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临近奥运会，几乎在一夜之间，道路畅通得“连警察都不用管”了。汉城的车流量一天缩减了23.5万辆。
　　这种突变并不只是表现在交通上。“高丽时间”——历史上西方人为讽刺韩国人不守时给他们起的绰号。奥运会中，韩国人风格陡变，安排比赛严谨准确、有条不紊，正点开赛率达到97.20%，突破了奥运史上的纪录，有外国记者惊呼，干这一切的是韩国人还是德国人?
　　韩国人酷爱吃狗肉，而在西方人看来，这太残忍，难以接受。为了国家形象，汉城人齐刷刷戒了16天狗肉补身汤。“不是不难受，是为了客人，不得不委屈点自己。”
　　由于在田径项目上韩国人几乎没有夺金点，体育场观战的人稀稀拉拉。萨马兰奇先生看了直摇头。“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办好奥运会”，组委会向汉城市民们发出了号召。第二天，田径场爆满，虽然这些观众提不起兴致也不甚懂得其中奥妙，但大家还是坐在那里礼貌地鼓掌助威。
　　据《朝鲜日报》报道，汉城的小偷在奥运会前一起开了个会说，这段时间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放假吧!奥运会期间汉城的犯罪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经过韩国奥组委的努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悉数出席了汉城奥运会，重新完成了奥运大家庭的大团圆，当年有160个国家派代表团来到汉城。
　　这就是汉城效应：历史积淀的家国情结被奥运会激发出来，再融入韩国人的血液中，延续下去。所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有韩国的普通百姓将自己的金银财产捐给国家，摆出了与国家同进退的姿态。朴世直先生说：“奥运会带给韩国人的是一种国、民一体的动员，大家坚信，只要把每一个家庭的东西聚在一起就能帮助国家渡过任何难关。”
　　汉城奥运会终于没有辜负韩国人的热情和努力，韩国无论从组织、信誉、形象、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韩国因为举办奥运会，当年就使经济出现了12.4%的增长。韩国政府曾经骄傲地宣布过一项统计：奥运为韩国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创造了21亿美元、22亿美元、13亿美元的产值。
　　1985年至199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韩国一度是被世界遗忘的国家，今天，世界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和影响。
　　(贺兰雪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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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美人

