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如此效忠，却换来这样的下场，当然不公平；然而，他的死却也是老早埋下的“必然”，关键点何在?
　　想当然耳。英宗一定很恨他。被放回来的前皇帝，留在宫中和已经即位的弟弟(后来的明代宗)斗法——继位的代宗一直想把英宗干掉，却下不了手。坐冷板凳的英宗也一直想要恢复王位，只是苦无机会。
　　代宗生病时，英宗的机会来了。一群宦官把被幽禁在南宫的“前皇帝”英宗迎了回来，发动宫廷政变，重拾王位。本来就不太英明的英宗一上台，当然要给这个只顾国家、不顾他性命的大忠臣于谦一个教训，立刻把谋反的罪名扣在他头上，于是，不顾人民如何拥戴于谦，于谦还是被斩首示众!
　　善于指挥千军万马的于谦，也是明代著名的诗人，他有首诗叫做《石灰吟》，以石灰来自喻，写得铿锵有力：“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只可惜，这首诗真成了他悲剧的写照：千锤万击之后，粉身碎骨。一直到他死后第八年，才有人帮他平反。看“土木堡之变”的历史故事时，我总会叹息，于谦虽然“求仁得仁”，但他的噩运种子其实是自己一手埋下的。
　　如果我是于谦，我应该会在英宗被放回国时，心狠手辣地建议新皇帝“杀了英宗”，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也不可能有两个君，在两个皇帝的斗争下当官，就好像在养着两只老虎的兽栏里讨生活一样。
　　可惜，忠肝义胆的于谦，心眼里不会有我这么阴狠的想法。他没有错，错只错在不顾虑人性底部的幽微阴暗的运作，送掉一条命，落得天下同一叹!
　　(一剪梅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8年8期图/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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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残忍论

作者：蔡康永




　　恋爱的时候，残忍是应该的，因为爱情的凶猛，状况每次都不同，像各种从古代活下来的兽。
　　恋爱的时候，残忍是不应该的，因为在爱情里，大家冷冷硬硬的心，都会变得脆弱，像玻璃在火焰里只顾得变柔软，变缠绵，不知道空气很快就会冷，自己很快就要在冷空气中，变得透明而薄脆。
　　残忍是应该的，因为爱情的基本动作是说谎。面对谎言，必须随时警戒，随时准备要揭穿。虽然，大部分人舍不得。
　　残忍是不应该的，因为爱情的基本动作是说谎。揭穿谎言，是无意义的事，就像玩“大富翁”的人，揭穿彼此手里握的是假钞一样。
　　残忍是应该的，尤其是在别人绝望地爱你，而你绝望地不爱别人时。
　　残忍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在别人绝望地爱你，而你绝望地不爱别人时。
　　你应该残忍，如果两人的关系开始无意识地生长，像指甲那样，你就取出剪子来，把多余的部分剪掉。不剪，就会累积许多污垢。
　　你不应该残忍，残忍到像剪指甲的心情。很多人都让指甲生长，累积污垢的话，就用鲜艳的指甲油涂抹、变成美丽的样子。
　　爱情需要的，是同样的处理方式。
　　应该残忍，因为爱情经常是生死攸关的战争。不应该残忍，是因为对手经常是已经退役的伤兵。
　　(阿紫摘自《江门日报》2008年8月26日图/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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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教授的欲望

