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远房叔叔，我记恨了34年。
　　 小时候，他家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不好，而我的成绩特别好，总考100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小学四年级才加入红小兵。刚加入，老师给我系红领巾时，我很高兴，就跟旁边的同学说话。开会时，是不让说话的。叔叔当着全校一百多名同学的面，把我拎起来放到讲台上站着。调皮的同学往我身上吐唾沫，下面的同学都在笑。我哭，好几个老师都说让我下来，他不让。他当时是学校的老师，但不是我们年级的。
　　 我就在讲台上站了一两个小时。下面开着会，我迎着风，一直在哭。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侮辱，多少年也忘不了。当时，我觉得就像世界末日，没脸见人了。
　　 一直到前些年，我都不能原谅他。前些年，我给妈妈买了一辆轮椅。一次到王府井，发现有种台湾产的轮椅特别轻巧，就又买了一辆。以前那辆大的闲在一边。一次，我发现大轮椅没了，就问哪去了。爸爸不敢说，妈妈说：“送给你叔叔了，你叔叔的腿有点儿问题。”我一下子勃然大怒：“你为什么送给他？”把家里人都吓坏了。
　　 你可以想想这种仇恨的分量，一个没用的东西送给他都会愤怒，每次想到这个都不愉快。
　　 实际上，他离开人世已经许多年了，但我还记恨着他。他不时地跳出来控制着我的大脑，折磨着我。死人折磨活人，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鬼吗？而这鬼是我自己让他来的，是我心中的仇恨把他引来的，想想多不值得。
　　 我把清单放在火上烧了。随着纸的燃烧，预示着我在世上再没任何仇人了。没了仇恨就没有了鬼，没什么可畏惧的了。
　　 当我做完这些事，走到长安街上，下午的阳光十分明媚，大街上每个人都笑容灿烂。我有种大病初愈的感觉，是那么放松、愉悦。
　　 我解放自己了。
　　（聂勇摘自《我用一生去寻找》
　　江苏文艺出版社图/张翀）
　　





首页-&gt2008年第14期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作者：苏叔阳




　　 今天的少年，不会知道那时候……
　　 那时候，是1966年的8月。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卷起了“横扫一切”的风暴。谁也不知道这风暴将要刮到什么时候。许多人睡下的时候还是个革命者，醒来却成了“反革命”。亲人不再相认，同志间不再有真诚。疯狂、颠倒，整个社会混乱了，人的心也倒悬起来。
　　 那时候，我是个27岁的青年，在大学里教书。可我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在这风暴刚刚掀起的时候，我就被列为“横扫”的对象，挨了无数次“批斗”。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也不知道，连同那些批斗我的人。他们说我是“漏网右派”，但是，我怎样“右”法，又是怎样“漏网”的，谁也说不清。
　　 我的心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但我却因此出了“名”。当我的名字被大大地写在纸上倒挂而又画上红×的时候，当我被拽到台上被人扭起手臂弯腰低头的时候，我成了学校和宿舍区妇孺皆知的“名人”。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当批斗者也玩腻了的时候，我被打发去拔草，从晨至昏，蹲在炎热的草地里拔草，是难受的，尤其是心里难受的时候。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我蹲在校园的铁栏墙边拔草。铁栏外，是一条通往近郊农村的小道。小道上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骑车的，步行的，凡看到我们这些拔草者，都会停下来，或者默默地看一阵，或者高声地讽刺、低声地议论一番。我感觉这是种污辱，我的心淌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铁栏外站了一群小学生。他们是去参加义务劳动，还是劳动归来，我说不清。也许，他们是列席参加了一次“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归来。
　　 他们站在铁栏外，指手画脚地议论我们，用最纯洁的心诅咒我们，还有几个男孩子用土块、小石头砸我们。
　　 我不能违犯“纪律”离开铁栏杆。我只有忍受那咒骂、那石块，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四周是一片黑暗。假如连纯洁的孩子都疯狂了，生活还有什么希望。
　　 就在这时候，一声轻轻的、甜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叔叔！”我抬起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她乌黑的短发下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清秀的脸颊上滴着汗水，手里捏着两根冰棍儿。
　　 “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
　　 周围的孩子们发出一阵嘲笑和指责。她连头也不回，只是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期待地望着我。
　　 在我从睡梦中被人拉起推到学校的时候，在我被草绳捆住、头上被罩上厕所里的便纸篓的时候，我没有流一滴泪，这时候，我却止不住泪水了。我的泪泉被一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
　　 我不敢吃，也实在不愿吃那根冰棍儿，这将会给那个小姑娘带来灾祸。我抬起泪眼凝望着她，她却固执地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周围一片寂静，那些哄笑的孩子们也噤了声，所有的人都看着她，连同那些过路的人。
　　 小姑娘也凝视着我，给我以鼓励和安慰。我终于忍不住，伸过头去，咬了一口那冰凉、甘甜的冰棍儿，然后，伸出脏手，捏住那冰棍儿，把它递给一位现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的历史学老教授。那老教授也泪眼模糊，颤抖着手接过这孩子最珍贵的赠予。
　　 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只有她洗得褪色的蓝布上衣在小路上飘摆……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也许你今天已经步入中年，成了国家的栋梁，也许，你早已经把这件小事遗忘。可是，你的那双眼睛永远留在我心底，它将伴随我走完生命的路程。
　　（任飞儿摘自《梦里青春》
　　作家出版社图/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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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中的母女

