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血钱不够时，还拉上老婆一起去卖……四年努力没白费，老农居然靠这搏命的方式卖出两汽油桶的鲜血，共6万多元，全部奉献给儿子读大学。遗憾的是，儿子在网吧挥霍光父亲的卖血钱，还被学校开除。儿子进入社会，自己总算能挣钱了，竟依旧诓骗，向父亲要卖血钱……倪萍问可怜的父亲：怨恨儿子不?回答是：“恨不起来，毕竟他是我儿子啊。”
　　DV录得不是很清晰，而且，只录了后半部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何没有删除这段血泪斑斑的记忆，居然不远千里带到澳大利亚来了。我用结结巴巴的“现场翻译”，再加上丰富多彩的手势，向我的澳洲邻居，詹姆斯和凯文，演绎这则中国故事。看完，更应当说是听完，詹姆斯和凯文脱口而出的，便是，“Shit!”
　　打开英汉词典，Shit，粪便、屎的意思。但，我更喜欢干脆利落的直呼：臭狗屎!
　　詹姆斯和凯文不约而同选择了“Shit”。上溯祖宗三代，詹姆斯和凯文的祖上就已经生活在澳大利亚了，他们属于土生土长的澳洲人。澳洲人并非铁石心肠，詹姆斯和凯文只是非常、极度、太不可思议地激动，紧接着质问我一连串问题：为什么见到有人卖血，主持人和记者不震惊、不愤怒、不报警?为什么有公民靠卖血供孩子读书，管教育的官员没有被选民轰下台?为什么你们的大学要卖血才读得起?为什么孩子读大学了，还要做老爹的掏钱供他……
　　老实说，我很笨，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吐出一个用之四海而皆准的词语回答：国情。真的，这是中国的国情。当然，我应当在前面添个补充说明，如，“暂时的”。以后也许会没这沓子破事了。
　　顺便说一声，在澳洲，中学免费，是真正的免费，连学杂费、书本费都免。读大学，要掏钱，但可以向国家申请无息贷款。这笔借款可以还一辈子。这辈子还清，很好。万一这辈子没还清，你已和人间挥手拜拜了，没人拖出“父债子还”的成语要你儿子还钱。你的读书借款，国家只好自认倒霉权当肉包子打狗算了。另一国情，在澳洲卖血是非法的，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请君坐监。
　　詹姆斯和凯文带着满脑子的疑惑和愤怒走了。我将半截子录像又连看三次，看到卖血的老农在哭个不休，我就想，我真的该动手做点什么，为了这位父亲两汽油桶的鲜血和他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泪水。我是中国人，却身居国外。作为一个挂名的“中国作家”，是否应当学习我的国内同行们写一篇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章，或者，学一学我的澳大利亚邻居，动不动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透过表面看实质，深入思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然后拿着自己的选民权利，“威胁”主管官员：张老三你不为人民服务，等着瞧，下次我用选票请你滚蛋。
　　颇令人丧气的是，揣测好久，中国特色的鸡汤文章我端不出来，澳大利亚国家主人翁风格的政论我更是无从下手。
　　再看一次DV，这回更惨，脑子里一片白，一个词都想不出。仅仅，眼里看到了泪水。一共两滴，一滴沉重，冰凉；另一滴，还是沉重又冰凉。
　　(冯国伟摘自《杂文报》2008年8月19日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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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烟雾与毕加索的诞生

