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乡学校9月1日秋季开学，但高中部没有任何动静，教室里空空荡荡。原因是报到注册的学生太少，学校只得停课两周，让老师们分头下村去搜寻学生，劝说他们重返课堂。学习枯燥无味而且负担重，造成了孩子们的厌学。读了书仍无就业保证，正在使家长们失望。钱仍然是重要的问题：根据现行法规，义务教育不包括高中，一个孩子如果想读上高中，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便意味着“洗劫”。许多家庭为了供一个孩子上高中不得不全家外出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和蛛网封门的家。
　　教育既然能够远离知识，当然更能远离正常人格。我在A乡的走访一次次滑入困惑。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老李家的虎头只读过初中，是个木匠，但对任何机器都着迷，从摩托到门锁均可修理，看见公路上一辆吊车也要观察半天，是百家相求的“万事通”，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富足。周家峒的献仁更是个连初一也没读完的后生，忙时务农，闲时经商，偶尔也玩一玩麻将或桌球，但并不上瘾，已经娶了个贤惠妻子，见邻居有困难都乐呵呵地上门相助，走在山路上还哼几句山歌。与此相反，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
　　我曾经想帮助这样一位知识青年，就让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从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学会打字，更没有学会查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上网聊天寻友，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体彩中奖号码。他再一次证实了我的愚蠢：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万恶的电脑使儿子更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甚至对父母更多蔑视和冷漠，成天在屏幕上寻找安慰。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责怪我，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他们提来一只母鸡，对我送来的现代化千恩万谢。
　　我能说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说，只能庆幸那台电脑终于成了一堆破烂，庆幸一个备用硬盘还扣在我手里，当时没有一股脑儿都交给他儿子。我还知道有一场危险的念头正在脑子里升温：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辍学，没有都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
　　（流星雨摘自《新一代》图/黄煜博）
　　





首页-&gt2008年第2期

生命的“内不化”

作者：于　丹




　　我们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有一句话说得地道：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中，那只是饲料。
　　这个世界上缺少鲜花吗？满山遍野。可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在越来越鼓励牛羊的眼光。牛羊说那是饲料，因为饲料是有用的，是可以充饥的，用今天的标准来说，它是可用“功利”来衡量的。
　　一个人本着物质化的眼光，去找到世界上一种有用的价值，或许不应该受到很多褒贬，但令人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让孩子从小弹钢琴、练舞蹈，已经不是为了培养艺术才能或者修炼气质，弹钢琴是为了考级，练舞蹈是为了加分。孩子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作为鲜花接受的，而是作为饲料接受的。
　　我觉得是现在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外化，就是社会的标准、价值的认同，外在的种种，如职称、房子、车子、薪水，都要攀比。这是外化，外化其实没有错，但关键是还有三个字叫“内不化”。内不化就是生命有所坚持。物质的繁盛不是坏事，但物质是用来作依托的，最后它应该帮助我们完成心灵的遨游。
　　（马树强摘自《解放日报》2007年11月23日）
　　





首页-&gt2008年第2期

杀生

作者：薛喜君




　　去年冬天，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让我置身到菜市场的那个角落。角落里有些窝风，风就像刀子一样肆意地剐割着我的脸，我就鬼使神差般地退到那间杀鸡宰鸭的作坊里。我谦卑地向正在给鸡煺毛的胖女人点点头，“外面太冷，我避一会儿风。”女人宽怀地笑了。一口大铁锅里热气氤氲，一个穿着胶皮背心的男人手里掐着一只鸡的翅膀，只一刀就让还咕咕直叫的鸡哑了声音，生命瞬间就消失了。啪的一声，男人把失了生命的鸡摔给胖女人。胖女人也是掐着鸡的翅膀在热水盆里均匀地浸了几下，只三五下就把一只毛乎乎的鸡撸干净了。又是啪的一声扔到另一个角落里。那里已经有好几只煺过毛的裸鸡，也许是刚结束生命，或许是刚从热水里捞上来，反正鸡的身上还冒着热气。从袅袅的热气中，我似乎看到了还残存的生命的气息。屋子里充满了血腥，地上的鸡毛和水掺和在一起，黏糊糊的，像踩在一堆烂树叶上。大概男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屠宰生命，他和女人有说有笑。他们谈话的内容大体是今年的鸡涨价了，一只鸡要比去年多卖十几元钱。他们脸上的褶儿被笑容堆积在一起，厚厚的。
　　杀生，男屠手和胖女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的胃不听话地翻腾起来，就往外走了几步，只借助一个用胶合板搭的“门脸”挡一下外面的风寒。顺着咕咕的声音我看见铁笼子里关了一只灰色的鸽子。于是，我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鸽子的眼神儿。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久久地凝望着，我突然发现鸽子具备贵族气质。和我对视的时候，它只轻轻地咕了一声，那样子像是怕吓着我。它的眼神儿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无辜，还有些许的哀怨——像一个婴孩，不，更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少女。它在跟我诉说什么？说前生？说今世？还是告诉我它面临死亡的心情？它一会儿可能就成为屋里那个男人刀下的死物，就会成为女人手里赤裸的怪物，也会被啪的一声扔到那堆肉里，然后和那些鸡一样，或红烧、或煮汤，成为饕餮者的下酒菜——我的心脏顿时像一匹奔腾的烈马，不由自主地出了一层细汗。我被那眼神儿打动了。我极想把它抱在怀中逃离这里。我试探着挪了一下脚步，接着我就放开脚步置身到寒风中——我是在逃离生命还是在逃离死亡？可我并没有解救那只面临死亡高贵且优雅的鸽子。难道鸽子的生命卑微，不值得我解救吗？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逃离。此后，无论多鲜美的鸽子汤，我都拒绝。而且一想到鸽子，我就充满了犯罪感，觉得自己比那个屠夫还恶劣，是对生命的亵渎。
　　据说，那些专门从事杀生的人，他在杀鸡的时候就说：鸡啊，鸡啊，你别怪，你是人间一盘菜。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在解脱自己还是在安慰鸡。也有人说，杀鸡其实是件善事，鸡会非常感激你。如果你不杀它，来生它就不能托生为鸡了。
　　鸡的生命真的如此卑微吗？有人杀它还要感激？
　　（尘中塑摘自《岁月》2007年第10期图/迟兴成）
　　





