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受全球暖化威胁而濒临绝种的北极熊为例，或许可考虑送往南极大陆。
　　提出辅助移殖的澳大利亚生态学者休·波兴翰表示，在严格控制各种条件下，辅助移殖确实可行。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生态学者冈萨雷斯表示，万一所有保护方式都宣告失败，辅助濒危物种移民，就成了值得严肃考虑的选择。
　　反对者自然也不在少数，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杰森认为这是一个馊主意，已有太多前例证明，善意引入的外来物种会导致“地球生物区发生改变”，北极熊若移民南极，可能会让南极生态系统面临浩劫。美国地质调查所首席北极熊研究员安斯托指出，南极的企鹅、海豹可能会被北极熊吃掉，“到头来会让整个生态系统崩溃”。
　　(橙橙摘自《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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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不按常理出牌

作者：本刊编辑部




　　谈及多次在职业生涯顶峰时选择另一种活法时的心态，他说道：“因为觉得自己不够了，就像百货公司一直在出货，总得要进点儿货。觉得不足，所以要再去充电。觉得自己在这个山头已经难突破了，另外一个山头更吸引我。于是，我走下这个山头，我敢于从自己被别人羡慕的山巅上走下来。在美国我做到好的时候，还跑到台湾做学术的研究，关于中国文明的精神的研究，又到中国大陆不断做乡野考察。每个阶段都好像会丢掉很多东西，但是，抱负，抱负，要抱就得要负；舍得，舍得，你要得，你就得要舍。”刘墉就是这么一直“不按常理出牌”，始终致力于超越自己与生俱来的弱点，“创造超越的人生”。
　　——《意林》记者手记
　　
　　命运多舛的泰然
　　9岁那年，父亲的过世让刘墉与母亲的生活拮据不堪。“在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的碗里一般是只见肉松不见饭，过世后，就变成只见饭，肉松难得见到了。”13岁那年的正月初二，一场大火又将本已是贫苦的孤儿寡母的家烧成灰烬，母子俩人只好靠着邻居的房子的一角搭建起半边的“草房”，这草房较之梁实秋先生的“雅舍”显得更简陋不堪，外面下大雨，“房子”里也下雨，“风通透得很，空气很流通”。谈到房子烧光的那夜，“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会闻到远处飘来的院子里茉莉花的香味和我种的曼陀罗的花香，没有屋顶了，一片废墟，我会往上看，星空很灿烂，我觉得很美。”然而，正巧是那天深夜，下起了大雨，母亲把雨衣盖在刘墉的身上，隔一阵子就为他抹去雨衣上的水，他在雨的哀曲里度过了那个雨夜。
　　如果说幼时困苦还有慈母的怀抱，而成名的他在体会人在他乡的孤独时，或许内心更会留恋困苦中的温暖，起码，有一个人始终陪在你身边。那是刚到美国的第三天，没有人知道这天正巧是他的生日，身边没有亲人，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祝福。惟有一人在异乡面对皑皑白雪。语言不大通，又遇上大学英文演讲，不巧的是，当时美国最轰动的主持人当天也在那里演讲，而他那蹩脚的英文演讲，只有几个朋友来象征性地撑场面。在美国已经归零的他看着人潮涌动的别人的听众，只能在暗中缅怀在台北时的辉煌。但是，这与当年相比，不过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决绝的姿态，光芒刹那闪现
　　16岁那年，刘墉因肺病而休学，这使得他能从当时课程负担很重的环境中得以休整，让他培养起对美术的喜好以及坚定人生的追求，参加联考，报考台湾师大美术系。在联考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刘墉以自创的“联想记忆法”猛K书，K得昏天黑地，以至于当时母亲心疼得甚至劝他“不要考，不要念了，身体最重要。”功不唐捐，刘墉超越了自己，进入了竞争激烈的大学门槛，当时的比例是1750人只录取35人。在放榜那天，老师甚至拉他到一边，说道：“没想到你还真会藏啊。”同学甚至在放榜单上把他的名字戳了很多洞，以为他故意平时与他们嬉闹，却暗地里K书。
　　大学的生活让刘墉在各方面都有了更大的成长，由于生活并不富裕，于是他兼职做主持，主持了全台湾联播的“全民自强晚会”，后来接受台湾中视之邀，主持益智节目《分秒必争》，开场白的内容来自于他从高中到大学时记在课本或笔记本上一些小小的灵感，内容包含很广，由文学、哲学、艺术乃至身边点滴小事引起的触动。小时候因为生活困顿，到交学费或过年时，他就写信或者到父亲生前的债主家里很有技巧地去要钱，这在无形中锻炼了他的文笔，后来，他把这些由灵感写出来的短文集中起来，就成了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萤窗小语》，接下来陆续出了7本，几乎成为当时台湾学生必读的作品。然而，命运又是如此奇特。当刘墉带着《萤窗小语》的稿子到各出版社，甚至是本公司的出版社请求出版时，他们都撇着嘴，把稿子当场就还给了他，说：“这么点儿小东西，你自己印吧!”还真自己印了!幸好在高中时有编过校刊的经历以及对印刷厂的了解，他就自己出版了。刚出版时，甚至还和太太一包一包出去送书。“如果没有当初《萤窗小语》的被拒以及《萤窗小语》的热销，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刘墉这样谈自己的成名作。
　　在《分秒必争》做得红火时，他却毅然辞职，拿之前十分之一的薪水进了新闻部，制作《时事论坛》。《时事论坛》在不久之后得到金钟奖，他则被《综合电视周刊》选为全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记者。然而，在他获奖的第二天，他再次上演让人惊讶的挥手姿态，递上了辞呈，奔赴美国，开始新一轮的漂泊与打拼。
　　
　　黑与白的真实人生?
　　刘墉的思想，在他的书中其实早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现。从《萤窗小语》到《冷眼看人生》，再到《杀手正传》，刘墉以他的如椽大笔挥就了一番写实的人生，《我不是教你诈》被指定为台湾“国防部”官兵的必读书目，《以诈止诈》更是成为台湾“黑道”行走江湖的秘笈。
　　因此，有人说刘墉的书太世故，更有人说刘墉的心理太阴暗。对此，刘墉并不介怀，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其实并不了解他，既然不了解，又何必在意他说什么呢。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墉说出的只是人性的真相——尽管那是大多数人不敢直面的，他教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技巧——或许会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刘墉坦言这是年轻时做新闻记者所形成的影响，“冷眼看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记者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加诸个人太多的意见，因为你应该客观地去看事实”。
　　客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你能够做到客观，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这世界上不是只有黑白，恐怕灰的要多得多”，人类的世界哪有许多绝对，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就更要客观、从容。就如同刘墉的书，可以是冷若冰霜、拒人千里的《你不可不知的人性》，也可以是温情脉脉、真挚感人的《爱就注定一生的漂泊》，其实同样是人生，只不过一个是黑，一个是白，黑加白以及不同的灰度，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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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作者：泰米卡·加特京斯