作者：郑万春




　　1881年10月25日夜里，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杰出、最令人信服、最具有独创性、最变幻无常、最富有诱惑力和最神圣的艺术家”的毕加索诞生在马拉加。许多年以后，众多的毕加索研究家们惊异地发现，这位伟大的天才降生前，马拉加曾有过许多奇异的景象出现：1880年的冬天是最温暖的冬天，一些本来该在春天开花的树，竟然绽放出了花朵；1881年8月，有许多人听见摩尔人修建的阿卡萨巴城堡里，一连几天都有“公牛般的怒吼”；1881年10月24日夜里，坐落在希布拉尔法罗山顶上的摩尔人要塞中有红色的光闪现；一些吉卜赛女命相家则宣称，改变“生活某些方面”的天才将降临。
　　10月25日夜11时15分，被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产妇堂娜·玛丽亚·毕加索·德·路兹憋足最后一把劲，从胸膛深处发出一连串的呻吟，一个胎儿终于坠地了。
　　“是个男孩，夫人。”耳边响起接生婆的声音。
　　这位不知替人接生过多少次的女人手足无措了。浑身湿漉漉的婴儿没有哇哇大叫，也就是说，是个死胎。接生婆倒提了胎儿，抖了几下；又翻过来，在胎儿屁股上拍了几下；再掰开胎儿的小嘴，但全然无济于事，胎儿一声不吭。
　　接生婆将婴儿柔弱的躯体扔在一张桌子上，转身处理迷迷糊糊的产妇：“你们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婴儿的叔叔堂·萨尔瓦多也是一位医生，在马拉加被认为是医术高明的权威医生。此刻，他手中拿着一支长长的雪茄烟，这是刚才产妇拼命挣扎时点燃的，但现在已经熄灭了。
　　堂·萨尔瓦多再次点燃雪茄，走到弃置胎儿的桌边，俯身看着胎儿蹙眉皱嘴的脸，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大口雪茄烟，对准婴儿的小鼻孔吹了进去。奇迹出现了，婴儿的手和脚同时蹬动起来，“哇”的一声发出了“像公牛一样的怒吼”。这声吼叫使路兹家庭的成员们欣喜若狂。正在清洗产妇身上血污的接生婆目瞪口呆，“上帝，他叫了起来。”
　　这个一脸怪相的婴儿降生后的第15天，即11月10日，被抱到圣地亚哥教堂接受洗礼并举行了命名仪式。婴儿被命名为：巴勃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德·保罗·让·尼波木切诺·玛丽亚·德·洛·兰米迪奥斯·契波里阿诺·圣蒂西马·特林尼达德·路兹·毕加索。但是，他的全名除了记载在马拉加市政厅的出生登记簿上之外，人们能记住，并且永远记得的，就只有巴勃罗·毕加索。
　　(辛麦摘自《雪茄的历史》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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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洗茶杯一样洗厕所

作者：朱　迅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女厕比男厕要脏多了。下班后，留在这里的是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粪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小，14岁进央视做主持，15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书香门第，满腹清高。我推掉了5部电视剧的片约，决心东渡日本。
　　现在我却在这里打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欧巴桑”(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她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一直侧着眼盯着我。到了10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抽着烟，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就这样一干就是5个小时，从一楼扫到10楼的时候，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的一句“八格(笨蛋)”!
　　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这时，一位40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当心!”中文冲口而出，我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紧攥着她妈妈美丽的和服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脏手印。
　　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小鸡啄米一样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
　　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涌上心头。我梗着脖子，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日本人低头的“豪迈气概”。阔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她招招手，意思好像是要我跟她出去。
　　我默默地跟随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又累又气，什么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起上午刚在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那位阔太太见实在不能和我交流，就从包中拿出两个用银色的锡纸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地说：“KAWAYISO(可怜的)。”最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高傲的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刺痛我的自尊。
　　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我的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
　　天知道是怎么扫完这18层厕所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心中再无初到日本时的兴奋。就是这几个小时，让我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而我也不是在演戏，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而这现实是我自己选择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我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
　　从此，每天傍晚，总会有一个刘海儿齐眉、长发齐腰的女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目光清澈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着白天的污秽。
　　(张爱杰摘自《说出来就过时》辽宁教育出版社图/潘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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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做谁的儿子