首页-&gt2008年第2期

武当山上的独腿劳工

作者：郭建光




　　高润林一天的工作，在双拐敲击台阶的“嗒嗒”声中开始。
　　每天，这个截去了半条右腿的中年汉子，都要拄着双拐，扛起30斤重的沙袋，在风景优美的武当山上，用左腿上下往返走8万余级台阶。这并非一位独腿的武林高手在武当山健步如飞，而只是一个残疾劳工在赚取一点儿微薄的酬劳。
　　他从山上村庄里一所由山洞改造的房子里走出来，每天清晨7点准时出现在乌鸦岭的建筑工地。
　　在一个大沙堆前，他先把双拐平放在地上，然后让自己坐在双拐上，这才掏出自制的细长编织袋，开始装沙子。当沙袋装满，他便扛在肩上，左手撑膝，左腿发力，右手操拐，吃力地站起，然后用左腿和双拐交替着前行。
　　站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台阶前，他深吸一口气，先将双拐稳稳地拄上一级台阶，然后用力将整个身体挪上去。就这样，一级接着一级，高润林需要将30斤重的沙袋运往两公里外的目的地。
　　他通常同时运送两袋沙子，先将其中的一袋运出百米开外，稍稍喘口气，再顺原路折回，去运另一袋沙子。在陡峭的石阶上，这个依靠双拐行走的人交替着往上运送沙子，需要4小时才能将两袋沙子扛到目的地。每天，他只能运送4袋沙子。按照“1米大概5级台阶”，有人估算，高润林一天下来要走8万余级台阶。
　　不时有肩挑沙子或砖块的壮汉与他擦肩而过。他们沉重的步伐，踏得台阶“啪啪”作响。有时，他们还会拖长声音吆喝一声：“让一让。”每当听到这样的声音，高润林就会有意识地闪到一边，给他的同伴让路。
　　25年前，高润林也曾是这些健步如飞的壮汉中的一员。那时他在武当山风景区打工，抬轿子，担沙子，抱小孩，砍柴，“凡是挣钱的活儿都做”。和其他壮汉们一样，他那时能担起200斤重的东西，沿着山路上下往返。
　　1995年，不堪劳累的高润林萌生退意，想回湖北郧西县的老家找一个轻松一些的活计。但就在他即将离开武当山的前几天，天气突变，结了一层滑溜的冰，这位挑夫一不留神在山路上摔了一跤。
　　“当时我看了看，右腿发青，皮没有破，感觉骨头也不碍事，心想也没有什么事情。”然而当他回到郧西老家，右小腿开始发炎流脓，干不了重活儿。因为没钱，治疗断断续续。2002年春节前夕，医生诊断说，他的病已经转化为骨髓炎，不截肢可能危及生命。高润林不得不接受截肢的现实。
　　自从他截去右小腿，妻子很快就和他“分居分灶”了。高润林2005年吃上了“低保”，每月40元。偶尔，他也捡点儿破烂，补贴一下家用。日子虽然紧巴，但也能过得下去。
　　不过当他的小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初中后，这位父亲一下子有了压力。尽管学校考虑到高润林的实际情况，减免了小儿子一半的费用，但即便如此，半年430元的费用，仍然成了他的难题。
　　“我不能让小儿子埋怨我，说我没有供他念书。”提起儿子，高润林的语气欢快了许多，“我必须赚钱让他念书。”今年7月，高润林四处找不到活计，只能拄着双拐重返武当山，干起了运输的活儿。
　　但运送沙子是个体力活儿，每运送百斤沙子只能收入6~10元。一天下来，这个50岁的独腿汉子收入不足10元。每天,他花去其中的两元买一包香烟，花一元支付房租。为了节约，他一天只早晚吃两顿面条，从不买菜，就着辣椒酱下饭。
　　不过有时，他能从游客手里得到一些钱。“他们同情我。”他说。重返武当山以来，他已经攒下了将近1000元，但“没有一分钱是自己讨来的”。
　　景区的几位管理员和一位在那里经商多年的摊主也都证实，这位独腿劳工确实自食其力，从来没有讨过钱。
　　又一群游客从高润林身边经过。其中有一位顺手递给他一个面包，这个汉子伸出污黑的手接了过来，大口大口地啃起来。
　　游客中有一位妇女掏出相机，对着高润林一通猛拍，然后迅速归队，远远地丢下一句话：“回家教育孩子用。”
　　（流星雨摘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28日）
　　





