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初出茅庐的博尔特从容不迫地拿了百米冠军，让人惊奇的不单是他打破了两个多月前由他自己创下的世界纪录，而且他竟然跑了90米就开始减速，开始傲视群雄，以一种欢呼雀跃的、自我庆祝的姿态跑过终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度啊?接着女子百米跑下来，前三名都是牙买加运动员，跑完之后似乎也不去看成绩，三个人就揽在一起披着国旗合影，非常自信。再有博尔特还打破了两百米世界纪录，又拿了一个冠军，而拿了女子四百米栏冠军的，也是牙买加人。这就不免让人们，尤其是从前对牙买加知之甚少的我们猜想，一个盛产飞人的国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7月中旬，在我离开牙买加的前一天，我们雇了一辆面包车上蓝山，误打误撞到了一处游客罕至的花园，叫做CinchonaGar?鄄den。那是一个傍晚，刚刚雨过天晴，山顶上云雾缭绕，天却是水洗一样的蓝。负责看管花园的是五六十岁的劳埃德先生，他向我们介绍各种植物，站在海拔最高的树下向和我同行的老师讲他与花园的故事，他从十五岁就在这个花园里工作了……等到临别之时，劳埃德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中国，他很高兴，跟我聊起了奥林匹克。他说，你要看田径，我们牙买加短跑很厉害，谁谁谁和谁，我很崇拜他们……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了一串名字，可惜我对田径并不关注，所以记不得了。下山的时候，劳埃德迅速地采摘了若干百合和兰花以及别的一些配花，变魔术般扎了一个很好看的花束送给我。
　　这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不消说，一个大半辈子在深山老林之中做花匠，在一处我们看来有如世外桃源的地方过着一种近乎隐逸的生活的人，和我一聊就聊起田径、短跑和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可见他们是多么热爱这项运动，多么引以为荣。
　　这次牙买加飞人大放异彩之后，人们总是尝试从“科学”上给出一个解释。有人说，牙买加多山，好多人天天爬山，锻炼出来了。下山的时候，我们雇的面包车开出没有几百米就爆胎了。虽然有备用胎，旧车胎却卸不下来。车刚好停在一家小卖部前面，结果小卖部里的男人们都出来帮忙，有过路的司机，我想他们之间大概并不认识，也都过来帮忙。他们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用头部顶回来一些工具，最后连发动机和电焊都搬来，还爬上电线杆接电。我们一边饿着肚子在蓝山上数星星，一边看着他们以一种简陋而剽悍的方式把车修好。
　　牙买加不是一个富足的国度，它的物价水平之高超乎我们的想象，尤其在首都金斯敦，东西比香港还贵。或许是它除了盛产蓝山咖啡，并没有良好的工农业基础，很依赖进口。也许牙买加人在物质和安全保障上比较匮乏，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积极乐观地向前奔跑，也正因为他们热情、单纯、奔放得有些“不靠谱”，不背负过多的包袱，博尔特才有可能在冲刺的同时潇洒地顾盼，手舞足蹈地释放出他旺盛的生命力吧。
　　(吴清贵摘自《晶报》200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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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头脑改变贫穷

