿妈把水分别倒入我和副班长的脸盆里，说：趁热，用毛巾敷眼睛，多敷一会儿，眼睛会好的。还不容我们说句感谢的话，她就把我和副班长的毛巾浸泡在热水里。待那水簌簌地咬透了毛巾，她捞出，拧干，捂在我俩的双眼上。随之，我就感到热乎乎的酥麻感似无数细细的钢针软绵绵地扎入眼球。当然那只是瞬间的感觉，转而便觉得有丝丝冷气顺着那无形的针孔往外溢出。慢慢地就无感觉了。阿妈说，每天早晚都坚持这么用药水敷眼睛，很快会有效果的。
　　有了这位“民间医生”的精心治疗，我们的眼疾一天天见好。到第四天，我就觉得双眼轻松多了，清清爽爽地亮堂了。这时，我和副班长都有个疑问需要解开，便问阿妈：这壶里装的什么神水，治好了我们的眼病？她笑笑道：说神也神，说不神也平常。明儿我给你俩熬最后一次药水，你们来看看就明白了。
　　我们看到了，阿妈把一包黑乎乎的好似小动物的东西倒入壶中熬起来。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小东西竟然是蚊子的脑袋。阿妈指着屋梁上一个燕子窝絮絮叨叨地说起来：蚊子是叮人肉吸人血的害人精，可是它却是燕子喂养雏燕的绝好食物。每天燕子爸爸和妈妈都会捉来数十只蚊子才能喂饱雏燕。雏燕不食蚊子的脑袋，燕子爸妈便用嘴将其脑袋剥掉，放在燕窝一角落。天长日久就积成了一大堆蚊子脑袋，风干、变硬，这是上好的药材，能消肿，明目。阿妈说，这是从阿爸的阿爸手里传承下来的秘方，至今不失传。我们听得入神，大长见识。
　　世间有多少奇事，如果你不是亲身经历体验，别人说破嘴皮你也不会相信。有时候你看到的光明不是真正的光明，你看到的死亡也不是真正的死亡。它们隐匿了，以一种容易蒙蔽你的形式迷惑你。当你举起拍子欲将恨之入骨的蚊子置于死地时，想没想到蚊子的脑袋可以为人类解除眼疾？没有想到就先别鲁莽行动，要弃之其害，取之其益。我会永远记住那位藏族阿妈，正是她使我从臭名昭著的蚊子身上发掘出了亮点，让我明白了早就该明白却一直糊涂着的道理。
　　（桓学然摘自《新民晚报》2008年3月26日图/孙胜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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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千载无字碑

作者：蒙　曼




　　神龙元年（705年），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人生的舞台上完美地谢幕了。在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立着两块石碑。西边的那块属于唐高宗，上面刻着唐高宗的丰功伟绩。东边的那块属于武则天，八米的石碑高大巍峨，但是上面竟然一个字都没有，这就是著名的武则天无字碑。
　　武则天为什么要立这样一块无字碑呢？人们给出了多种解释。
　　第一种，武则天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无法用文字概括。
　　第二种，恰恰相反，武则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敢写出来。
　　第三种，武则天觉得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因此干脆留下一片空白。
　　这三种说法哪种合理呢？其实，这三种说法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因为这块碑是武则天死后立的，和武则天本人的真实意志没什么直接关系。那么，这块碑为什么空无一字呢？这还要从中国古代的皇帝陵寝制度说起。本来，中国古代的皇帝陵寝是不立碑的。因为皇帝的功德太大了，不是一块碑所能概括得了的。但是，武则天不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经常离经叛道的人吗？唐高宗死后，武则天觉得有必要表彰他的丰功伟绩，因此就突破了帝王不立碑的传统，给高宗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篇她亲自撰写的文章，叫做《述圣记》，表达了她对唐高宗的敬仰之情。这块碑一立起来，马上又成为新的传统。武则天去世后，中宗李显也想给她立一块碑。
　　但是，选好了石头，刻好了图案之后，麻烦也就出现了。怎么评价武则天呢？武则天退位后，唐朝就进入了政局最动荡的时期。从神龙元年到先天元年（712年），也就是武则天去世前后的八年时间里，一共爆发了七次政变。皇帝也像走马灯一样，从武则天换成了中宗李显，又换成了殇帝李重茂，再换成睿宗李旦，最后才稳定到玄宗李隆基。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轮番上台表演，而各个派系对武则天也都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光是武则天的尊号就换了若干次。先后叫做则天大圣皇帝、则天大圣皇后、天后、大圣天后、天后圣帝、圣后，直到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才最终改成了则天顺圣皇后。这时离武则天去世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够给武则天一个确定的评价，所以刻碑的事也就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无字碑。
　　这样看来，有关无字碑的浪漫说法不成立了，但是，从精神实质的角度上说，武则天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帝屹立在历史长河中，就像高大的无字碑矗立在乾陵一样，一直不断地引起后人的兴趣和思索。那么，后人眼中的武则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看历史的视角和方式会随时代的变换而变化。对于武则天的评价正是如此。在唐朝，特别是唐前期，因为武则天之后所有的皇帝都是她的直系子孙，也因为唐朝儒家正统思想并不浓厚，所以对武则天的看法相对比较积极。但是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逐渐深入人心，武则天和传统礼教的冲突变得明显起来，对她的评价也大为降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甚至说武则天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而近代，受女权运动的影响，人们又把武则天和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开始给她做翻案文章。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涂抹，武则天的故事越来越传奇，但是离真相可能也越来越远了。
　　有人说，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歪曲得最厉害的人物。但是我想，也正是这一千多年来见仁见智的评价，使得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皇帝之一，在很多人心中激起了探索的无限欲望。对她的评价，也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了。
　　（王超摘自《今晚报》200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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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森林》：灰烬中的钻石

