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音乐是一个外行。
　　这不是谦虚，而是承认。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有两种原因：一是他的耳朵不太好，有些失聪；二是他家里基本没有购置诸如钢琴、音响之类愉悦耳朵的器件。
　　但是这不妨碍在人们热衷音乐的时候他也偶尔表示一下简单的态度，虽然是非常外行的态度。
　　对各类舞厅里的迪斯科乐曲，对那些灯球旋转闪烁、噪音鼓荡如尘的场面，他的反应只有一个字：“闹!”他听不出更细致的技巧和各种打击的巧妙配合，他的听觉不好，心灵的适应性更差，他不理解人们何以偏要用这样强烈的节奏来抵御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他对音乐的确是太外行了。
　　对于当今人们熟悉的歌星，他一律是不热爱的，有些甚至厌恶。他不理解人们是怎么对这些轻浮造作的表演培养了兴趣，他也不清楚自己的趣味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世人产生了如此大的距离，他没有听到过内心渴望的那种歌。他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要求得太过分了?”也许歌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虚假的声带振动表演，对于质朴真诚的心灵声音的希冀，或许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求?
　　有一次朋友们谈论起音乐，他忍不住，终于爆发了他对音乐的愤懑。他突然间插了一句：“中国没有过音乐!”
　　“那中国历代的音乐算什么?”朋友们反问道。
　　“那不是音乐，是哭声。”
　　大家都愣住了。这个观点是太新鲜了点，朋友们惊异地盯住他看。
　　“《病中吟》不是哭吗?这支曲子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正是因为表达了整个民族病弱的呻吟，健康开朗的民族决不会喜欢它。”
　　“二胡拉出来的只能是哭声。”他说。
　　他又说：“琵琶从来是哀怨的，哀怨正是心灵在抽泣。”
　　“还有唢呐，”他说，“那是专门在喜庆的日子里尖着嗓子大放悲声的哭，哭得有时候都快没调儿了。”
　　“箫呢，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完全用来排遣寂寞、寄托愁思的。一曲箫声月下吹出，竟能八千子弟怀乡、楚军夜散!比哭还牵动愁肠。”
　　“笛子呢?稍能奏出一点欢快，却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幼稚，远不如吹奏忧愁苦闷时来得从容。至于鼓，那是集体精神的象征，不能抒发个人的情趣。”
　　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他环顾大家似在询问，却是无意的。不等任何人作答，他就又抢先说起来：我们有钢琴那样丰富、优美的乐器吗?那是钢琴吗?那是一个缩小了的袖珍的海洋，手指弹出的是水所能发出的全部音响!
　　“还有小提琴，拉出的尽是草原的音符，仿佛一朵一朵抢着开放的花朵，绽放着欢快的生命的气息……”
　　“还有全部的铜管乐，激越的，有号召力的；低沉的，含满男性雄伟力度的；一律是金属的光泽，闪耀着太阳的光辉，让人前进，让人充满力量和骄傲!”
　　“我们这个已经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他悲哀地摇摇头说，“五千年，没有一个真正有影响的音乐巨匠，没有我们的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肖邦、柴可夫斯基……这是多大的缺憾和空白!怎么就没人对此发一声疑问呢?”
　　谁造成的?没有音乐，只有哭声?
　　据说封建帝王都是“两耳垂肩”的人物，然而，那么多巨大的耳朵，却没有一双是渴望倾听音乐的，全都沉浸在别人如泣如诉的丝竹管弦的哭声里……
　　他对音乐是一个十足的外行。
　　他用失聪的、缺乏乐感的耳朵得出了这样一个荒诞的结论——
　　“全是哭声，哭声……”
　　(石景琼摘自《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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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状元该选什么专业