　　2008年8月，我和我的队友将代表我的国家出现在北京奥运会的篮球赛场上。之前我已经参加过许多盛大的比赛。我曾帮助我的球队——印第安纳狂热队，进入美国职业女子篮球联赛的季后赛以及美国职业女子篮球联赛全明星比赛。但是如果没有我的父亲的教导，我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赛场上。
　　我天生听觉受损。3岁时，父母带我到一个耳科专家那里，给我配了一副大而笨重的助听器，我讨厌这副助听器，我讨厌同学们看我时的表情，尤其讨厌他们对我的取笑。上学是一种折磨。“不必理会其他的孩子说什么，”妈妈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困难，这会使你坚强起来。”
　　而我感到的只是孤独。刚开始时，我没有太多的朋友，因为我太胆小而不敢说话。我的意思是，我说的话让人听起来很好笑。一次，老师问我，4加2等于多少。我答道：“6……6。”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我的脸刹时变得通红，泪水涌满了眼眶。“我不会再说一句话，”我告诉自己，“我永远不会再举手，永远不会主动做任何事。”
　　我真正的朋友是我的姐姐桃嘉。她在放学后等我一起回家，并且总是有办法使我的心平静下来。每次我们都要经过一片长满杂草和灌木的荒野。
　　某天，我对自己说，我要脱下这副丑陋的助听器，然后把它扔到荒野。那样我就自由了，其他的孩子也会开始喜欢我。
　　二年级的一天，妈妈和我的耳科医生把正在上课的我叫到了教室外面。我感觉到全班的眼睛都在盯着我，坐在我旁边的男孩哧哧地笑，我从来没有如此丢脸过。
　　“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我问上帝。
　　那天下午，和桃嘉回家时，我在长满野草和灌木的荒野停了下来。这次，我真的要这样做了。我让桃嘉走在前面，然后，在她还没能阻止我之前，我猛拉下助听器，使尽全身力气把它扔了出去。
　　桃嘉转过身，愤怒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问。
　　“不知道。”我耸耸肩。
　　“爸爸和妈妈会发疯的，”她说，“你有大麻烦了。”听姐姐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儿害怕了。但我想，总比遭受欺负和嘲笑好。
　　回到家，妈妈果然大怒。“那副助听器要花很多钱，泰米卡。”她说，“这是特别为你定做的。我们不能只是去商店就能买到另一副。”她命令我回到郊野把它找回来，但我和妈妈找到天黑也没找到。
　　那晚，爸爸和妈妈谈了很长时间，然后爸爸走进我的房间。他一脸严肃。“我将要为自己做的蠢事接受惩罚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爸爸靠着我坐下，“泰米卡，”他以一个非常坚定的声音说，“你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一个大选择。以后你就必须在这种选择中生活。”
　　好一会儿，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如何必须在这种选择中生活?“你不想戴助听器，所以从今以后你就不必再戴着它。没有了它，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让我掌握自己的人生，这也是爸爸对我的行为做出的选择。我不想佩戴助听器，所以我就必须要为这个选择负责。而我能做到吗?
　　丢开助听器，我发现自己原来非常擅长唇读。如果我近距离看着老师的嘴巴，我能轻易跟进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他面对黑板说话，我会在过后问他我漏读的。没有了刺眼的助听器，其他孩子不再取笑我。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一个新的镇子，我进了新的学校。其实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没有助听器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这个时候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篮球。并且，我发现自己爱上了篮球。
　　很快，篮球占据了我所有的思想，我不断地练习。高中时，我的篮球技能超过了大部分同学。没有人再关注我的听力。当你在比赛中能准确地投进3分球时，没有人会介意你的听力是好还是坏。
　　多年来，我一直祈祷能得到别人的喜欢。当我在篮球场上奔跑时，我发现，我得到的已经超过我祈祷的。但爸爸说，这是我自己掌握了自己的人生的结果，这个结果让我顺利进入了奥运代表队。在北京奥运会，我将展示我最好的表现。比赛结束后，我会再回到美国，把我的信息带给那些像我一样有听力障碍的孩子。
　　当然，我不会鼓励他们任何人扔掉他们的助听器，我只告诉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只要他们把握好自己的未来，他们同样会得到上帝的眷顾，美好的事情也将会发生。
　　(泰米卡·加特京斯：生于1979年7月21日，美国职业女子篮球主力前锋、头号球星，WNBA印第安纳狂热队球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加特京斯以出色的表现，为美国女篮再次夺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小猫摘自《讽刺与幽默》200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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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琐忆