作者：王　怡




　　82岁的瓦伊达，是比基耶夫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奥斯卡在2000年把终身荣誉奖给了他。柏林电影节拖到2006年，也向他颁出终身成就奖。谁又料想，他的风烛残年，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尽管今年的金熊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把荣誉给他。但在我眼里，《卡廷森林》无疑是近十年最伟大的电影。
　　伟大到令我手足无措的地步。无论钻石还是灰烬，都超出我的写作能力，并叫我的词语山穷水尽。瓦伊达和波兰人民等了将近20年，来描述这个曾被谎言遮盖了50年的惨案。当妻子跨越大半个波兰，在波兰军官团被押送之前，找到她的丈夫，波兰最年轻的骑兵上尉。她劝他逃走，丈夫拒绝了。妻子绝望地说，你曾以上帝的名义说出誓言，与我联合，成为一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上尉说，可我对波兰也有誓言，我无法背弃军人的使命。
　　史诗的伟大，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悬念。因为你一开头就知道他们的结局。但这部电影的重心，是每个人的定义与抉择。至于灵魂的内涵，康德的三分法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就是情感、思想和意志。当人的意志顺服真理时，人就胜过处境，有了他的尊严。
　　上尉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纳粹召集教授集合时，妻子也劝他不要去。父亲和儿子一样，说我一定要去，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是站在一起的。1943年，德国人发现了卡廷森林的万人坑，全体波兰军官在1940年4月，逐一被手枪近距离从后脑勺枪杀，纳粹的纪录片说，“这是典型的苏联克格勃的手法”。希特勒向被杀害的波兰将军夫人颁发了勋章，要录下她宣读的声明，向全国广播。镜头在将军夫人的脸上几乎停顿了几十秒，纳粹威胁说，不然送你的女儿去奥斯维辛。她轻轻推开那份声明，走出房门，晕倒在街上。
　　二战结束后，苏联重新制作了纪录片，声称1941年纳粹占领卡廷后，屠杀了波兰战俘。近距离从后脑勺射击，“这是典型的德国党卫队的手法”。高音喇叭说，每一具埋在卡廷的尸体，都在控诉着帝国主义的罪恶。从此，波兰人被迫活在一个巨大和高压的谎言里。卡廷，成为良心的试金石。一位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简历里填写了父亲在1940年的真实死因。老师叫他改掉。可是，要在父亲的死上说谎，是我读大学的条件吗？——是的，我们要重建波兰，如果连你们也被杀了，波兰的未来在哪里呢？
　　善恶的区别永远最简单，谎言的自我辩护都极其复杂。可爱的孩子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份简历”。老师交换意见，感叹说，你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你对波兰人民的忠诚。20分钟后，年轻人死在街头。
　　一位姐姐，为上尉飞行员的弟弟定制了墓碑。上面写着，“1940年死于卡廷”。她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捕。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遣特使，去华沙，将三份密档的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结束了维持半个世纪的谎言。
　　被推土机埋在卡廷森林的军官中，也有瓦伊达的父亲。没拍这部影片之前，他的电影世界始终是残缺的。50多年来，瓦伊达用各种寓言讲述一个苦难的波兰，直到他拍出这一段不能不拍的历史的灰烬。
　　但灰烬中找不到钻石，除非跪下来祈祷。影片最后的屠杀场面，无论你近一百分钟的心理准备如何，依然具有意想不到的震撼力。一个接一个的波兰军官，面对万人坑，被枪杀之前诵读：
　　Ourfatherinhevean
　　——枪响；
　　——枪响；
　　——枪响；
　　——枪响。
　　接着，瓦伊达让他的观众沉浸在整整一分钟的黑暗里，向一个过去的时代致哀。他说，拍这部电影，是渴望人们的灵魂苏醒。渴望光来到黑暗中，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
　　（拓荒牛摘自《钱江晚报》200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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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小端端