作者：李建纲




　　关于瑞典美人的神话，早已听得心向往之，来到瑞典，才知道那不是神话。瑞典真的是美女如云或者如水。美丽的波罗的海使她处处明媚而妖娆。前世界最高长官、联合国秘书长、尊敬的安南先生娶的就是一位瑞典美女。这位瑞典美女更是一位名门闺秀，她的舅舅名叫拉乌尔·沃伦伯格。说起这位沃伦伯格，我们必须脱帽致敬!他是二战时期瑞典驻匈牙利的外交官，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想方设法保护了数万犹太人免遭希特勒的杀害，因而被称为瑞典的“辛德勒”。这位瑞典“辛德勒”的外甥女儿，真是又高贵又美丽，也只有她配作联合国秘书长的夫人。许多国家的电影导演，缺少理想的女演员，就漂洋过海到瑞典来寻找。自从格列达·嘉宝和英格丽·褒曼开创了她们的好莱坞时代以来，瑞典就成为欧美各国电影厂的共同的美女宝库。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首都，更是一座美女之都。
　　我在这美女之都街上走着，特别是在国王大街、王后大街和老城一带，走着走着，就走到美女堆里去了。美女在我前，美女在我后，美女在我左，美女在我右，使我蓦然惊艳。看美人们一样的高挑身材，一样的金发碧眼，一样的顾盼生辉，一样的芬芳气息。误入这样的群芳丛里，美人阵中，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我发现同是瑞典美人，各有美妙不同。那一头金发，有的长发披肩，有的留得极短，形状或如鸟窝，或如刺猬，或干脆剃个亮亮的秃瓢。颜色则或红或绿或蓝，黄是不用染的了。移民的文化交流，在这里也产生了效果。印度人的鼻翼上穿银珠，眼皮上贴金片，非洲人把头发编成满头小辫子，在瑞典姑娘的身上，都得到很好的移植和发展。在老城，见有五位少女，一般儿高，一般儿装束，一般儿长发垂肩，一般儿编了两条花辫盘在头顶，一般儿鼻翼上穿银珠，眉梢上也嵌着银珠，耳朵上则戴了一耳轮的耳环，露天的肚脐眼儿上文了一般儿的小小花朵，甚至手举的火炬冰激凌也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五个人一字儿排开，边吃边走，是模特的步态。肯定连她们自己也觉得太出众了，忽然停步，手举冰淇淋摆出姿势，以芸芸大众为背景，由一位给其他四姐妹照相。我一直傻傻地跟着她们，这时一阵聪明涌上心头，忙走到举相机的姑娘身边，半生不熟地说：我能帮您照相吗?她们一起大笑起来，我接过相机，给她们照了五人合影。我觉得自己照了这一辈子最漂亮的一张相，也是做了这一辈子一件最漂亮的事情。
　　瑞典的婆婆奶奶们，在衣装打扮上，一点也不比她们的女儿甚至孙女差，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脂粉更浓郁，衣着更鲜艳。薇妮一位朋友的外婆，曾到薇妮家来赴宴。我一见之下，先是一惊，马上一敬。老太太年近整百，头发白如银丝，且甚稀薄，却是一丝不苟地梳着。脸上薄施红粉，嘴唇鲜红，双耳钻石耳环。穿着藏青色的上装，下面是枣红底有黑色花纹的裙子，系了一条和裙子同样花色的丝巾，脚穿一双咖啡麂皮和黑色皮革相拼的考究的中跟皮鞋。从鞋以上是肉色透明丝袜，她的裙子是短裙。这一身打扮，真是又漂亮又得体，把老太太衬托得简直不是老太太了，那么优雅，高贵，淳美!大家纷纷上前和老人拥抱，一边夸奖：您看起来真棒!
　　在街上走着的老太太，多半如此。天气甚冷时，也有外穿棉大衣的，但你知道她里面穿着什么?只要一进房间，脱去外衣，便开放了一朵鲜艳的花。也有些老太太行走不便了，需要拄杖或扶一只可行走的小凳似的小车，这是因为瑞典天气寒冷，而她们常年裸露双腿，落下风湿症。可是，要瑞典的女士们不裸露那双秀丽的小腿上街那是不可能的。
　　美是一种精神。追求美的瑞典女性，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上进心，那种对生活的鲜活而蓬勃的欲望，那种独立的精神和主动性。按我们的标准来看，瑞典女人十有八九是女强人。不过瑞典男人们也不含糊，他们善于欣赏和鼓励女人的美丽，善于爱护和享受女人的美丽，他们艳福不浅地生活在因女人的美丽而美丽的世界中。
　　(张成龙摘自《2007中国最佳散文》辽宁人民出版社图/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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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宝贝