作者：吴　澧




　　话说今年北京文理两科高考状元，不约而同地报考了香港大学的经济金融专业。鄙人不由得怅然若失。其实，人家选什么专业，关我啥事?问题是，如果状元们倾向性地报考商科类专业——记得去年也有广东双料状元报考同校同一专业——我们是否该为别的专业担点心?
　　统计资料表明，分数与智商有很强相关性。从统计意义上讲，考分高的人，智商高的可能比较大。最聪明的人最好读什么专业?最好读对得起自己天赋的专业。智商测验考两种能力，一是抽象思维能力，二是语言能力。最要求抽象思维能力的是理论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科学专业，最要求语言能力的是中文、英语等语言文学专业。最聪明的人最好读这两类专业。我对金融专业并无偏见，但确实觉得最聪明的人不必首选这一专业。
　　现在国人喜欢与美国比。美国最聪明的学生，比如哈佛大学里的，不也是修经济的最多?你看那德国文学专业，某年惨到只有一个学生，教授倒有六七个。不过，没有这一个学生，哈佛的品位就低了一半；而修经济的学生砍掉一半，哈佛还是哈佛。要是真的喜欢文学，做那个集六七个教授宠爱在一身的学生，读读歌德，读读里尔克，不也很有趣?
　　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对后人来说，美国的伟大，并不在于曾经炼过多少吨钢或造过多少辆汽车，而是要看美国在文化上有些什么贡献。同样，对我们的后人来说，你对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明的贡献，还是要看你在文化上做了些什么。
　　两年前，《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去印度观摩信息行业的年会，发现印度老总们对本国教育很有意见。他们是抱怨工程师太少，管理人员不足?不，他们说的是人人都去读工程读管理，那么，将来的V·S·奈保尔(印裔英国作家，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阿马蒂亚·森(哈佛教授，原籍印度，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从何处来?他们说这是可悲的和危险的。
　　为什么老总们会提到奈保尔?因为，如果你要超越跟美国的日本式竞争——美国发明了电视，发明了半导体，发明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日本拿来做大做强——在不远的将来跟美国作美国式的竞争，要有原创性的概念性的发明，你需要文化。且看《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举例子。“苹果”电脑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在大学上过一门书法课。拉丁字母也有书法的，汉字的篆文、行书和楷书，可以分别对应拉丁字母的花体、手写体和印刷体。整整十年，这门课对他似乎毫无用处。然后他和朋友开始鼓捣电脑。那些书法知识突然全部回来了，乔布斯就用这些知识设计电脑外形和界面。书法线条是植根在英语文化中的，所以美国人都说“苹果”的产品好看。经过二十多年的推广，如今全世界都说好看了。近日，国内旅美首发团在美国大买iPhone和“苹果”超薄手提电脑，家里的孩子点名要这几款型号。
　　假设现在国内也有设计人员想从书法中汲取灵感。中国的书法是和绘画、金石、诗歌密切结合的。真要掌握书法的精髓，还得懂点“小学”，知道常用汉字的初始意义。教这种书法课的老师，需有极深古典修养。他大概要出自名牌大学中文系，本身还得是上资之材。乔布斯碰巧遇到了美国当时数一数二的书法教授，如果状元们不报中文系，未来国内大学的类似专家从何处来?
　　印度人在为他们的基础类专业担心，我们呢?
　　(周波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7月3日图/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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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奴隶社会

作者：王开林




　　在一次聚会中，酒过三巡，我与B同学就聊到了这个话题。他呵呵一笑，说了一句：“很多事情如果太过完美就成为一种缺陷，领导需要能干实事的人，也需要偶尔满足一下自己的成就感。”这让我恍然大悟。就才华而言，A同学在公司里无人可以匹敌，当然他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他的文字材料非常完美，送给领导审核时无可挑剔。而B同学常常在材料中故意露出些破绽，领导大笔挥几挥，很有成就感，再加上B同学在旁边的唏嘘感叹，有何不提拔之理?
　　B同学的做法虽有圆滑之嫌，但仔细想想也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在生活中，追求完美固然不错，但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故意对别人露出些破绽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在交流中，如果你喋喋不休，表现得比谁都聪明，可以印证你的智慧；在工作中，你把工作做到无可替代，当然是出色的实干家。可是你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没有留给别人机会。当别人对你表示敬畏时也意味着他将要远离你；当别人只是在倾听而很少发言，说明他对你无话可说。露出些小小破绽让别人去发现，让别人说出来，同样是对他人尊重的一种方式。在展示自己能力的同时，不妨以这种方式满足一下他人，这样可能会更好地和谐相处，赢得更多的人气，而你本人也会更具亲和力。
　　武侠书中大侠过招时还常常有这样一招：卖个破绽。并且这一招往往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晏秋雪摘自《羊城晚报》图/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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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作者：余　虹