作者：方　子




　　 酒店大堂一隅的书店，张灯结彩，却因人少而冷清。看见岩井俊二的《情书》，封面是那个我喜欢的女孩。一直没有看这部电影，有时候会特别固执地不愿打开一扇门，只因怕看见门外熟悉的风景。
　　 但是，见到书，还是心动的。于是，从瘦削的女店主那里买下了。她笑眯眯地给我塑料袋，我没要。总觉得书应该是要捧在胸前的，用塑料袋装了提在手上，它们就变成大葱和白菜了。
　　 她高兴地说了声“多谢”，一边将塑料袋仔细地折好放回去，等着给下一位客人用。我走出书店，立在华丽高雅的大堂等人，看着眼前的人潮汹涌，发呆。
　　 一对儿母女，就这样出现了，她们穿着单薄、破旧的衣服，出现在这座看起来不属于她们的现代建筑里。
　　 那母亲，光脚穿着一双我们小时候见过的带搭襻的黑布鞋。那女儿，八九岁模样，被母亲牵着手，一双不大的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一件母亲的旧外套穿在女儿身上竟然合身，可见母亲身材的瘦小。
　　 那母亲看起来精神有些异常，十个手指都不能伸展自如。她几乎是拉着女儿滑到我身旁的，差一点儿撞到我。我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让，好奇地观察起她来。只见她旁若无人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皱巴巴的红色塑料袋，展开在身边铺了一地，然后将三四个套在一起，拉过女儿的脚，将塑料袋细心地套在她的鞋上，一定是怕女儿的脚被外面的雨水弄湿吧。她拉过另一只脚，女儿笑呵呵地躲，母亲很有耐心地拉，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终于都套好了，母亲准备将塑料袋绑在脚上。可是她的手伸不直，我看见她的半边脸紧张得有些抽搐。
　　 我想，帮帮她吧!我几乎要蹲下了。但因为担心这位母亲并不能完全理解我的帮助，我呆立着。
　　 我想，给孩子一点儿糖果吧，我的袋子里有刚买的食物。又担心也许会伤了她们的自尊，我继续呆立着。
　　 那母亲在我眼前终于笨拙地完成了任务，又站起身帮女儿提好裤子，拉直衣服。然后挺起单薄的身体，步履艰难地扯着还没明白世事艰辛的女儿，往酒店大门走去。因为套了塑料袋，鞋底很滑，女儿走得很滑稽。母亲又努力将自己的身体摆正，教女儿用高抬腿的方法走路。女儿开心地又跳又蹦。
　　 远远地，她们消失在料峭的寒夜里。
　　 四周依然人潮汹涌来去，欢声笑语充斥耳边。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对瞬间消失的母女，也没有人会想一想她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她们住的房子能否抵御这个冬天彻骨的寒冷？她们何以为生？有钱供那小女孩读书吗？她们的未来会是多么艰难……
　　 我呆立着。眼睛湿了。
　　（庄鸿儒摘自《南方日报》
　　200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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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的秘密