作者：孙智慧




　　他在单位里是个天下第一的勤快人，这是局长对他的评价。只要是局长张口说的事，他必定全力以赴。局长家的窗子坏了，是他去修；局长家的煤气罐空了，是他扛着去换；局长家的老人病了，是他陪着去医院。这不，今天，他又听说局长的公子放学没人接，就自告奋勇跑来了。
　　这是家贵族学校。等见了局长的公子，可把他看呆了。局长的公子长得像只皮球，整个身体都成了圆的，跟着他走了没几步，就喊着嚷着要他背。他哄这位小公子，说一会儿就能坐上车了。公子不依，他只好弓下身，把一百多斤重的“圆球”扛在身上，犹如一座大山压在了背上。
　　可他还是屁颠儿屁颠儿地往前小跑着赶路，他知道自己的前途还在人家局长的手里攥着呢!
　　偏偏他的这次自告奋勇被自己的儿子看见了。儿子和局长的公子不在一个学校，儿子在一家专门给农民工办的学校里读书。儿子看见他背着这个“圆球”，开始觉得滑稽，后来心里就不平衡起来。
　　儿子一直等他把局长的公子背到车里，冷不丁地跑过来，对他说：爸，你也得背我一回。
　　他对儿子左看看右瞅瞅，心想今天怎么啦?平时，儿子挺体谅自己的。但他说出口的话却异常严厉：上车，少招我烦!
　　等他把局长的公子送到家里，对他家里的保姆又是哈腰又是点头，人家爱理不理地打发了他们两个。
　　回家的路上，儿子想坐出租车，他扬了扬手，没打在儿子脸上，只是说，那是咱能坐的吗?
　　儿子对他说：给当官的人当儿子真好啊!又是接，又是背的，还有人给他送礼，吃得圆滚滚的。
　　他笑了，算是同意儿子的观点。不过，心里掠过一丝苦涩。
　　他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成为局里一名合同制工人，这样他的各项待遇才会有保障，才能让儿子过上好日子。他对这点很有信心。
　　他再也不愿让儿子重蹈他的覆辙。自己当年学习一直拔尖，后来家里生活困难，就辍了学。可他一直不死心，凭着对文学的爱好，来到局里应聘当了临时工。自己出人头地的心早没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他要让儿子成为人上人，自己就必须为他铺好路，他把赌注都押在局长的身上。
　　局长喜欢的就是他喜欢的，局长的一个眼神对他来说就是命令。
　　局长没事总是找他闲聊，这让他很感动。有意无意地，局长暗示要瞅准机会让他转正。当然，更多的时候，局长会有意无意地说些家务活，然后，他就像局长的两条腿一样把一些事情办得妥妥帖帖。
　　然而好景不长，局长犯了事儿，被停了职。
　　他懊恼不已。不过他很快就想开了，“人的命，天注定”，这是无法更改的。
　　他决定用现实与儿子进行一次对话。
　　他对儿子说：“你还记得我们局长的公子吗?”儿子回答得很干脆：“打死我都不会忘的。”他说：“我们局长被停职了。也就是说，他那个公子也没有好日子享受了。”
　　他又说：“不要羡慕那个公子哥儿了，你看你老爸没本事，可咱不是生活得好好的!”
　　儿子憋了半天，才嗫嚅着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终究享受过荣华富贵了，那‘圆球’也不枉来人世一遭。”
　　这孩子怎么啦?他突然怅然若失，鼻子酸酸的，蹲下身子来，想哭。
　　(张成龙摘自《齐鲁晚报》2008年8月7日图/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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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

作者：郭敬明




　　我上高二了。一句宣言般充满激情的话被我念出了世界末日的味道，有气无力犹如临终的遗言。一分钟前，老师对我说你要念出气势，念出感觉，要让每个人都振奋一下。现在我制造出了截然相反的效果，老师的叹气声清晰可闻。
　　我上高二了。我不兴奋也不悲哀，我的心如死水。可是我身边的人个个都活得很滋润，成天张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齿或黄牙齿。不会笑的也是埋头做题，一副很有理想很有追求的样子。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才是我理所当然的归属，我知道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是多么的可耻，我也知道理科生不要有太多思想，做好题就行。但知道仅仅就是知道而已。我知道天上有个大月亮，可我一辈子也别想上去，人类那伟大的一脚注定轮不到我去踩。
　　我开始念稿子。我上高二了，我很困惑。我抬头看看老师，发现她也很困惑。我知道是我把她弄困惑的。在她眼里我应该是个好学生吧，应该积极向上很有主见吧，这样的学生怎么会困惑呢?于是她困惑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让小A给我讲文科班的故事。我一边看着小A眉飞色舞地讲他们的考题是写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一边寻找着身边稀薄的空气维持呼吸。坦白地讲，我向往文科生自由的生活，作为一个理科生，我的修行还不够，我还没有学会看到飞来的足球就做受力分析的本领。
　　我上高二了，我感到很累。这时老师的目光不仅仅是困惑，还有容忍。我是累了，梦里看见无数的方程式扭着小胳膊小腿儿晃来晃去，大声吼叫“无解无解”。我是累了，抬头的时候脖子会疼，看天的时候眼睛会睁不开，我习惯黑暗中的昏黄灯光，其实我习惯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麻木。一切的一切以拖垮自己为目标，最后的最后大家同归于尽。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高考是上苍神明降下的双刃剑，割伤我们也刺痛师长，受益者躲在远处嘿嘿地笑。然而谁是受益者?孤独的我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我上高二了，我发现友情变得很脆弱。友谊的玻璃瓶被放得很高且布满裂痕，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摇欲坠。我的笔记本常常不见，我的参考书骄傲地出现在别人的桌上，被撕掉的扉页很像秋菊，讨不到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