作者：李家同




　　吴教授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他老是笑脸迎人，也很少讲令人不太愉快的话。可是我注意到他最近有时忽然会有一种不舒服的表情，只是这种表情很快地就消失了。
　　我直截了当地问吴教授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他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会忽然感到头痛，他去看过各种医生，也做过各式各样的检查，却一点毛病也查不出来。
　　我决定帮助吴教授解这个谜。我给吴教授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叫他每天随身带着这录音机，一旦头痛就对着录音机将当时周遭的情形描述一下。
　　三个月以后，吴教授给了我一盒录音带。我一听再听，终于发现了吴教授每次头痛以前，的确有人做了一件事。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别人根本无所谓的，但吴教授似乎对这件事非常敏感。
　　我决定再对吴教授作进一步的研究。我知道吴教授这个头痛的毛病是最近两年的事，而吴教授在我们学校里服务就只有两年。我又注意到吴教授来本校教书以前，曾经在非洲的一个难民营整整服务了一年，只是吴教授好像很少和我们谈到他在非洲服务的经历。
　　我知道吴教授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非洲难民营服务，一定会记日记，所以我向他索取他在那里记的日记，我拿到日记以后，开始仔细地阅读，终于看出了一些端倪。现在轮到我来对症下药了。
　　有一天，我和吴教授都要到科研会去开会，回来的时候，吴教授在车上睡着了，我悄悄地将车子开到一家孤儿院去。我对这家孤儿院很熟悉，院里有一个三岁大的小男孩，极为可爱，喜欢叫人家抱他。我每次去，他一定会要我抱。我一下车，他就冲了过来，叫我抱他。我抱起了他，他又发现了吴教授。吴教授年轻而又可爱可亲，这个小鬼立刻见异思迁，伸出双手要吴教授抱。而吴教授忽然紧张起来了，似乎很想逃避，但是旁边很多人看着他，他只好勉为其难地抱起了这个可爱的小孩。
　　小男孩并没有觉察到吴教授的表情，他紧紧地抱住吴教授，将他的头靠在吴教授的肩膀上，一副舒适而满足的模样。
　　吴教授的紧张表情慢慢地消失了，他抱着孩子离开了我。我注意到他拿下了他的眼镜。我知道什么原因：他的泪水流了出来。
　　我介绍吴教授到一个中途之家去做义工，那里有一些曾经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这些年轻人当然崇拜吴教授，他学问好，又会打棒球，游泳也游得好，所以一夜之间，吴教授成了他们的偶像，有什么问题，都会告诉吴教授。吴教授知道自己并非辅导专家，并不乱给意见，但他至少让这些孩子们有一个诉说内心话的管道。
　　吴教授仍然带着那个录音机。又三个月过去，他来告诉我他要交白卷了，因为他已不知头痛为何物矣。
　　当初我听吴教授录音带的时候，发现每次吴教授头痛之前，都曾有人咳嗽过，虽然是很轻微的咳嗽，但是吴教授仍然听到了。他只要一听到咳嗽的声音，就会感到头痛。
　　为什么吴教授会对咳嗽如此敏感呢?我知道吴教授曾去过非洲，果真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了一段可怕的经验：他照顾的一个难民小男孩，病死在他的怀中，临死前，这个小男孩不停地咳嗽。吴教授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这件事。我注意到，吴教授非洲之行的日记到此事件为止，以后就不再记了，可见他心灵受创伤的严重性。
　　吴教授在大学里一直是幼幼社的社员，也一直喜欢小孩子，这次事件以后，吴教授怕看到小孩，也就不再做义工。但他这种逃避做好事的态度却使他的良心更加不安，反而使他对咳嗽敏感。那个可爱的小男孩要他抱，使他忽然感到照顾小孩子多么令他高兴；他重回做义工的生涯，也使他知道自己仍是个好人，不再对咳嗽敏感了。
　　吴教授告诉我，那天早上去上班，那位病重的小男孩在临死以前，要他抱。当时这个小男孩已是骨瘦如柴，但没有想到他居然会紧紧地抱住吴教授达两个小时之久。小男孩的咳嗽越来越轻，抱的力气也越来越弱。等到他离开人世，吴教授已经快崩溃了。
　　吴教授又告诉我，自从那个小男孩紧紧地抱住他而又死去以后，他就不再敢抱小孩子，连他姐姐的孩子他也不敢抱。
　　吴教授说他有一种欲望，那就是帮助别人。他在大学里，一直活得很充实，因为他参加了各种服务性的社团，这使他这方面的欲望得到满足。非洲之行，使他不敢再做义工，他说他简直变成了一个禁欲主义者，也就是这样的禁欲，使他感到十分的痛苦，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不做好事，不是个好人，这种不做好事的罪恶感使他对咳嗽非常敏感。
　　吴教授在孤儿院里抱起小男孩以后，重新感到爱人的快乐，决定再回去做义工，这下他发现自己不是个坏人，而仍是个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他的助人欲望终于得到满足，头痛也就消失了。
　　我们常常以为欲望不是好事，我们常听到老师叫学生克制自己的欲望。但吴教授说得对，我们都有一种潜在的欲望：想去爱人，想去关怀别人，也想去做些善事。我们这种欲望如果不能得到满足，是不会快乐的。吴教授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麻连飞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8年第8期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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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隆的囚徒

