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两根，都是一边高一边低，大江正在愤怒地吞吐波浪，卷起巨大的旋涡，扑向那孤零零的溜索。
　　 有村民过来，面对此景不动声色，掏出自带的滑轮，将自己简单系绑在溜索上，抓上一把青草，就准备过江。记者一问才知，滑轮在溜索上速度极快，通过几百米的江面，只需要七秒钟。如果不带把青草当“刹车”，巨大的惯性将把人直接摔到峭壁上。
　　 这七秒钟，有孩子，也有孩子的父母，因故从溜索上坠落，被浪涛吞噬。
　　 这七秒钟，已经成为怒江傈僳族村民的一种生活常态。他们背着一部彩电，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大筐，甚至带着一头肥猪，突然从河对岸滑过来，“从天而降”。
　　 记者心有余悸地问：“不害怕吗？”
　　 村民回答，哪有不怕的!我们在怒江边上长大，从小怕到现在。有用吗？听天由命!
　　 寻访队伍面面相觑，不知是否应该亲自体验一下溜索。正犹豫着，大家看到了几乎永生无法忘怀的一幕。
　　 一个豆子般的小女娃，麻利地从对岸滑了过来。她的个头，就是城里孩子三四岁的样子。大书包完全盖住了她瘦弱的脊背。
　　 她叫余燕恰，六岁，每天背着一个六七斤的滑轮上下学。她说起三个月前才有人坠江身亡，语气镇静。这种面对死亡的镇静，震惊了大家。
　　 大家没有忘记初衷，是来寻访余丽芳。偏巧余丽芳住在江的对岸，附近并没有桥。在村民的简单培训下，他们决定也“溜索”过去。
　　 滑轮和钢索高速摩擦，激起钢屑，发出刺耳的啸叫。一位女记者死死闭着眼睛，根本不敢往下看。到了对岸，她有些想哭。她很心疼那个六岁的小女娃。
　　 余丽芳找到了。她生病在家，休学一年，附近也没有邮局，所以跟熊捷断了联系。她用记者的手机第一次给熊捷打电话，欢喜无比。
　　 寻访圆满结束。大家却个个满腹心事，最后不谋而合：要为怒江搭建一座简易的可供人行走的钢架桥!可是，即便是这样简易的桥也所需不菲，至少三四十万元———哪里找钱？
　　 回到南京后，在大家的精心编排下，电视台播出了“怒江孩子索道求学”的故事，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慷慨解囊。不久，这个故事又从南方流向全国，各地捐款络绎不绝，居然达140多万元。
　　 2007年10月12日，第一座爱心桥在怒江布腊村小学旁奠基。
　　 2008年3月12日，大桥竣工。布腊村小学的孩子们扔掉了沉重的滑轮，在大桥上如鸟飞奔，欢笑着在大桥两侧挂上铃铛。
　　 熊捷没有料到，她对一个笔友的小关爱，最终竟建成了怒江州马吉乡史上第一座钢架桥。
　　 爱无所终———一个一个小小的善念，如同风中的蒲公英种子，你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生长开花，再度飞扬，入地生根……那白茫茫一片的爱的飞絮，跨过沟壑，穿越沧海，不知不觉中竟温暖了整个世界。
　　（司志政摘自《人生与伴侣》
　　2008年6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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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溺的拯溺员

