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1957年一个冬日的正午，越过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吮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似乎是一个生命的谶言。
　　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以下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惟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趴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醉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粝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还记得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惟一的盛宴。
　　食物是偷情者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副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流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
　　(钧天选自《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图/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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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的身高与笔误

作者：蒋光宇




　　有一天，《巴黎时报》记者采访了拿破仑之后，写下一篇人物通讯。其中有这么一句：“他矮矮的身材似乎变得高大起来。”
　　稿子送到通讯组组长手里，他斟酌良久，提笔删掉“矮矮”两个字，变成了“他的身材似乎变得高大起来”。稿子又送到报社总编手里，他深思半晌，挥笔改成“他身材高大”。
　　稿子见报后，记者提出抗议：“你们歪曲了事实!”通讯组长理直气壮地说：“我在你原稿的基础上删掉几个字，使之更加精练了，怎么是歪曲事实?”总编辩解道：“我不但没有歪曲事实，恰恰相反，是正视事实——正视拿破仑是皇帝这个事实!”
　　拿破仑本人看了报纸的通讯后，把记者找去问道：“你怎么把我写成‘身材高大’呢?应该按照我本来的面貌写嘛!”
　　记者摊开双手说：“陛下，按您本来的面貌来写，眼下根本不可能!”
　　“那什么时候才可能呢?”
　　“等您下台以后，陛下。”
　　阿谀奉承就像世界通行的货币。这里还有一个斯大林笔误的故事，与拿破仑身高的故事很相似。
　　斯大林曾对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写过这样的批语：“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批语上落有“约·斯大林”的签名。
　　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一批语中“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少了末尾的一个字母。于是，冒出两位自以为是的学者在报纸上撰文，论证为什么“爱情”的拼写会少一个字母。他俩盲目武断标新立异地说：“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截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
　　这篇文章的清样出来后，编辑为了防止万一，觉得还是让斯大林亲自过目一下稳妥。
　　斯大林看了以后，又做了一个批语：
　　“笨蛋，此系笔误!约·斯大林”身为伟人的拿破仑和斯大林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因为爱听好话是人根深蒂固的本性。人常把对自己赞美的声音视为最悦耳的声音，何况他们整天就生活在无休止的赞美声中。人的眼睛长于察别人，却短于察自己。有时候，似乎也有人讨厌奉承，但那常常是讨厌奉承的方式。人既贵有自知之明，又难有自知之明。
　　很多人，特别是手握大权的人，往往会给逢迎者以恩惠。谄媚虽没有牙齿，但乐于接受的人连骨头都会被啃光。
　　捧得高，摔得狠。言过其实的赞美和逢迎，是极易蒙混过关的害人的伪装。巧言虽美，用之必灭。历史一再证明：不少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英雄，却一个又一个地被逢迎的糖衣炮弹打倒和征服了。
　　(吴清贵摘自《一沙一世界》图/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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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乱过

作者：吴晓波




　　在SOHO现代城的顶楼大厅安装灯光、架设机器、相对坐定的，潘石屹一脸的轻松，他是天生的演员，演技出色，而且喜欢。“自上市后，你大概是第20个来访者。”潘石屹说。我说：“你一定准备了很多的标准答案吧。”他说：“差不多都是。”
　　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在一夜之间长大。一个有10多亿元资产的人，突然拿到145亿元，他的心不会乱。
　　潘石屹说，他不乱，很从容。
　　我还是不信。“钱多了，犯错误的机会就多了。”这是王石的感慨。说了一个小时，潘石屹说，我乱过。
　　“刚刚上市的前两周，我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晕乎乎的。”
　　不晕才是不对的。然后呢?
　　“然后我去找了一个智者。智者听了我的倾诉后说了两句话。第一，什么都没有变，你还是潘石屹。第二，还是有东西变了，所以你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
　　智者看来不是商界中人，所以他没有说“时间管理”“授权经营”，而只是说合理安排时间。商道即人道，大抵如是。一个人面对大乱局或大机遇，首先是要守住，然后要学习变化。
　　访问结束的时候，我给潘石屹看一张新闻照片，在一个SO?鄄HO中国的楼盘广告中，潘石屹笑得像一朵向日葵，下面零散地坐着十多个茫然的农民工。我说，你是一个从甘肃天水最偏远的小山村中走出来的苦孩子，如果不是因缘际会，你可能就是下面这些人中的一个，你愿意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
　　潘石屹说，我的人在上面，我的心在下面。
　　这是节目录制中最真诚的一刻。我对编导说，可以关机了。
　　(朱鹤摘自《城市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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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和蒋美丽

