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的视力还没有发育好。他们是近视，只能看清楚大约30厘米远的物体——这是哺乳时婴儿的眼睛与母亲的脸的距离。他们也是色盲，不能很好地分辨颜色，对黑白对比强烈的图像更敏感。但是他们却对美丑很有眼力，能够分辨美丽或丑陋的脸庞，并对美丽的脸庞更感兴趣。
　　在一项研究中，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一系列女人头像的照片，让成年人根据这些头像的美丑程度打1-5分，然后把得分最高和最低的照片一对一对地编成一组，每组照片除了美丑程度不同，其他方面(例如亮度、对比度)都相似。再把它们拿给出生1－7天的新生儿看。一个研究者拿着两张照片放在距离新生儿眼睛大约30厘米的地方，另一个研究者在旁边观察。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新生儿都花更多的时间去看美女头像照片。
　　从科学的角度看，美丽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意味着“普通”，如果把几百个人的脸混合在一起，将会出现一张非常美丽的脸，所以一张美丽的脸其实是一张最典型的脸。而新生儿对美脸感兴趣，实际上就是在辨认典型的人脸，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让他们一出生就能认识同类。不过，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婴儿还是觉得抚养他们的父母的脸最有吸引力，不管是美是丑。而且随着婴儿长大，他们会逐渐意识到人不可全靠相貌。
　　婴儿不仅天生喜欢美人，而且似乎还天生喜欢好人，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了这个出乎意料的结论。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出生6－10个月的婴儿看木偶表演：一个木偶(贴一对大眼睛表示是人)在爬斜坡，爬了两次都没爬上，第三次时，来了一个“好人”木偶，把它推上了坡；或者来了个“坏人”木偶，把它推下了坡。表演结束后，把木偶放到婴儿跟前让他们挑选，几乎所有的婴儿都选了“好人”木偶。但是如果把爬坡木偶的大眼睛去掉，让它不再代表人，而只是一个普通物体，然后重复实验，婴儿则不再偏爱“好人”木偶，说明婴儿看重的是“好人”对别人的帮助。
　　人们向来以为是后天培养的某些人类情感，例如对美丑、善恶的辨别，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不到一岁的小孩就已经具备了。这个时候的小孩甚至还没有自我意识。人类是在出生后18－24个月时才有自我意识的。
　　婴儿的大脑并不是一张白纸，长期的进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套认知模式，让他们一出生就能开始使用，从而更快地适应社会环境。婴儿的心灵要比我们以为的敏感得多。教训是：如果你想让小孩喜欢你，光对他一个人好还不够，还要对别人也好，而且不能对别人不好，要让他知道你是“好人”不是“坏人”。
　　
　　(云舒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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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皇帝克拉克·盖博等２则

作者：佚名




　　好莱坞的明星多如天上繁星，但历来却只出现过一个正式的电影皇帝——克拉克·盖博。出生于1901年2月1日的他是好莱坞一个神话式的人物，他的独特之处不仅仅是演技与外表，更由于其狂妄自我的性格。
　　自打幼年起便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的盖博，不仅能唱歌、敲鼓、吹笛子、弹钢琴、欢法国号，甚至还能画画。这一切为他的演艺生涯奠定了基础。但是，一开始，好莱坞并不接纳盖博，常常嘲笑他“大得像蝙蝠样的耳朵”，甚至有人更刻薄地说他的耳朵像一辆打开了两扇门的计程车。但盖博不会轻易被任何一点挫折打倒，但他总是能把握住仅有的演出机会做出最佳表现。盖博的努力终于使他那种幽默与性感集于一身的表现在观众心目中建立起独特的注册商标，用勤奋和才华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
　　从《红尘》开始，盖博在影坛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在《乱世佳人》中自瑞德这一角色的创造，更是标志着盖博艺术事业的最高峰。在当时的美国。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你以为你是谁?克拉克·盖博?”后来盖博塑造的白瑞德未能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时，差点引发了影迷和评委间的冲突。
　　其中使盖博能够称霸影坛的，主要得力于万千女影迷的支持。他那粗犷而英俊的面容、玩世不恭的坏笑以及翩翩的风度对女性而言简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利器，他最为女性欣赏的是他的细腻与善解人意。在当时那个年代，被女性选为最想与之一夜风流的男星就是克拉克-盖博。
　　在银幕上大展魅力的同时，他在银幕下也没闲着。盖博前后拥有五个妻子和数不清的情妇，是典型的风流皇帝。
　　然而，尽管盖博的一生争议颇多，但无人能否认，他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时代，电影皇帝这一称谓对于他来说，堪称实至名归!
　　
　　空想主义者托马斯·莫尔
　　
　　1478年2月7日是托马斯·莫尔的生日。莫尔是英国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
　　莫尔23岁时就是一个卓有才华的律师，他在研究法律的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虔诚于宗教，即使在1504年结婚后，仍长期继续着早起、祈祷、禁食、穿粗毛衫的生活。
　　他26岁时曾被选为议员，一度从政，但是因他反对国王亨利七世要求议会批准一笔补助金，而被迫离开政界，直到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后，才又重返政坛。莫尔曾从事过翻译，1513年后开始了自己的著作。《乌托邦》一书是莫尔的不朽巨著。书的全名原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金书》。这部书是1515～1516年他出使欧洲时期，用拉丁文写成的。书中叙述了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渊薮。必须消灭它。因此，莫尔也就第一次向人们提出公有制的问题。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莫尔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空想。国王亨利八世是反对改革的，不久，莫尔和国王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深刻了，他看不惯国王掠夺人民，生活腐化，时常与国王意见相左。1532年，他因反对国王离婚和国王的宗教政策，不得不辞职。1533年，莫尔因拒绝向英国表示忠诚的宣誓。而被关进了监狱——伦敦塔。
　　1535年7月6日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罪名是“叛国”。在刑场上这个做过大官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视死如归。在刽子手致命的斧头砍下来之前，他小心地把自己的大胡子从砧板上移开。有人听见他带着讽刺的语气轻声低语：“这也要被砍掉。可惜啦，它可从来没有犯过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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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怀念