作者：黄宝莲




　　那张床，追根究底，只是个从来就想拥有，却未曾真正获得的梦。
　　小时，那张八角床在上屋祖母幽暗的房间里，房间在四合院厢房的最后一角。
　　那床是个瑰丽的梦乡，终年罩着蚊帐，白天八字对开垂挂两旁，床前是长形脚垫柜，踩上去之后，攀着光滑细腻的红漆床沿，爬进床里边，三面镶着宝蓝彩色玻璃的床缘，玻璃上绘着鲜艳的花鸟彩蝶，透进来后窗隐约的天光，床顶里边还有一排抽屉柜子，里边高高藏着我拿不到的糖果饼干。
　　小时总梦想能躲进那床里，一个隐蔽而安全的绮丽空间。因为爱恋那床，很小就跟大人说：祖母死后，要把床留给我。
　　祖母活得很长，病得很久，最后的日子，已经都不住在自己房里，那房曾经收容过她的青春与寂寞，曾经也有过儿孙绕膝的短暂欢乐与幸福。在她久病无医的晚年，祖母被移置外面的厅堂，等待终老，家人在她房间的床底下，发现一条丈把长的锦蛇。好久以来，祖母不时纳闷：每天后院里母鸡生的蛋，总是不翼而飞，以为哪个人家小孩偷去，原来，那偷儿是长年伴着她睡在床底下做大梦的蟒蛇。
　　我已经是城里上学的高中生，回去听家人说那蛇与祖母和鸡蛋的事，心里震惊而酸楚：儿孙长大，纷纷离家，一个老人可以孤寂到了夜夜与蛇共眠而无所知觉的境地。
　　祖母慢慢衰竭枯萎，癌细胞逐步侵蚀，和她的意志对抗。多少年了，村里溪边洗衣的妇道人家，早传闻祖母经常等所有洗衣人家走光，才一个人悄悄来到溪边，小心翼翼清洗她带血的底裤。癌，在那个时代的乡村，是一个邪恶阴暗恐怖的诅咒与忌讳。
　　祖母秘密清洗自己的不洁，直到她的腰直不起来，身体蹲不下去，痛得走不了路，躺下床去就无法再起身，她才说出自己的病，才让医生来问症。十几年的沉默与隐忍，任癌细胞在她孱弱的身体里侵蚀，她一点都不出声响。
　　祖母留下她的倔强与固执走了!那床留给了我。
　　高中住宿在外，没有自己的空间摆置那张床。之后，大学毕业开始独立生活，也没安定到足以给那床一个容身处。
　　床在乡下。乡下的日子一天天现代化，就丢掉了陈旧暗淡的木器、竹编、藤制家具。祖母的八角床，呆板笨重而坚硬，人们对过去没有太多的眷恋与怀想。嫂子便替我把那张八角床安置在她空下的猪舍里。
　　往后十年，毕业、就业，从山上搬到城里，从城里又搬到海边，从海边又过了彼岸大洋，终究不曾拥有一个足以称家的安定住所，安放那一张被搁置在猪舍里的床。
　　之后，嫂子买了新房，旧屋租给外来的生客。我的床，由娘继续接管。娘和我一样散漫不经心。她把我那宝贝的床放在后院树林中的鸡寮里。床之外，鸡寮里还有一个我早年收容的风鼓，以及一些已经不断流失的从小收集的大瓮小瓮，一个人天涯海角浪游不归，留着一堆破烂，带不走又不肯丢，一一都成了我娘的累赘。
　　八角床就在鸡舍里等待它最后的归宿。我娘豢养在后院的鸡仔们逐渐就以床当家，在那里瞌睡、休息、大小便。我那宝贝的八角床，等我有心安置它时，光华已逝，红颜尽失，床角已经腐蚀，床头溃烂。我是如此眼睁睁看着一张华丽的古床如此糟蹋了!
　　三十年间，虽未曾真正背弃遗忘那床，但也无能负起收容维护的责任，徒然爱恋一场，空留余恨，还不如当初陪着祖母火化，还能在记忆里留下灿烂辉煌。
　　(司志政摘自《我私自的风景》江苏文艺出版社图/周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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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

作者：吴冠中




　　有一家报刊登载了一幅彩色照片，极清晰，拍摄的是两个老妇人面对面的侧面头像。因其十分苍老，肌肉紧缩，骨骼突出，近似刀斧劈凿的雕刻，或简直就是两个树桩。老妪的嘴均微微张开，是微笑，是对话，说不准。文字注明是母女二人，母107岁，女92岁。
　　曾在广西阳朔见一山峦，据说是尼姑斗嘴。我对导游者在自然山岩中附加种种故事与称谓感到庸俗，因偏离，误导了审美。今看到这二位老妪倒确是真正的山峦与岩石之感，她们已成了永恒的化石，母女石，人间景点。母女相差不过十五六岁，十几二十年在时间的长河里几乎不显差异，短促的人生至晚年彼此的形态便趋于同貌。老人老到很老，大家相仿了，因肌肉脂肪之类渐耗尽，而各人的头骨差异并不太大。
　　智者的头骨是否与众不同，由科学去探究，但智慧之人毕竟要消逝，惟智慧留下的文化结晶是永恒的，远比“尼姑斗嘴”、“猴子望太平”、“睡美人”等等山岩天长地久。
　　(林夕寒摘自《文汇报》图/傅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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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都是别人的事儿