作者：余秋雨




　　在欧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见这座，谁也挪不动步了，于是哐当一声，槌下如锤。
　　这古堡有一种很深的气韵。与欧洲其他风景点的售货部一样，这里出售的一切都与眼前的景物直接有关。我在这里看到了古堡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照片，晨雾里，月色下。照片边上有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CHILLON，不知何意，下方的照片正是这个古堡，可见是一本介绍读物，连忙抽一本英文版出来问售货部的一位先生，他说这正是古堡的名字，按他的发音，中文可译作希隆，那么古堡就叫希隆古堡。
　　全书的大部分，是“希隆古堡修复协会”负责人的一篇长文，介绍了古堡的历史，此外还附了英国诗人拜伦的一篇作品，叫《希隆的囚徒》。修复协会负责人在文章中说，正是拜伦的这篇作品，使古堡名扬欧洲，人们纷纷前来，使瑞士成了近代旅游业的摇篮，而这个古堡也成了瑞士第一胜景。
　　这本薄薄的书要卖七个瑞士法郎，很不便宜，却又非买不可。我找了一处空椅坐下粗粗翻阅，才知道，眼前的希隆古堡实在好生了得。
　　书上说，这个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纪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纪则改建成了现在看到的格局，是当时封建领主的堡垒式宅第。住在这里的领主一度权倾四方，睥睨法国、意大利，无异于一个小国王。城堡包括二十多个建筑，其中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院落、卧室、礼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远近高雅男女趋之若鹜的场所。底部有一个地下室，曾为监狱，很多重要犯人曾关押在这里，拜伦《希隆的囚徒》所写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内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
　　拜伦说，波尼伐的父亲已为自由的信仰而牺牲，剩下他和两个弟弟关押在这个地下室里。三人分别锁在不同的柱子上，互相可以看到却不可触摸……
　　拜伦开始描写的，是波尼伐和两个弟弟共处一室的可怕情景。照理三个人关押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好一点儿，但事实上，彼此不能动弹却要用容颜和声音互相安慰，比什么都残酷。
　　先是各自讲着想象中的一线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讲完了，谁都知道这种希望并不存在，于是便讲故事。兄弟间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异，多半来自妈妈，却又避讳说妈妈。讲最愉快的故事也带出了悲音，那就清清嗓子用歌声代替，一首又一首，尽力唱得慷慨激昂。唱了说，说了唱，谁停止了就会让另外两个担心，于是彼此不停。终于发现，声音越来越疲软，口齿越来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了，只觉得那是墓穴中嗫嚅的回声。
　　波尼伐天天看着这两个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体魄健壮、雄蛮好胜，能够轻松地穿行于兽群之间，如果有必要与大批强敌搏斗，第一个上前的必定是他。谁知这个黑牢他最无法忍受，让他这样一位勇士不能跨出一步是最惨的酷刑，他快速萎谢，走向死亡。波尼伐多么想扶住他，抚摸着他渐渐瘫软、冰冷的手，却不能够。狱卒把这个弟弟的遗体浅浅地埋在波尼伐眼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恳求他们埋到外面，让阳光能照到弟弟的坟地，但换来的只是冷笑。于是，那片不长鲜花的浅土上悬着空环的柱子，就成了谋杀的碑记。
