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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推销自己

作者：吴伯凡




　　林登·约翰逊举止笨拙拘谨，长着一对招风耳，外表看上去滑稽古怪。这个看上去毫无个人魅力的中学教师，最终却成为美国第36任总统。他到底有什么魔法呢?
　　当约翰逊作为一位众议员的秘书，从南方来到华盛顿的时候，住的是一家廉价旅馆的地下一层，几十个房间共用一间浴室。与他住在一起的几十个秘书，都在为这样的住宿条件抱怨不休，而他看到的是机会。
　　住在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他洗了4次澡，4次打开水龙头，涂上肥皂，认认真真地洗澡。在此期间，他与陆陆续续到来的其他秘书打招呼、攀谈。第二天，他早早起床，5次跑去刷牙，每次间隔只有5分钟。就这样，没几天，他就认识了住在这里的75位秘书。3个月下来，他成了所有秘书的非正式召集人，即“小国会议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40岁进入参议院，43岁时就成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在他看来，政治就意味着结交人，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结交不是简单地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对方谈谈天气，而是精确地知道自己在与一个什么样的人说话。他总是让你感觉到，你的问题不管在别人眼里多么微不足道，对他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他总是能以最短的时间弄清楚，在一群都在说话的人中，到底是谁说了算。他会花上好几天时间，仔细研究那个说了算的人，研究那个人的各种需要，了解那个人的烦心事和高兴事。然后，他会在某个场合恰到好处地“偶遇”这个人，在这个人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偶然”谈到他最关心的话题。
　　当然，他有时也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偶遇一位显然重要又不知其身份的人，但他自有办法。拉塞尔·贝克是当时《纽约时报》锋芒毕露的记者，有一天，他报道参议院活动。在参议院的大厅里，约翰逊一把将贝克拉进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你来，我一直在找你。我想告诉你，你是惟一真正了解这里情况的记者……”约翰逊一边对贝克发表着长篇大论，一边在一张纸条上匆匆写下一行字交给秘书：“我在跟他说话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凭着珠宝商似的眼睛和出色的“销售技能”，约翰逊不断虏获那些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甚至让气势汹汹向他扑来的厉害角色，转眼之间成为他最热忱的支持者。
　　(李文生摘自《21世纪商业评论》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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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圈里的“无眼之王”