作者：孙道荣




　　一家电视台做了一期追忆侯耀文先生的访谈节目。
　　侯耀文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相声演员，在送别侯耀文先生的队伍中，有人拉起一个黑色横幅：“何时司马光再砸缸?”让人不禁想起他和赵丽蓉老师合作的令人捧腹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音容笑貌宛若眼前，而正值盛年的两位艺术家都已作古，生命无常，让人唏嘘不已。
　　我们一家在看这个节目时，妻子准备好了一沓餐巾纸放在身边。她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她估计自己会忍不住伤悲。
　　电视台请来的嘉宾，都是侯耀文先生的至朋亲友，二哥侯耀华，四叔常宝林，以及他的四个得意徒弟。
　　舞台后面的大型屏幕上，是侯耀文先生生前的照片，主持人穿着黑色服装，几位嘉宾也是一脸严肃，场上的气氛果如所料，沉重，压抑，充满悲情。
　　话题从耀文、耀华哥儿俩谈起。侯氏三兄弟，侯耀文最小，耀华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候，经济困难，兄弟之间的衣服，像全国人民一样，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哥是新三年，耀华是旧三年，耀文只好是那缝缝补补又三年。为这事，耀文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兄弟三人中，耀文长得最快。成人后，老小的耀文身高最高，老大反而成了最矮的。
　　我听到了场上，忽然冒出窃窃的笑声。是那种轻轻的，怯怯的，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笑声，但发出笑声的人，一定也觉得在这种场合，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所以，他似乎在努力控制，但最终还是忍俊不禁，笑了出来。
　　我注意到，主持人的脸上有些错愕。这一定是她没有预料的。一场追思会，怎么才开场。就出现了笑声?可是，很快，观众席上，笑声不可遏止地爆发出来，连绷得很紧的侯耀华先生的脸上，也隐约露出了一丝笑意。
　　此后，场上一再爆发出阵阵笑声。痛失手足的侯耀华先生。痛失良师的耀文的徒弟们，痛失最偏爱的晚辈的常宝林先生，在回忆起耀文生前的点点滴滴时，一桩桩，一件件，将生活中真实可亲的侯耀文先生呈现在观众面前。他的每一个故事，都像一个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包袱，在身后。被他的亲友们抖了出来。侯耀文先生再也不能走上这个他所热爱的舞台。但是，他用自己的一生。配合着这样一场特殊的演出，将笑声留给他同样深深热爱的观众。
　　一场将近两个小时的追忆访谈，就这样，在一次次笑声中度过。这也许不是电视台的初衷，甚至也出乎我这样一个坐在电视机前普通观众的意料。它就像一场告别演出，一如既往，侯耀文先生再一次将笑声留给了我们，这是他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很多人都以为，在大师侯宝林的家中，一定总是笑声不断。充满欢乐。侯耀华回忆说，恰恰相反，父亲在世时，他们家常常是鸦雀无声，在外面演出累极了的父亲，需要安静地休息，需要安静地构思，需要安静地创作。生活中的侯宝林，生活中的侯耀华侯耀文兄弟，都是严肃的，甚至是无趣的，但是，只要走上舞台，只要面对观众，他们总是一次次，为我们带来笑声和欢乐。
　　为他人带来笑声和快乐，这就是侯耀文的一生，也是所有相声喜剧演员，送给观众最好的礼物。我们享受着这份快乐，我们学会笑对人生，我们也用发自内心的笑声，怀念这些可敬的大师们。
　　
　　(冯国伟摘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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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的宿命