作者：张小娴




　　 那个滂沱大雨的晚上，一位海滩拯溺员打电话到电台节目里，告诉我，他最害怕的，是失去现在这位太太。
　　 他亡妻患了骨癌逝世。在她最后的岁月里，他衣不解带地照顾她，看着她的身体一天一天地衰败，先是眼睛不行了，接着，鼻子也塌下来，最后，手和脚都不行了。弥留之际，她吃下他亲手喂的药，虚弱地握着他的手，告诉他，她爱他。
　　 他失去了她，从此以后，他很害怕再失去身边的人。
　　 他遇到现在这位太太，她同情他、安慰他，并且嫁给他。他害怕再失去她，他无法忍受有一个女人再度从他生命中消失，于是，他非常紧张她，对她无微不至，寸步不离，事无大小，都要过问。她跟谁在一起，在哪里，都要告诉他。
　　 她实在受不了，结婚两个月，就跑回娘家，要和他离婚。
　　 今夜，他在电话里，向一个陌生人倾诉，他害怕失去她，害怕孤单和寂寞。
　　 其他人也许不明白，但他是拯溺员，有一些道理，他应该明白。
　　 一个人遇溺时是最狼狈的，只要有人跳下水里救他，他就会拼命箍着那个人不放。不幸的话，那个好心来救他的人，会被他扯下水里，跟他同归于尽。
　　 我们学习拯溺，遇到这种遇溺者，首先就是不让他接近，用拳头对付他或者用脚将他踢开。再不行的话，就从后面箍着他的胳膊，命令他不要再挣扎，否则两个都活不了。
　　 拯溺员先生是否明白，这一刻，他才是遇溺者？他不想失去生命，就要先放手。他想被人救起，就要信任来救他的人。
　　 愈害怕失去的人，愈容易失去。愈想得到，就愈要放手。放手是很难的，但是别无选择。
　　（岩冰摘自《悬浮在空中的吻》图/黄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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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

作者：流　沙




　　美国洛杉矶的一所学校，有一个名叫普赖斯的女子，她今年４２岁了，本来正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但她却因为有超常的记忆，让她的生活变得痛苦不堪。
　　普赖斯原先是纽约市人，８岁那年，她随父母亲移居到加利福尼亚州，她在洛杉矶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１４岁那年，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自己，她能记起多年以前一个极其细小的事情，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好像就是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一样。
　　本来拥有这样好的记忆应该庆幸才对。但是，当以前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涌来时，普赖斯感到了害怕。她说，任何一个外界刺激，有时坐在餐厅里喝咖啡，看到了一个场景，她的记忆就会突然打开，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回忆以前的事，从每天的起床时间，到遇见的朋友，到吃过的食物和做过的事情，这一幕幕在脑海中栩栩如生。
　　如果这些记忆都是快乐的也罢，但她的记忆把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伤心和痛苦的事情，也一概带来，让她本来很好的心情变得很糟糕。而且因为她的大脑经常在超负荷工作，普赖斯的睡眠极其不好，她四处求医，但没有一位专家能够告诉她，应该怎么做。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专家为普赖斯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但专家们也束手无策，他们根本不知道怎样让普赖斯的大脑学会忘记。
　　命运似乎对普赖斯开了一个玩笑，让她此生为超强的记忆痛不欲生。但普赖斯的遭遇，却成了美国心理学家的心理干预案例，他们认为再也没有像普赖斯的例子这样生动的了：一个人假如不能学会忘记，那他们的生活肯定会崩溃。幸福是什么，快乐是什么，幸福和快乐就在忘却里。
　　幸福和快乐就在忘却里，这真的是一条很好的人生箴言。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懂，我们总是记住痛苦，记住尴尬，记住折磨，而不懂得一个人如果背负太多，生活之路走起来就不轻松了。也许你会说，这一切我都无法忘记，可是专家说，像普赖斯这样的“超常记忆综合征”患者在全世界不会超过１０位，一个正常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努力下忘掉不愉快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当我们遭遇痛苦时，最希望的是得到传说中的那种孟婆汤，喝下之后会忘记忧愁，忘记仇恨，忘记一切。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孟婆汤，除了可怜的普赖斯，你的一切幸福只能自救，只能靠觉悟，你对记忆的取舍和选择，决定了你的生活是否快乐和忧愁。
　　（陈璐摘自《每日新报》
　　2008年6月6日图/连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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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制造了玩笑