作者：陈继辉




　　它是一个民主社会，但依然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一个羽翼渐丰的核大国，但依然有40%的儿童营养不良；它有着历史悠久的反物质主义文化传统，却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迅速崛起，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方面，是走在最顶尖的思想上的一串不停歇的足迹。
　　
　　姬兰是印度理工学院的新生。她来自印度经济较为落后的拉贾斯坦邦。正是由于印度全国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体制，才使她能够离开贫困地区，来到首都新德里实现大学梦。
　　采取低廉的教育收费制度、让穷人富人都能上得起学是印度政府为促进教育公平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姬兰告诉记者，新德里大部分大学的学费维持在180卢比(约合人民币40块钱)。上大学对穷人来说，是进城的“门票”和福利。姬兰和妹妹就是靠进大学而在生活费用高的大城市站住脚的。比如，新德里的房租非常高，但她住的校园宿舍一个月交40卢比就行了。
　　在新德里，像姬兰这样的农村孩子非常常见。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走进了大学校园，而教育费用补贴则基本上由政府承担了下来。事实上，也有一些人认为大学收费不能如此低廉，必须提高学费，但是立刻遭到印度选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实行。印度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政府还将积极动员跨国公司和当地优秀企业在院校里提供奖学金，进而维持最低限度的教育收费体系。
　　印度在义务教育中的资源分配同样颇费苦心。在首都新德里，学生在接受十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时全部被要求就近入学，跨区择校的事情几乎很少发生。正是出于这种近乎苛刻的限制，许多富人家的孩子为了不想就近入学就只能被迫选择私立学校。另一方面，政府的收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鼓励穷人家的孩子上学读书。小学生每年在只交140卢比左右“政府福利基金”的同时，会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免费得到一顿午餐、三套校服和全新教材，这种“诱惑”促使许多居住在贫民窟的孩子都愿意去读书。
　　从2006年起，印度政府又开始为确保低种姓群体获得平等的教育资源而做出努力。由于种种原因，落后地区的学生在参加高校入学考试时无法与其他地区平等竞争，对此教育部宣布将大幅提高“保留配额”比例，以便增加社会低种姓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以及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来自低种姓家庭的入学名额从原来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普通大学则提高到27%。
　　“种姓配额”在印度掀起轩然大波，许多高种姓学生将此视为“逆向歧视”。以全印医学院为首的高种姓学生还进行了半个多月的示威抗议行动，但这一旨在将教育资源向弱势阶层倾斜、保障教育公平的政策依然坚持了下来。
　　印度发展教育不遗余力，理工科类名牌大学IIT的毕业生是世界500强的最爱。印度有的村子贫困不堪，一个村只供得上一个小孩去读书，全村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小孩身上，只要他考上了IIT，全村就有了希望。
　　这种情景并不陌生，中国也有很多例子。但是有一个不同之处，包括今天跟对面的印度博士生聊天，都提到了一点：那就是对于知识的追求，对于真理和智慧的追求。IIT的学生说：印度10年前没有技术，没有资本，也没有特别之处，世界的舞台上没有印度的角色，但是这几年大家开始谈印度的崛起，为什么，因为印度人的头脑。印度人可以穷，但是不能没有头脑，他们坚信智慧能带领他们摆脱贫穷，而事实也是如此，或许这正是印度从一个文明古国在近现代历史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沐言摘编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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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人“另类”观念

作者：梁　勇




　　弹丸之地，却治国有方。国民富裕居世界之首，风景优美也在地球之巅——这便是卢森堡。为经济全局，全民关注一枚落入下水道的硬币，物件之小，小到太多人无动于衷，而在这个国家，却坚定地折射出一束人性的光辉。卢森堡人总是说：“我们是一个小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不断有创造力”。从国民的专注和齐心，不难看出国家的未来。
　　
　　卢森堡面积为2586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0万。它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邻德国，南毗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军队于1940～1944年占领卢森堡，将卢森堡兼并为德国行政区管辖地。国家元首大公与政府流亡英国，卢森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二战后，卢森堡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怎样才能改变落后局面呢?那么只有从人的教育方面入手。卢森堡人口不多，可是国民的文化素质很高，每个人都视自己为经济运作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国家高倍教育资金投入下，他们的一些观念被培养得很另类，也很智慧，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以下这样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卢森堡是个旅游胜地，常年有很多旅行团出入卢森堡，有一位名叫安德森的英国游客租一辆汽车到一个私人停车站准备下车，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管理员上来非常热情地为他服务。安德森看到他这么热情，就拿出一点小费给他。谁知，一不小心把口袋中两个硬币掏掉在地上。硬币顺着道路的坡度一下子滚进下水道里。安德森看也不看，就准备离开。这时，那个管理员却说，先生，你的钱!安德森说，我不要了!管理员拦着安德森态度很坚定，那可不行啊!说完他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安德森想，这是干什么?我自己的钱不要难道还犯法吗?三分钟后，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在管理员的指挥下，将下水道盖子撬开，取出两个硬币。接着，管理员掏出钱给了那两个人作为报酬，然后，他把硬币给安德森。安德森对此很是不理解，就问为什么?管理员说，没有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安德森询问导游，导游听了笑笑说，换作每一个卢森堡人都会这样的，他们的理财观念是你想不到的，你的硬币掉到下水道里，管理员付钱请别人帮助你取出硬币的举动在卢森堡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们认为，你的钱掉到下水道不取出来，这样势必会造成卢森堡社会上流通钱减少，这减少的钱就可能影响到他们少赚钱，自然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如果每个卢森堡人都这样，那你想想是不是影响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呢?尽管很小，但是你要知道积少成多啊!安德森听了很有感触，觉得卢森堡人的这种“理财”观念很不一般。随后，安德森听导游介绍，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奇特的规定，就是管理部门对于注册的公司审查有点“另类”，那就是规定这个公司生产的东西或者经营的范围一定要有两家以上公司已经在生产或者在经营，这又为什么呢?原来，卢森堡要求在全社会引入竞争机制，各自找到生存的夹缝，不容许一家独大情况。这也导致这个国家公司企业没有像其他欧美国家出现垄断、寡头企业，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良好推动作用。卢森堡一家钢铁企业甚至进入世界500强，恐怕对这个规定最能说明什么，不过这也侧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味逃避竞争，追寻那看似海阔天空的机会也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勇敢选择竞争，那在竞争中总能找到夹缝，并得以生存壮大。
　　这些另类的观念影响着每一个卢森堡人，也造就了目前卢森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13年前卢森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4万美元，居世界第一。首都卢森堡市是欧洲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在卢森堡注册的银行已达250余家，人均银行数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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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掺面条中的大忍风度