首页-&gt2008年第2期

击鼓骂曹的反思

作者：佚　名




　　《击鼓骂曹》乃京剧里的传统剧目，根据《三国演义》第23回的部分内容改编而成：曹操想派人下书劝说刘表归顺，孔融推荐处士祢衡前往，曹操在召见时没有以礼待之，心高气傲的祢衡立刻反唇相讥，而且将其门下诸士一个个批得体无完肤。曹操恼羞成怒，命他去当个小鼓吏借机羞辱他。后来在宴会上，祢衡裸衣击鼓，当众痛骂曹操。在京剧里，祢衡的鼓越击越快、越击越猛，口也越唱越快、越唱越高，将怒气节节上升，尽情泄愤的情景表达得淋漓尽致。
　　心中有气就会想要发泄，但祢衡在击鼓骂曹后，火气消了吗？显然是没有，他对曹操的愤恨变得更厉害。每一次谩骂之后，都使他火上加油、变本加厉。事实上，原本脾气火暴的祢衡就是因为动不动就骂人，而使他更难控制自己，最后还因此而丧命。
　　心理学家霍肯森做过一个实验：先让一群大学生接受某人的电击折磨，他们在饱受折磨后血压都升高了不少。随后，提供他们三种降低火气的方法：一是对折磨者以牙还牙，施以同样的电击；一是对折磨者施以口头攻击，大声痛骂他们一顿；一是以幻想方式写一篇百般折磨对方的故事。结果显示，只有以牙还牙的直接攻击能降低火气（血压下降），口头攻击和幻想式攻击都没有效果，有些实验更显示，它们反而使当事者变得更加激动。更重要的是，不管是肉体攻击、口头攻击还是幻想式攻击，受测者在发泄之后，不仅无法消气，反而会因此加深对对方的敌意，这一方面是来自压抑的解除(已经做了说了，就更加肆无忌惮)，一方面则是在合理化自己的攻击，认为对方是罪有应得。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发泄”怒火，它都“发而不泄”，会越发越旺。
　　（伊一摘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28日）
　　





首页-&gt2008年第2期

耳证人

作者：译／罗丹霞




　　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而是靠耳朵去听。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去，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他一下子就已在别处，把听来的好好放进袋里而且什么也不忘记。
　　他什么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蛮值得一看了。那时他换了一个人，那时他胖了1倍并高了10厘米。这些他究竟怎么弄的？他是不是备有专为说出来而用的高跟鞋？难道他用枕头填塞了自己以便使他的话显得更沉重更紧要吗？他什么也不添加，他把它说得十分准确，好些人心里在想，但愿自己当时缄默就好了。那会儿，这一切现代化的器械都是多余的：他的耳朵比任何器械都来得既良好又忠实，没有任何事受到删除，也没有任何事受到排斥，无论这事多么厉害都没关系，谎言，粗话，咒骂，形形色色的猥亵之词，既偏僻又新鲜的语言里的骂人话，甚至他听不懂的话，他全都准确地记住，当人要这些的时候，他就毫不变更地把它提供出来。
　　耳证人不接受任何人的贿赂。如果涉及的是他一人才有的长处，他甚至不会顾及到他的妻子、孩子或兄弟。不过，他偶尔也会让耳盖垂下而且不打算储存听到的东西。这做起来很简单，他使人感觉到他正视着人们的眼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完全不关痛痒而且也不足以把他们送到刀斧之下。当他脱下了秘密耳朵时，他就是个友好的人，每个人都信赖他，每个人都喜欢跟他一块儿喝上一杯，于是无害的句子被交来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