　　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位凶手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也饮弹自尽。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再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我简直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他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他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就是那个开枪的韩国人，他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马建夫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建夫一家老实本分，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种种不光彩的压力都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三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浑浑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
　　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吗?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旱马摘自《山峡文学》2008年第6期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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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狱三十年

作者：Ｊａｎｇｏｏｄｗｉｎ




　　1967年10月的某一天，萨瓦提正在自己的住家附近，帮朋友将家具搬进酒吧。这时，法兰克·沃尔什警官走到他面前：“我要将你逮捕归案，你涉嫌谋杀爱德华·狄甘。”
　　“爱德华·狄甘是谁?”然而，他还没有得到答案，就失去了自由。萨瓦提被逮捕的消息传来，当时玛丽正带着5岁的儿子安东尼出门在外面玩。狄甘命案的审判开始之前，他已经先被羁押10个月，不得交保。接下来是一场30年的噩梦。
　　华尔波监狱距离波士顿约40公里，囚犯经常挨打受冻，伙食极差，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对于萨瓦提这样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来说，这地方不啻人间炼狱。他的狭小牢房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洗脸水槽和一只马桶。他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躲避外面的喧嚣与层出不穷的暴力。他很担心玛丽与几个孩子的生活，经常独自啜泣。
　　每个星期六，风雨无阻，玛丽都会到华尔波监狱探监，而且常常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往返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他们坐巴士抵达监狱，警卫有时百般刁难，甚至对孩子进行搜身，羞辱并恐吓他们。
　　萨瓦提入狱十年后，维多·盖洛律师听说了这个案子。起初他并不想参与。盖洛第一次和萨瓦提见面时说：“别说什么你是清白的，我只想听你说实话。”两人谈了三个钟头。盖洛得知巴波撒是狄甘案开庭时惟一的证人，发现对方提出的证据破绽百出，于是同意帮萨瓦提打上诉官司。盖洛回忆说：“朋友都说我疯了，他们提醒我，这场官司必须对抗整个联邦政府，我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最顶尖的辩护律师，但我相信这么做是对的。”
　　盖洛估计自己大约花了三万个小时来研究狄甘命案的档案资料。他终于拨云见日，拿到一份案发之后不久的警方报告。这份尘封多年的报告写道：一位与黑帮有关联的线人指认，命案发生当晚，巴波撒与佛雷米在一家餐厅策划谋杀狄甘，后来俩人一起离开餐厅。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萨瓦提。
　　1997年，盖洛终于帮萨瓦提争取到假释，陪着他走出监狱大门，迎向等候多时的萨瓦提一家三代人。四年之后，萨瓦提总算沉冤昭雪。又过了6年，法官才终于判决萨瓦提的30年冤狱该以多少金钱来弥补。判决结果，政府赔偿萨瓦提和3名难友一亿零一百七十万美元，这个数目创下历来冤狱赔偿的最高金额纪录。
　　萨瓦提如今已75高龄，他知道自己未必能亲眼看到赔偿金拨下来，但他重见天日后的第一个月，就开始弥补失落的岁月。当时，萨瓦提的第九个孙子麦克尔诞生，他参与了分娩过程。玛丽说：“他错过了太多事情。他剪断新生儿的脐带，那真是个奇迹。”
　　尽管出狱多年，萨瓦提对于能够自由选择上床与起床时间，还会兴奋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