作者：清　心




　　我有一个男同事，相貌奇丑。不仅身高只有一米六，且五官错位，下巴上翻，满口只有五颗牙。他分配到我们单位时，因为丑，没有一个科室愿意接收他。最后，局长将他安排到后勤工作。那里跟外界接触少，能尽量避免一些尴尬。
　　在很多场合，人们遇到他都会纷纷侧目。甚至在上下班途中，常会有三五成群的小孩跟在他的单车后奔跑，嘴里还大声叫喊着：怪物，快来看怪物……因长得丑陋，同事待他也非常冷淡。投到他身上的目光，多是带着刺的嘲笑。那些锋利无情的刺，足以扎到他身心俱痛。
　　只是，他似乎对遭遇的一切都毫无知觉。终日乐呵呵，看到谁，都一脸阳光地主动打招呼。他每天微笑着来，微笑着走，日日将本职工作做到无可挑剔，即使打扫厕所，亦会哼着歌，把便池擦得洁净光亮。
　　后来，局长听说他打字极快，就调他去了办公室。自此，他成了全局最忙的那个人。常常晚饭都顾不上吃，在单位加班加点，只为完成那一份接一份的公文。无论是谁，不管是股长还是普通职员，凡拿来资料或文件让他帮忙的，他都欣然应允。
　　男大当婚，一些亲朋开始为他张罗对象。女方条件都不怎么好，但大家想，他生得那样丑，有姑娘肯嫁，就不错了。先是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他见也没见。再是一个小裁缝，他见了，却摇头说，个子比我还低，对后代有影响，不行。又见了一个农村姑娘，他仍然摇头，说文化太低，我说的话她都听不懂，以后还怎么过日子?有人问，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女人啊?他笑笑，脸上浮起一抹羞涩，找个我喜欢的就行。那人又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呢?他答道，个子高，有文化，身体没有残疾，而且从心里想跟我好好过日子。问的人摇摇头，不再说什么。心想，这个人，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许多人劝他：你自小在农村长大，家里穷，自身条件又差，凑合着找一个算了。他仍笑着说，终身大事，怎么能凑合呢?我相信，世间总有一朵花，在为我开放。我一定会找到她。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下去。35岁那年，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爱情。女孩高中毕业，身高一米六五，长得很端庄。家人对她的选择坚决反对。女孩对父母说，你们不要以貌取人，他不仅聪明能干，身上还有着许多其他男孩子没有的优点，我相信，跟着他，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法规股股长。面对同事的惊讶与不解，局长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称职的职工。当然，凭他的能力，也会是最棒的股长。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女儿长得很像他，一点也不漂亮。但女儿也如他一样，从小便非常自信。3岁时，有人问她，甜甜，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她绽开笑脸，快乐地答，我像妈妈一样美丽，像爸爸一样聪明。
　　那天我问他，人们对你那样无礼，那样不友好，你如何能做到满不在乎，如何能始终保持快乐的心情呢?他说，别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别人的事情，而我更应该在乎并为之努力的，却是自己的事情。我的事情，就是如何让自己快乐，让生命丰盛，让生活美好。
　　他的话，如暗夜的灯光，将我的心瞬间照亮。是啊，别人的鄙夷与嘲笑，别人的误解与轻谩，别人的冷漠与疏远，这所有的，其实都是别人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们的目光太久地投射到别人的事情里，却偏偏忘记了自己的事情。其实，人生在世，那些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啊。只有将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朝着心中的理想专注地努力下去，才会离幸福和成功更近。
　　(冯国伟摘自《东楚晚报》2008年8月8日图/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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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的自白书

作者：朱大可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