作者：蒋方舟




　　我妈对我的失望应该是从我一出生就开始的，我出生之前，她给我选定的诨号是“蒋美丽”，这既寄寓了她对我的隐隐期望，更因为她想被叫做“美丽的妈妈”。结果，我一出生，她就失望地给我改了名，知道我不洁白美丽，就只能鼓励我自强不息。
　　而一直到现在，她对我的长相还不太习惯。我一个人在外地读高三，我妈一个月来看我一次，站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把我想象得巨美巨脱俗，而一看到我真人出现，远远地觉得诧异，大声哀嚎道：“你怎么长得这么矮?”“你眼睛怎么这么小?”“你脸上长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是什么啊!”感觉很像相亲见面时，才发现对象和介绍得完全不符，大呼上当受骗。只有我妈，能十米之外就判断我多久没洗澡，能一眼就识破，我不是蒋美丽。
　　我不曾讳言自己开始写作是受了我妈的诱骗，她在我七岁的时候骗我“每个中国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都必须写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叔叔抓走……”于是就有了以后的故事，我刚刚成名的时候，听到很多对她义愤填膺掷地有声地诘问：“想成名想疯了……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我妈则对我说：“我不想你的一生像我一样，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我妈不喜欢我对她的人生透露出一点点的欣赏和羡慕。她生活在一个人力三轮两个小时就能穿越的中小城市，教书的学校离家不到二百米，她觉得这样的人生我应该深恶痛绝，巴不得我在桌子上恶狠狠地用木刀刻上“我永远也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因此，她总是把自己形容得很惨，家里吃了羊肉火锅从来不告诉我。今年冬天很冷，我深夜在寝室给我妈打电话，说自己冷得人格分裂。她为我哀嚎了一阵，就自己泡了一个热水澡，热了一杯黄酒，打开空调，把电热毯开到高档，然后在日记里写道：“这打死也不能跟蒋方舟说，她回来要杀我……”我妈对我的期望，就是我走得越远越好。
　　的确，我和我妈有相同的星座，相同的懒散和缺乏斗志，连喜欢男生的类型都越来越像，要慢慢地滑向她的生活似乎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所以我妈抵死也要把我托进一个新的世界。
　　在我还没有男朋友的年岁里，我妈就临时扮演着男朋友的角色，逢年过节还要嘘寒问暖情话伺候，而我就像个爱吃醋的女朋友，总怀疑她心中还有个梦中完美情人叫蒋美丽，害怕她真的生出并培养出个蒋美丽来。
　　我的谎言，我故作的乖巧懂事，我对外人们施用迷三倒五催眠大法，我妈是惟一一个破解的人。在我妈夸完我矮胖之后，我总是夸她风韵犹存。有一次开家长会，我们俩在台下道貌岸然地坐着，我给她传纸条“你是全场最漂亮的妈!”她羞涩地写道：“哪有，倒数第二排那个戴帽子的妈妈长得比我漂亮些。”我看了一下，那个妈妈的确年轻时尚，非我妈所能及，想了一下写道：“那个肯定是二妈。”过了好久，我妈才回：“你骗人你骗人，你好假你好虚伪我再也不要相信你啦……”
　　我一点也不顾忌在我妈面前露出我小恶魔的一面，因为最后的结果总是她自己生闷气生到内伤，这就是我和我妈的不同，她只是识破我，我却能看破她。
　　不知道我妈同不同意，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她那里是没有致命软肋的，而我妈则对我命门大开，我知道最令她恐惧和懊恼的是什么。而我欺负她的最损的一招，就是向她高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你费尽心思不想让我变成你，可我为什么还是变成你了呢?”这是不久前，我对我妈说的一句话，这就是我妈对我最大的恐惧吧——变成她。我妈听了，愣了好一会儿，就哭了。我也哭了——我和我妈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对方，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凉，还是理所当然的幸福?
　　我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她做了一个梦，梦到她新生了一个小孩儿，那个小孩儿很漂亮很聪明，三个月就会说拉丁语。我问她：“那个小孩是不是叫蒋美丽?”
　　(马超摘自《世界时装之苑》2008年第5期图/周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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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盒巧克力引发的担忧

作者：曾　颖




　　大清早一开门，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玫瑰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盒巧克力，还有一封信。
　　尊敬的女士：
　　因为我不知道您的名字，所以只能这样称呼您了。虽然我们在楼道上打过无数次的照面，彼此已很熟悉，但越是熟悉，也就越不好意思再问名字了。
　　我给您写这封信的目的，首先是谢谢您那天送给我女儿这盒巧克力。它很美，也很精致，是我女儿来到人间8年以来收到过的最美的礼物。最初的两天夜里，她是抱着巧克力盒睡的，梦里都在笑。
　　最初，我也因为她得到这样的一件礼物而开心。因为这些年来，除了看到她偶尔的笑容之外，我确实不知道什么事能让我开心了。但直到有一天，她爸爸来看望我们，打开盒子，我们俩分尝了一个巧克力之后，我们在咂摸完那幸福的美味之后，突然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巧克力那酥软甜蜜的温暖滋味，是我三十多年来尝过的最好滋味，相信我女儿也一样。在这高级的舒服感觉之下，以往吃过的包括枣、甘蔗、红糖和高粱饴奶糖之类的零食，一下子就变得索然无味。而这些，正是我们目前能够提供给孩子的东西，在没有尝到巧克力之前，她一直喜爱着那些东西，每一次得到，都能让她高兴很久。
　　这就让我和她爸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些担心：在吃完这盒高级巧克力之后，她还会不会喜欢以往那些东西?会不会因为那些东西赶不上巧克力，而对它们失去了兴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份巧克力带给她的快乐，就打碎了她更多的快乐，她会因为得不到更多的巧克力而不舒服不快乐。她也许还会因此对不能给她买巧克力的父母，产生轻视和绝望的感觉。
　　您知道，依她爸爸和我的经济状况，偶尔买一次巧克力，虽然奢侈，但也不是承受不起。但如果长期坚持，显然不行。我们要攒钱供她读书，我们要让她知道，父母虽然穷，但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她。但您的巧克力，使我们的“最好”变得不好了，我们惟一能做的，便是将它还给您，并希望您今后不要再给她任何超出我们消费能力的东西。我们希望她平静而知足地成长，只要长大成人读好书，一切美味迟早都会吃到的。
　　请您原谅一个没出息母亲的多虑!
　　看完这封信，我满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返回卧室问妻子。妻头天晚上上夜班，睡得半梦半醒，说：“那天加班，领导慰问，发了一盒巧克力，我怕女儿吃多了长太胖，就给了清洁工的女儿，那孩子住在地下车库里，怪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