作者：美髯公




　　 父亲带继母外出，半路上三轮摩托车跌进深沟，父亲当场死亡，继母则瘸了条腿。
　　 安葬了父亲，屠阳和继母相依为命。父亲活着时，继母对屠阳不错；可父亲一死，继母马上像变了个人。
　　 继母还学会了喝酒。偶尔喝醉了，她就对着屠阳哭，说自己害死了他父亲。酒醒了，继母又瞪屠阳，问他站着干什么，为什么不去念书？
　　 继母瘸了腿，不能下地干活，靠给人介绍工作为生。她的一个远亲在城里开职业介绍所，她每个月去一趟，介绍合适的工作给乡邻，一次要抽成三百到五百。
　　 为了寻条活路，村里常有人来找继母。张婶就是一个。她是个寡妇，儿子20岁了，却傻乎乎的。半个月后，继母果真给她儿子寻了份建筑工地看仓库的活儿，一个月挣五百。但继母张口就要一个月的工资，张婶无奈，只好拉着家里的一头小母羊去卖。张婶十岁的小女儿哭着闹着，抱着小母羊不让卖。张婶硬是掰开了女儿的手，牵走了小母羊。钱递到继母手上，张婶一出门就失声痛哭。
　　 屠阳愤怒了，跑上前拉开抽屉就要拿钱。继母抬脚踢上抽屉。
　　 “你是个黑心婆！”屠阳冲继母大声喊。
　　 继母吸着烟，一言不发。
　　 屠阳9岁那年，继母开始吃一种艳丽的花，用鸡蛋裹了炒着吃。院子里的菜畦毁了，用土坯墙将菜地高高围起来，种了半畦花。继母让屠阳每天浇水、施肥，一天都不能耽误。绿色的枝叶长出来，很快就开出了粉白艳丽的花，屋子里弥漫着微甜苦香的气息。
　　 屠阳不住地抽着鼻子，真想尝尝。可是，那些花继母一朵朵地数过，少一朵她都一清二楚。她凶巴巴地对屠阳说：“你要是敢偷花，看我不把你的耳朵拧下来！”
　　 继母有自己的秘密。她的屋子，屠阳不能随便进，平时找她也要敲门。一次，从门缝中，他看到继母悄悄藏起一个黑匣子，锁进了柜子里。
　　 在继母的斥责打骂中，屠阳长到了12岁。
　　 那一天，继母穿得整整齐齐，给他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屠阳馋极了，对着一桌子肉大快朵颐。继母在旁边抽烟，说他年满12岁了，今天是他的生日。
　　 屠阳停止咀嚼，不解地看着继母。继母掐灭烟，说她知道屠阳恨她。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她养了屠阳五年，已仁至义尽。以后，她要自己过日子。
　　 继母又拿出了一张存折，说里面是一万两千元，是她这几年挨尽万人骂攒下的。她算过，省着用，够他用到18岁。囤里有两年粮食，她已经和张婶说好，如果张婶能养屠阳，屠阳每个月给她100块钱生活费，30斤粮。存折，她办了定期支取，每个月他只能领150元。
　　 说完，继母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屠阳张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第一次发现，继母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鼓了起来。走路时，她得扶着墙。继母什么时候怀孕了？屠阳一激灵。
　　 继母离开家，屠阳先是觉得空空的，接着几乎把家闹翻了天。他太高兴了，从此没有人再管他，一切全凭自己做主。
　　 可是，三天后，一个外地人赶着马车进了村子，直接来到屠阳家，把他拉上车。半路遇到来找屠阳的张婶，她也跟着跳上了车。
　　 车进了山沟沟，屠阳看到一口薄棺。掀开棺材盖，他大吃一惊，里面躺着的竟是继母！她双手平放在胸口，胸前是那个黑匣子。车夫说他每天经过这儿，昨天这女人塞给他一百块钱，要他今天经过时把她埋了。他以为遇到了疯子，压根儿没理会。想不到今天经过这儿，还真有口棺材！她竟然已经死了。他反复向人打听，才打听到屠阳。
　　 继母看上去神色平静。屠阳打开黑匣子，里面是一个锡纸包，纸包里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有股淡淡的香味儿。马车夫凑近一看，说是自制的大烟膏子。这女人，一定是吞大烟膏死的。肚子这么鼓，八成是得了什么病。
　　 张婶忽然放声哭起来，她对屠阳说：“你后妈也是个苦命人啊！你爹黑灯瞎火驮她去县城，因为她肚子疼得厉害。一检查，竟是肝癌！回来的路上，你爹心神不定，车开得飞快，就出了事。这肝癌能疼死人啊，你后妈先是吃止痛片，后来喝烈酒，再后来就吃这大烟膏。向别人要介绍费，也是没办法的事。没有你，她早就一死了之了！你家种的花，就是大烟，怕被人知道，她特意垒起墙，她舍不得花钱看病，疼得厉害就吃大烟花、熬大烟膏。”张婶已泣不成声，“你后妈其实是个好心人呢！为我的傻儿子介绍工作，我给了她五百，她又如数退给我，说那是要做给别人看的。前两天我去看她，她说疼得好几夜睡不着了，吃的烟膏子越来越多，看来没几天活了。想不到她走了这条路！”
　　 屠阳如遭五雷轰顶。继母得了癌症，硬是挺了五年？她这鼓起的肚子，是癌？临走前，她将院子里的花连根烧了，一片叶都不留，原来竟是大烟？！
　　 “扑通”一声，屠阳跪在了继母的棺材前。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两记耳光，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归雁生摘自《百花故事》
　　2008年第5期图/黄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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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可西里回头