作者：林天宏




　　当了十多年记者，可张骥良从来都不知道，一份完整的报纸究竟是什么模样。他双目近乎失明，只有把报纸紧紧贴在鼻子上，才能勉强看清上面写着什么。
　　遇到熟人亲热地喊他“张记者”，这个身高仅1.50米的“盲人”，就会朝着眼前那团蒙眬的光影咧嘴一笑，眼球却拧向相反的方向。这种表情，在张骥良脸上已经出现了近50年。不足一岁时，一场高烧毁坏了他的视觉神经，从此，他只能靠着一线微光度日。1994年，当赖以谋生的那个残疾人企业破产倒闭后，他的生活彻底陷入了黑暗。
　　早先，这个文学爱好者曾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近百首诗歌、小说等作品，下岗之后，有作协的朋友见他走投无路，便帮他联系了一些名人做专访，赚点稿费。这个“盲人”的“记者”生涯便由此开始，并一发不可收拾。
　　一次，他得知一位著名教练下榻某宾馆，就前去采访，可是对方推说没时间。于是，他每天都在那人的房门口蹲着，最长一次等了6个小时，对方终于接受了他的采访。
　　还有一次，张骥良同另一名女记者，一道前去采访某名人。此人是出了名的“刺头”。在那富丽堂皇的别墅门口，他掏出事先备好的鞋套，女记者却径直进入。结果，女记者被骂跑了，张骥良则和那人谈了足足两小时。
　　巴金、冰心、张国荣、施瓦辛格、巩俐、赵薇……从张骥良近600人的采访名单里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于是，那些年里，张骥良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采访名人最多的残疾记者”。
　　这曾让张骥良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尊严”。但在一次新闻作品研讨会上，一个记者直言不讳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你是个残疾人，但又是生产文字垃圾的壮劳力。”对方说，“记者的目光，应该向下看，去关心那些被漠视的人群。”
　　张骥良“好像被猛抽了一耳光”，“我也是穷苦人啊，差点忘本。”此后，这双近乎失明的双眼，便掩护着张骥良，采访了北京这个大都市里大量的边缘人群——乞丐、发票贩子、职业卖血者、医疗垃圾收购者……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他曾和卖血者一样，用啤酒吞食烟灰来稀释血液，也曾穿上捡来的破烂衣服，在污秽的地下通道里，向一个女乞丐下跪磕头拜师，还把女乞丐9岁大的女儿喊作“师姐”。
　　最惊险的经历是在他暗访卖假发票的人群时，七八个壮汉把他围在一个角落里，一把冰冷的三棱刮刀顶在他的脖颈上，一个冰冷的声音问道：“你是雷子(警察)派来的吧?不说清楚，今天，哥儿几个认得你，这把刀可不认得你。”
　　“有让瞎子当雷子的吗?”他侧着头，认真地模仿当时的情景，“我眼神不好，哥儿几个眼神也不好?”
　　“我是个残疾人，要想在新闻圈里做得比别人好，还不得付出别人百倍千倍的努力?”张骥良开起自己的玩笑，“什么无冕之王，我是无眼之王!”
　　至今，这个“无眼之王”，已经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近400万字的文章。现在他又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写一本关于末代皇帝溥仪的长篇小说，内容来自多年来他对溥仪身边人的采访。
　　每天夜里，张骥良都在家中那张配有老式灰色台灯和生锈挂锁的书桌上，用一种独特的姿势，开始他的写作：为了把字写在格子里，他的鼻尖紧贴着纸张，握着笔的右手食指，用力地靠在脸颊上，来保持某种平衡。如今，他的脸颊上已经有一个手指形状的深坑。
　　(山人摘自《今日文摘》2008年第4期图/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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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离破产不到３０天

作者：李彦宏




　　最近一段时间，相信每一个百度人，包括所有关心百度、热爱百度的朋友，都多多少少为百度担心，会问百度：到底这是怎么了?
　　我们也正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已经意识到，在较早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之中，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方式细节上，有不成熟之处；我们对外界于我们的期望，没有充分的评估；对竞争对手借势打击百度的准备也不充分。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让同事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怎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当我们愉快地享受着不打卡的自由，穿拖鞋上班的宽松文化，股价高企给每个人多多少少的骄傲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百度永远离破产不到30天!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处在变化最莫测的行业，技术的变革，资本的无情流动，消费者面对越发多元化选择时的不稳定，都让我们这家年轻的公司如履薄冰。
　　坦白说，相较这段时间诸多事件引发的对百度品牌损失的担忧，我们更担忧的是在百度上市一周年以来，在公司里的某种骄傲和松懈的苗头，某种以为可以像在“资本主义国企”的那些国际公司里的但求无过的情绪在滋生，这些才是我们更加深重的忧虑。
　　所以，当我们在检讨处理一系列个案过程中的不当的同时，我们要更加严肃地提醒每一位百度同事，我们面临的危险，远不止于品牌上的伤害。
　　如果我们不能保持过去五年来，百度所能突围而出的锐意进取的创业心态，百度将不复拥有它的竞争优势。
　　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身处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年代，我们仍然是一家心中有着远大理想的——小公司。我们要投入全部的精力提升我们的核心技术，创造出具有更好用户体验的产品!我们要比别人更快地行动，我们要杜绝一切形态的浪费，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没有一家公司会承诺永不犯错，永远不对自己的组织结构作出调整；但我们愿意承诺，容许我们的同事为了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犯错；我们承诺尽力让每一个同事都能在他的岗位上获得锻炼，获得远较其同龄人更快的成长。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铁饭碗，但那不是在一个地方永远吃饭的碗，而是终身都能找到饭吃的能力的碗!
　　百度永远离破产只有30天，让我们更坚强，更勇敢地共同战斗，让那一天永远不要来，这样才能让我们老去的时候仍能对孩子们说：“有问题，百度一下。”
　　(白狼摘自《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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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