作者：巴　金




　　我还想谈谈外孙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是三年前发表的，现在端端不再是“我们家庭最小的成员”了(我儿子结了婚，家里添了一个一岁的小孙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学读到了五年级，每天还是带了不少的课外作业回家，到家后休息不过半小时，就埋头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点钟，中间只除去吃一顿晚饭的时间。她在家做功课，常常借用我的写字台。我算了算，她一天伏案的时间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却没有想到连一个小学生也比我写得更勤奋。
　　有一天我听见端端一个人自言自语发牢骚：“活下去真没劲!”不觉大吃一惊，我对孩子的父母谈起这件事，我看得比较严重，让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感觉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孩子的父母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别是做母亲的总以为孩子不肯多动脑筋，作业做得太慢，自己又没有工夫辅导孩子，有时看见到九点了孩子还在用功，就动了气，放连珠炮似的大骂一顿，逼着孩子上床睡觉。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课。
　　端端也不知道如何练就应付那些功课的本领。她母亲责备她“窍开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两篇文章写成相隔三年，这就说明三年中她的情况并未改善，可见进步很小。她的学习成绩始终不稳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爱面子，又怕挨骂，每逢考试成绩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马上告诉大人，要是成绩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设法拖延一两天，终于给妈妈知道，还是挨一顿痛骂。说也奇怪，我女儿思想很开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课，或者她发现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说，迎头来一阵倾盆大雨，有时甚至上纲上线，吓得孩子无话可说。我不同意这种教育方法，我心里想：她不开窍，你帮忙她开窍嘛。可是我女儿、女婿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着，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孩子的学习。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也看得出来：孩子挨骂的时候，起初有些紧张，后来挨骂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又继续不断地发生。做母亲的却从未想过：为什么孩子会有“活下去真没劲”的思想。她大概以为“不要紧，大家都是这样被教育成人的”。
　　我的前一篇关于端端的短文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一段“随想”则写得很吃力，还删改了三次。为什么会这样困难？我找出一个原因：我把自己同端端混在了一起，我写端端，却想到自己。我的书橱里有二三十册笔记本或者更多一些，都是“文革”期间给造反派抄走后来落实政策又退回来的。本子上记录着“老师们”的“讲课”，全是我的字迹。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像小学生那样战战兢兢地应付没完没了的作业，背诵、死记“老师们”的教诲。我强迫自己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我把一连串的指示当做“精饲料”一股脑儿吞进肚里。是的，这全是为我准备、而我消化不了的“精饲料”。为了讨好“老师”，争取分数，我发奋，我虔诚，埋头苦学到深夜，只换来连夜的噩梦：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却一样也找不回来。应该说，有一个时候我也是“全家最忙的人”。我也是一个“没有开窍”的小学生，永远记不牢“老师们”的教导和批评，花费了那么多的学习时间，我得到的却常常是迎头的倾盆大雨。头发在灌输和责骂中变成了银丝，拿笔的手指颤抖得不由自己控制，写作成为惩罚的苦刑，生活好似长期的挣扎。“没劲!没劲!”甚至在梦里我也常常哀求：“放学吧!”我真想做一个逃学的“小学生”。说老实话，我同情端端，我也怜悯过去的自己。
　　（袖眉摘自《课外阅读》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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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蝴蝶

作者：刘国芳




　　那时候儿子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有蝴蝶飞过来，是黑色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