作者：刘　迪




　　富士山的雪顶散发出隐忍，樱花的飘落透露出坚忍，岁月如水，忍与不忍之间，站立着的是日本人默默无闻抵抗压力却又清净于心的大风度。硬件的贫乏、外界的压力可以使日本人民饿肚子，却无法使他们屈服。日本之“忍”，小在举手投足，大在国家气概，利在源远流长。
　　
　　日本人的一生，仿佛都在极度忍耐中度过。惟有那狭小的居酒屋，人才能获得一瞬喘息与解放。在日本，“小是美好的”观念一直深存。东京这种大都市，多数家庭住宅为50至80平方米。在日本，不论其住房大小远近，住房价格平均为工薪族年薪的5倍。住宅虽然较小，但设计思想丰富，空间得到最大利用。
　　不仅是居住条件，在饮食上，日本人的克制也同样让人佩服。历史上，日本下级武士的食物常常仅是一碗米饭加一粒酸梅。一个叫小林爱雄的日本人，曾访问过南京。1908年除夕，他受到南京当地政府的招待，后来他在《中国印象记》中说，他永远难忘那席盛宴。的确，今天日本人的餐桌，菜肴美酒来自全球，既有挪威的金枪鱼，中国的鳗鱼，也有法国的葡萄酒，澳大利亚的牛排。但是，一个日本人告诉我，这种丰盛的景象是上世纪80年代后才呈现的。不过至今，日本人的饮食仍然朴素，少见中国宴会餐桌上的那种奢华。日本人喝酒就是喝酒，那些下酒菜，仅是点缀。要想吃饱，你得回家路上自己吃碗拉面，或到家之后吃妻子留下的剩饭。
　　外国人最为惊奇的是，日本社会有惊人的“消化”压力的能力。他们常在盒饭中拌入一些面条。这令人十分不解，其实，那是为消化美国对日输出的面粉不得已的办法。二战之前，日本基本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二战后，美国曾一度给日本提供小麦作为援助。此后，为了推销美国小麦，美国向日本施压。经济困难，米饭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日本国民为了调整饮食结构，渡过强压难关，开始更多地食用面食，政府为学校提供面包、面条，并派出饮食专家，广泛宣传面食烹饪方法。
　　日本人的团结在压力下的忍耐令外国人惊讶感动。他们善于利用外部压力与刺激调整自己。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各国宣布停止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提供原油，日本的官员与工薪族一致气喘吁吁爬楼梯，而霓虹灯与政府大楼的照明逐渐晦暗乃至消失。一个美国人感叹说，“这太可怕了。政府一声令下，全国竟能一天之内节约25%的石油!”
　　在日本，学习是压力，也是动力。和朋友喝酒时，只要你说自己第二天上班上学，保准立即没人再劝酒。对劳动的尊重，消灭了投机性。很少有年轻人想要一夜暴富。学习正在全民化、终身化，大学开设很多成人讲座，面向工薪族或老人。而很多工薪族都利用休息时间进修，很可能他们并非为了资格，而仅是兴趣。很多人都不富裕，但是他们都省吃俭用，将部分收入用于学习。全日本的人都把自己家的垃圾分类放置，把鲜肉包装泡沫盒清洗干净后再扔。
　　日本人对马拉松运动情有独钟，与他们高度评价人的毅力品质有关。他们欣赏那种笑到最后的冠军，也欣赏那种咬牙拼命的精神。整个国家、整个日本民族都在忍耐。他们忍耐生活的单调平凡，忍耐技术开发中的孤独。
　　(非衣摘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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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奥运改写历史

作者：佚　名




　　1953年，这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60美元，失业率高达80%以上，被列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35年后，汉城，人如潮，花如海。盛况空前的第24届奥运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一个新国度已冲破重重困难，挥别忍饥挨饿的日子，横空出世，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一部痛苦和希望交织的历史，穿梭着人民的宽容大度和退让之风。
　　
　　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在世界地图上，韩国似乎只是个很少被人发现的一个小国。16天的奇迹，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之后，以汉城奥运会为起点，韩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腾飞，跨越了原始积累，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兴工业国家。
　　从1988年到今天，整整过去了20年。但是，只要聊起汉城奥运会，每个韩国人都会清晰地回忆起当时他们在做什么。汉城奥运会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被韩国人看做是韩国经济和社会飞跃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起点。
　　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人也会感到幸福，韩国民众的激情终于被奥运会调动起来。
　　堵车是汉城最臭名昭著的缺陷，当时，单双号执行了一年多也不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