　　小弟弟俊美如母亲，曾经被全家疼爱。他临死时只怕全家最后一个活人——哥哥波尼伐难过，居然一直保持着温和宁静，没有一声呻吟，只吐露他短暂生命中留下的最快乐的几个句子，后来变成了几个单字，以便让哥哥在快乐中支撑下去。当他连单字也吐不出来的时候，就剩下了轻轻的叹息，不是叹息死亡将临，而是叹息无法再让哥哥高兴，直到叹息也杳不可闻。
　　两个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脚下，这使铁石心肠的狱卒也动了恻隐之心，突然对波尼伐产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镣铐，他可以在牢房里走动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仓皇停步，战战兢兢。
　　他开始在墙上凿坑，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攀上窗口，透过铁栅看一眼湖面与青山。他终于看到了，比想象的还多，湖面有小岛，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释放了，但这时，他已浑身漠然。他早已习惯监狱，觉得离开监狱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隐居之地。他奇怪，蜘蛛和老鼠这些年来一直与自己相处，自己在这个空间惟独对它们可以生杀予夺，可见它们的处境比自己还不如，但奇怪的是，它们一直拥有逃离的自由，为什么一直不逃离呢?
　　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涩涩的苦思，长长的叹息。
　　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希隆古堡因拜伦的吟咏而成了欧洲近代旅游的重要起点，那么，我们真要为这个起点所达到的高度而欣慰。
　　寓言化了的《希隆的囚徒》或许会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也许它还会说：人们不可能在不自由的空间里互助互慰，即便有心，也只能一起枯萎。
　　也许它还会说：人人都可能被囚禁着，也可能习惯于囚禁，但总有那一丝不同于虫鼠的渴望，终于凿壁临窗，慌然一窥，获得释放。
　　……
　　这些当然已与拜伦本义无关。许多诗文的后世效果，并非出自作者当初的期盼。但历史，还是强硬地把它们的某种精神变奏，融进了人们纷至沓来的脚步间。
　　为此，瑞士应该永远地感谢拜伦。一个人即便是天生丽质，如果没有众多爱怜目光的濡养，也会无觉无明，自生自灭；瑞士也是同样，如果没有那么多旅游者，它就会美得寂寞、富得枯燥。拜伦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一切，但瑞士历来沉静寡言，不太会感谢人。那我们也不必强求，好在拜伦从不在意。
　　(张家瑞摘自《出走十五年》图/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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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衣大男孩的悲伤

作者：欧阳林




　　从没见过如此破碎的一个头。小女孩在模糊的血肉中不能成型的脸，让人惊魂不定。
　　和我一起值班的小李试着要在她的喉咙里插上一根管子，以便接上呼吸器，但她的牙床早已弯曲，管子在血泊中不管怎么弯，都插不进去。他要我接手，我忽然胆怯，抖动的手不敢伸过去。
　　我对他说：“你再试一试吧!”生怕那支离破碎的脸骨，随时会因为我的用力而再度向内凹陷。
　　我到外面去解释病情。
　　急救室门外站着焦灼的一群人，彼此间似乎都有些亲戚关系。我一走出来，一个穿着鲜黄外套的大男孩立即抢到我面前，问我：“医生，怎么样?”大男孩看起来还很年轻，可能只有二十岁。
　　我回答说：“头骨破碎成这个样子，大概活不成了!”
　　他听了立即拉着我的手，惊惶失措，反复地叫：“医生，医生……”
　　见他衣服上有被擦破的痕迹，耳朵和脸上也沾了些血，我猜想他就是这起车祸的肇事者，现在只能无力地面对这血肉模糊的惨剧。
　　周围的人痛哭失声，激动地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