作者：莫泊桑




　　 秋天的时候，我到朋友家里去打猎。当然喽，我的朋友是一些爱开玩笑的人。我不愿结交其他人。我到达的时候，他们像迎接王子那样接待我。这引起了我的怀疑。他们朝天打枪，他们拥抱我，好像等着从我身上得到极大的乐趣。我对自己说：小心，他们在策划着什么。
　　 吃晚饭的时候，欢乐是高度的，过头了。我想：瞧，这些人没有明显的理由却那么高兴，他们脑子里一定想好了开一个什么玩笑。肯定这个玩笑是针对我的。小心。
　　 整个晚上人们在笑，但笑得夸张。我嗅到空气里有一个玩笑，正像豹子嗅到猎物一样。我既不放过一个字，也不放过一个语调、一个手势。在我看来一切都值得怀疑。时钟响了，是睡觉的时候了，他们把我送到卧室。他们大声冲我喊晚安。我进去，关上门，并且一直站着，一步也没有迈，手里拿着蜡烛。我听见走廊里有笑声和窃窃私语声。毫无疑问，他们在窥伺我。我用目光检查了墙壁、家具、天花板、地板。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我听见门外有人走动，一定是有人来从钥匙孔朝里看。我忽然想起，“也许我的蜡烛会突然熄灭，使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于是，我把壁炉上所有的蜡烛都点着了。然后我再一次打量周围，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我迈着大步绕房间走了一圈———没有什么。我走近窗户，百叶窗还开着，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关上，然后放下窗帘，并且在窗前放了一把椅子，这就不用害怕有任何东西来自外面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坐下。扶手椅是结实的，然而时间在向前走，我终于承认自己是可笑的。我决定睡觉，但这张床在我看来特别可疑。于是我采取了自认是绝妙的预防措施。我轻轻地抓住床垫的边缘，然后慢慢地朝我的面前拉。床垫过来了，后面跟着床单和被子。我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拽到房间的正中央，对着房门。在房间正中央，我重新铺了床，尽可能地把它铺好，远离这张可疑的床。然后，我把所有的烛火都吹灭，摸着黑回来，钻进被窝里。有一个小时我保持清醒着，一听到那可怕的最小的声音也打哆嗦。一切似乎是平静的。我睡着了。我睡了很久，而且睡得很熟；但突然之间我惊醒了，因为一个沉甸甸的躯体落到了我的身上。与此同时，我的脸上、脖子上、胸前被浇上一种滚烫的液体，痛得我嚎叫起来。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大团东西一动也不动，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伸出双手，想辨明物体的性质。我摸到一张脸，一个鼻子。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朝这张脸上打了一拳。但我立即挨了一阵耳光，使我从湿漉漉的被窝里一跃而起，穿着睡衣跳到走廊里，因为我看见通向走廊的门开着。啊，真令人惊讶！天已经大亮了。人们闻声赶来，发现男仆人躺在我的床上，神情激动。原来，他在给我端早茶来的路上，碰到了我临时搭的床铺，摔倒在我的肚子上，把我的早点浇在我的脸上。
　　 我担心会发生一场笑话，而造成这场笑话的，恰恰正是关上百叶窗和到房间中央睡觉这些预防措施。那一天，人们笑够了！
　　（岩冰摘自《书摘》
　　2008年第4期图/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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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