作者：徐小平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不是我的，而是一个陌生的日本女人的。这个陌生日本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或许是某种神秘的原因，她带着那至今也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走进了我的回忆。
　　这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
　　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四五月份，我为了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惟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是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相当于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到一些什么。“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歌声在唤醒过去的生活。
　　然而，即使就在那块遮天蔽日的“一块红布”笼罩下，我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眼前这个日本女人手上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
　　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记得那天回来，我告诉身边的朋友，今天在中国银行看见了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然后，我给他们算账，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凑到那么多钱的话，需要不吃不喝150个月，12年半，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当时我已经30岁，也就是说，根据我当时的收入状况，我要挣钱挣到42岁，才能挣到此时此刻这个日本女人轻松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纸!从来没有为金钱郁闷过的我，就在这个计算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无奈和可笑!我未来12年的岁月，折合成国家给我的金钱，为什么只值这个女人手头捏着的那点纸钱?
　　我为什么不爱钱?我为什么不能爱钱?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爱你祖国，以及钱!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个人和家庭问题解决好，岂不就是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了社会的重大问题?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两不误，经济收获与精神财富双丰收。
　　我承认，我当时做不到。因为，那是一种集五千年文明之大成所养成的人格，它是一种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扫干净的“奥斯亚吉的牛圈”。不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残，无法扫尽。后来我出国奋斗的漫长过程和痛苦经历，证明了我现在的论断。
　　生于50年代、长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们，对于金钱、财富、物质市场的观念，是非常扭曲的。扭曲不在于我们接受的那些红布教育，而在于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机会变异带来的那种对固有思维的冲击和摧残!中国人民走出金钱意识、财富意识和市场意识的沙漠，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法老暴政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问题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是一种可见的行为。不走的人，会被摩西的下属驱赶鞭打着上路，实在不想走的，留在埃及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中国人民走出金钱财富和市场的沙漠，却是一种潜移默化、心灵深处的精神大迁徙。它看不见、摸不着，关键就在你是否信它，是否在实际行动中采纳和追求它。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确信的过程，它是一种茫茫大海中看着北斗、潜心夜航的信心远征!在茫茫大海上，柳传志走出来了，俞敏洪走出来了，张朝阳走出来了，无数人都走出来了……走在前面的人，可能成为时代先锋、社会精英、成功典范，但留下不走的人——那些依然意识不到金钱机会、财富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人，却非常可能沉浸在没有风险没有动荡没有困扰的环境中，慢慢没落，渐渐衰亡，在百舸争流、一日千里的时代面前，成为人群的沉舟，成为社会的弃儿，成为家庭的叹息……而我，深深庆幸自己没有落在社会后面，虽然我未必走在时代前面。生活的机缘巧合，让这个日本女人手上一万元人民币兑换券，一举撤下了蒙在我眼睛上的红布，擦亮了我的眼睛。
　　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美金。”从此，随着出国，我开始了从一个追求传统依附并期待从依附中得到物质保障的知识分子，向一个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转变的伟大历程!
　　(辛麦摘自《大视野》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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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斗鸡如何修炼成功

作者：凉月满天




　　梁漱溟说，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再解决人和人的关系，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就像一只出色的斗鸡，要想修炼成功，需要漫长的过程：第一阶段，没有什么底气还气势汹汹，像无赖叫嚣的街头小混混；第二阶段，紧张好胜，俨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第三阶段，虽然好胜的迹象看上去已经全泯，但是眼睛里精气犹存，说明气势未消，容易冲动；到最后，呆头呆脑、不动声色，身怀绝技，秘不示人。这样的鸡踏入战场，才能真正所向披靡。
　　人生不过就是提醒自己反复做一个动作：清零。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扔。走出来的是路，扔掉的是负重。路越走越长，心越走越静，时刻谦卑，时刻低眉，时时刻刻心里有敬畏。只有这样，才能修炼成精，任你密雨斜侵，我只坐拥王城。
　　(周文燕摘自《中国青年》2008年第16期图/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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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哭声

作者：周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