作者：李开复




　　破灭的哈佛、法律、数学梦
　　上大学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哈佛人。一是因为那个笼罩着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年的4月，一封拒绝信打破了我的这个梦想。
　　最后，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法律系和数学系也很有名。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科学”，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政治科学”的课后，我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其中一门课实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课都在睡觉，睡到学期过半后，我的平均成绩勉强够得一个C，我赶在限期的前一天把这门课退掉，才避免了因为平均分不到3.0导致助学金被取消的灾难。
　　我向家人提起学习法律的苦闷时，他们都鼓励我转系。学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个“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
　　就这样，我与我向往的哈佛、选择的法律、自豪的数学——挥别。
　　
　　计算机让我成为校园里的牛人
　　失去了哈佛、法律、数学，幸好还有计算机。其实，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大一时，我很惊讶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得到了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A+”。除了赢得老师、同学的赞扬，我还感觉到一种震撼：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解决这样的问题才是一生的意义呀!
　　同学们如果谁有什么计算机方面的问题都会来找我解决，而且当时“会计算机”在学校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COOL了。
　　当然，我也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比如做程序去猜别人的密码。有一次，我用一位男同学的账号在BBS上发表了一个“单身女郎征友”的启事，害他莫名其妙地收了一堆情书。
　　
　　每天两毛五，游戏打到9999
　　我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专长”：打电子游戏在学校是NO.1——没人打得过我。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简单多了。我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做SpaceInvader，这种游戏投币才可以玩，每次两毛五，而我没什么钱，一天两毛五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每天我只带两毛五去玩，上完课去打一次或两次。
　　最后，我每天两毛五的结果几乎都是9999，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当时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我若去的话大家都会说：“看，高手KFL来了!”
　　回头想想。当时的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些游戏不够精彩，没有让我真的沉迷下去，每天我只是花两毛五，放松20分钟。
　　就这样，我打了一个学期的游戏。又是什么使我脱离了电子游戏的“魔掌”呢?是桥牌。进大学后，我参加了桥牌俱乐部，发现玩法不同了：大家都拿同一副牌，这样就可以比赛，看谁打得最好。我特别喜欢参加桥牌比赛，目的就是想得第一。
　　因为打电子游戏和桥牌，我大一时的成绩只有3.26。但是自从找到我的最爱——计算机之后，我突然感觉对学习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