作者：［日］川端康成




　　 从六七岁的时候起一直到十四五岁为止，她在舞台上，经常都在哭泣。那一段日子里，观众其实也是很爱淌眼泪、哭泣的。只要自己一哭泣，观众也会跟着自己哭泣———这样的想法就是她看这个人生的最初的观点。人的面貌，在她看起来，莫不都是看了自己演的戏就会哭泣的那一种。她所不能了解的面貌，可以说一个也没有。照这样子说起来，这人世间，对她而言，实在是太容易了解的了。在整个戏团里头，其实也没有哪一个演员能像她所扮演的楚楚可怜的小女孩角色那样子令许许多多的观众哭泣。然而，她却在十六岁的时候就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没有哪一点儿像我。这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不管。”
　　 孩子的父亲这样说。
　　 “这孩子，一样也没有什么地方像我，”她也说了，“可是，的的确确是我的孩子啊。”
　　 这小女孩的面貌于是成了头一个她所不能了解的人的面貌。生下了孩子，与之同时，她扮演女童角色的寿命，可以说也宣告终结了。这一来，她终于也发觉自己一直让爱哭泣的观众流泪的那个新派悲剧的舞台和实际的人世间之间，其实横着好大的一条鸿沟。这鸿沟里，一瞧，竟是黑漆漆的。跟自己的孩子的面貌一样无法了解的人的面貌，好多，从那黑暗之中浮现了出来。在巡回演出的旅途上，在某个陌生之地，她和孩子的父亲终于分道扬镳。随着岁月的流逝，她逐渐觉得孩子的面貌似乎很相似已经分了手的那男人的面貌。不久之后，这孩子所扮演的孩童角色，也跟她幼小的时候一般，渐渐地也能招出观众的眼泪来了。然后，也在巡回演出的旅途上，一样在某个陌生的乡镇，她终于和孩子也分了手。离开了孩子之后，她渐渐地竟也觉得那孩子的面貌和自己的面貌似乎很相似。
　　 在某个小乡镇的演戏之处，她不期遇见了十多年来从不曾碰面的，也是在巡回剧团演戏的父亲。父亲把母亲的居处告诉了她。和母亲相逢的她，一看到自己的母亲，便“哇”的一声抱住母亲哭了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哭起来。因为，和她分离了的自己女儿的面貌，和她母亲的面貌，竟是那样的惟妙惟肖。就像她一点儿也不相似自己的母亲一般，她和自己女儿之间，也一样丝毫都没有相似的地方。然而，祖母和孙女俩，却是惟妙惟肖得出奇。拥在母亲的胸前哭着哭着，她不禁也想起在自己扮演孩童角色的那些日子里，戏台上的自己其实是真正在哭泣的。她于是怀着一种像是前往什么圣地朝圣去的心情，又回到巡回剧团里———为了期盼有一天能在某个陌生之地和她的女儿，以及女儿的父亲相逢，然后告诉她和他有关面貌的事情。
　　（岩冰摘自新浪博客
　　图/张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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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理由

作者：余秋雨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谦虚的首都。西方有人说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说它是最丑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简朴不等于寒酸，至于丑陋，则一定出于某种人为的强加，它没有。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绕几圈就熟了。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楼，说是纪念十七世纪一位宗教诗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单纯，很难纳入欧洲大陆的设计系列，分明有一种自行其是的自由和傲然。
　　冰岛值得参观的地方都要离城远行。既然城市不大，离开非常容易，我们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于是也就明白，总统、总理为何表现得那样低调。这里连人的踪迹都很难找到，统治的排场闹得越大越没有对象。历来统治者的装模作样都是为了吸引他们心中千万双仰望的眼睛，但千古冰原全然不在乎人类的高低尊卑、升沉荣辱，更不会化作春水来环绕欢唱。
　　翘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车是从机场租来的，在雪地里越开越艰难。满目银白先是让人爽然一喜，时间一长就发觉那里埋藏着一种危险的视觉欺骗，即使最有经验的司机也会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轮下的坎坷。于是，我们的车子也理所当然地一次次陷于穷途，一会儿撞上高凸，一会儿跌入低坑。
　　开始大家觉得快乐，车子开不动了就下车推拉，只叫嚷在斯德哥尔摩购买的御寒衣物还太单薄，但次数一多就快乐不起来了，笑声和表情在风雪中渐渐冰冻。
　　终于，这一次再也推不出来了，掀开车子后箱拿出一把铲子奋力去铲轮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无济于事，铁铲很快就碰到铿锵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