作者：骆非翔




　　 思贤是我们在楚玛尔河东岸一个保护站认识的一个少年，他来自于河北的廊坊，才17岁，是保护站里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虽然小，但是眼里却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成熟。我凝视过他凝望那磅礴的雪山和青青的草地时的眼神，是那么的忧郁而辽远，仿佛那一眼的浩瀚足以令人神往。
　　 去年，我们是从格尔木顺着青藏公路去那曲的，到楚玛尔河附近的时候，听到了前方路段出现坍塌的消息，于是我们在保护站停了下来，便认识了思贤。
　　 在保护站里休息的时候，思贤看到了我胸前挂的单反相机，于是过来找我照相。他告诉我，他的那部老凤凰相机途中摔坏了，于是每天只能望景兴叹了。我们坐在一起攀谈起来，他似乎对我有格外的亲切感，他告诉我他在这里的生活，他说在这里当志愿者的生活就是每天和其他朋友们，扯着横幅在黝黑的青藏公路上，为试图越过青藏公路向西迁徙的藏羚羊“开路”，因为这些藏羚羊每年的初夏都要赶往水草丰美的卓乃湖、太阳湖去产崽。每一天，他们都在藏羚羊经常出现的地方静静守候，如果这些可爱的藏羚羊机警地来到了马路旁，他们就和朋友远远地站起来，在马路上扯一条横幅提示来往的车辆，横幅上面写着“藏羚羊过公路，请停车熄火”，然后人们就停下车、熄火，安静地等待着那被藏人称为神物的藏羚羊慢慢地犹豫着走过公路，去那可可西里的西部腹地繁衍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