作者：王　艳




　　“铁蝴蝶”“冷玫瑰”“蒙娜丽莎”，人们温情脉脉地纪念着一个政治世家最强硬的继承者贝·布托。有预言说，她会被奉为“巴基斯坦的圣母”。
　　暗杀者的子弹使她倒在了重返权力的道路上。这个已经做过两任总理的女人，丧失了再次成功的机会。
　　20年前，她似乎就预见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有人劝我退出政治舞台，说我可能重演我父亲和弟弟的悲剧。还有人说，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不是为女人准备的。我的回答是，我愿意走艰险之路，并准备跳进死亡之谷。”
　　
　　理想
　　
　　1953年6月21日，信德省的布托家降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受过西方教育的父母给她起名为“贝娜齐尔”。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里，这是“独一无二”的意思。
　　布托家族是信德省最大的地主。在布托家族内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英国殖民者乘车在信德省旅行，他望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反复问司机：“这是谁家的土地?”司机每次总回答：“布托家的。”后来英国人困了。就对司机说：“离开布托家的土地时叫醒我。”一觉醒来，他埋怨司机没有叫醒他。司机委屈地说：“咱们还没有离开布托家的土地呢。”
　　贝·布托从小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968年，年仅16岁的贝·布托告别了故乡。飞往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当时。她的父亲佐·阿·布托已经是著名的政党领袖了。
　　少女贝娜齐尔对政治缺乏兴趣。她曾想攻读心理学，但因为不喜欢医学和动物解剖课程，最终选择了比较政治学。这令她的父亲欣喜若狂。
　　21岁那年，贝·布托从哈佛毕业，但她不愿离开美国。不过，她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去牛津大学。
　　“我第一次感到父亲在推动我去做某件事。究竟做什么呢?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成为政治家的愿望。”贝·布托后来回忆说。
　　为了取悦父亲，贝·布托参加了牛津大学辩论社，并成功当选辩论社的主席。
　　1976年夏天，她以优异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返回巴基斯坦。尽管牛津辩论社被喻为政治家的摇篮，但她只希望能在外交部任职，做一名外交官。在父亲的安排下，她进入巴基斯坦外交部研究室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并为外交部考试做准备。
　　
　　从政
　　
　　1977年7月5日，军人发动了政变，把佐·阿·布托送进了监狱。政变使贝·布托成为外交官的愿望化为泡影，却把她推上了政治舞台。
　　要知道。在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她曾那么不喜欢政治。“我被政治吓怕了，我还记得大人们压低嗓门谈论枪支弹药。还听到他们说‘别在孩子们面前议论’。政治是可怕的，从政是件坏事，会导致死亡。”
　　但是，她必须为父亲的获释同军管当局斗争。当时，佐·阿·布托把大女儿留在了身边，同时要求两个儿子和小女儿远离危险。谁才是佐·阿·布托最珍视的孩子?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斗争，被捕入狱；再斗争，再被捕。贝·布托最终等来的是父亲被绞死的消息。
　　虽然父亲死了，贝·布托却无法再停下来。她和母亲共同执掌佐·阿·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不久之后，政变上台的齐亚·哈克把这对“危险”的母女关了起来。
　　贝·布托在监狱里度过5年半时间。长期禁闭生活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摧残。痛苦的铁窗生涯使她变成了一个只为政治生存的斗士，发誓有一天要以民主选举击败齐亚·哈克。
　　1984年1月，贝·布托自由了。她回到了求学之地伦敦，继续策动反对齐亚·哈克的政治势力。
　　
　　现实
　　
　　1987年，巴基斯坦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国家充满了紧张与不和、派系纠纷、地区偏见和种族冲突。军事当局失去了组织管理的能力。在这严峻的时刻，齐亚·哈克宣布将在1990年举行全国大选。贝·布托终于等到了机会。
　　34岁的贝·布托越来越感觉到，在穆斯林国家，一个未婚女子当政治领袖是件无法被接受的事情，她甚至无法访问沙特(根据伊斯兰教规，单身女子出门必须由父亲、兄弟、丈夫三者之一陪伴)。于是，她服从了布托家族和扎尔达里家族的联姻安排，嫁给了阿西夫·扎尔达里。
　　“我没有想过，也不打算结婚，我对结婚不感兴趣。但是我的母亲，我的家庭，还有党内许多人认为我应该结婚。如果我不是一个穆斯林妇女，不是领导着全国最大的反对党，我就会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但是，现在我不能只顾自己。出于宗教义务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我愉快地同意我母亲为我定下的婚事。”她在订婚后发表了声明。
　　这时，大选决战的时刻来了。不过，贝·布托的敌人却意外消失了。1988年8月17日，齐亚·哈克在空难中丧生。
　　3个月之后，分娩不久的贝·布托赢得了大选。她是巴基斯坦乃至穆斯林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也是通过民选产生的最年轻的女性政府首脑，时年35岁。
　　执政初期，贝·布托继承了父亲的理想主义热情，试图推行民主化改革，但在军队和总统的牵制下备感无力。
　　仅仅20个月，她就被解除了职务。不愿服输的贝·布托继续活跃在巴基斯坦政坛。1993年，她再度当选总理。
　　1996年，与贝·布托一直不和的弟弟米尔·布托被武装警察开枪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