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仑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
　　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枯竭，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晚饭后，我和他到外面去看看天色。已经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后面的天空，不时被闪电划破，刚才伺候我们吃饭的雇工端来一瓶罗姆酒。我们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喝了好长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有点儿醉意，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儿没有改变地对我说道：
　　“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来，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讲的时候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语，甚至还有葡萄牙语。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是一伙拥护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看来，爱尔兰不仅有难以忍受的现在、有乌托邦似的将来，它还是一个辛酸而可爱的神话。
　　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20岁，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他带着死心眼儿的狂热熟读了一本不知什么名字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用辩证唯物论来下结论。你有无数理由可以厌恶或者喜欢一个人，穆恩却把全部历史归纳为肮脏的经济冲突。他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我说仁人志士应当力挽狂澜，站在失败的一方。
　　已经很晚了，我们从走廊、楼梯一直争论到街上。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恩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这个新来的同志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带着轻蔑和愠怒在发号施令。
　　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前后，我们经过了一家工厂或者一座军营的围墙)。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膊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被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里，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没有见过他。那座房屋盖了还不到一百年，但很破败阴暗，有许多曲折的走廊和无用的前厅。我记得我们是从后院进屋的。穆恩嘴唇颤抖干燥，喃喃地说那晚的经历很有趣。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儿皮肉，没有伤筋动骨。
　　突然，他迷惑不解地说：“可是你冒了很大的危险。”
　　我叫他不必担心(内战的习惯迫使我刚才非那样做不可，何况一个成员被捕有可能危害我们的整个事业)。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支烟，然后严肃地盘问我，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来源”。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并说肩膀疼得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
　　我们在将军的大宅里待了9天。关于战争的痛苦和希望我不想评论，我的目的是叙说这条使我破相的伤疤。那9天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成了一天，除了倒数第二天。那天，我们的人冲进了一座军营，杀了16个士兵，替我们在艾尔芬被机枪扫射死去的16个同志报了仇。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从那座房子里溜了出来，傍晚才回去。我的伙伴在二楼等我，他因为伤痛不能下到底层。我记得他手里拿着一本有关战略的书，毛德或者克劳塞维茨的作品。有一晚，他曾对我说过：“我最喜欢的武器是大炮。”他打听我们的计划，夸夸其谈地加以批评或者修改。他还经常抨击“我们可悲的经济基础”，武断而阴沉地预言结局肯定一团糟。他嘀咕着说：“这件事完蛋了。”他为了表明并不介意自己肉体的懦弱，竭力显示头脑的敏锐。我们就这样好歹过了9天。
　　第十天，爱尔兰皇家警察辅助部队完全控制了城市。高大的骑兵悄悄地在街上巡逻，风中夹着灰烟，我从街角望见广场中央吊着一具尸体，仿佛软绵绵的人体模型，士兵们拿它当靶子，不停地练习枪法。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来了。穆恩在图书室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又说我晚上7点钟回来，还出点子说可以等我穿过花园时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故事的头绪到这里就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魇似的黑走廊和使人目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
　　“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难受的。”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道。
　　“他领到了犹大的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于是他呻吟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难道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赵晶摘自《文苑》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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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者的葬礼

作者：余秋雨




　　美国已故的专栏作家，他的名字叫瓦尔特·温契尔，在整整几十年间，他既写文章又做广播，天天羞辱名人，造谣生事，而他的听众多达5000万。5000万啊，也就是2/3的美国成年人。面对这个情景，你也许会感到某种悲观，心想那么多社会民众为什么会喜欢一个羞辱名人的文人呢?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975年他去世，大家本以为他那5000万的听众总会有一个不小的比例来送葬，但万万没有想到，全美国来送葬的只有一个人。我没有理由对一个死去的文人幸灾乐祸，但是遥想那个只有一个人送葬的最凄凉的葬礼，毕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5000万人听着他，却未必相信他；相信他，也未必喜欢他。一个天天羞辱别人的文人，正天天积累着世界对他的羞辱。
　　因此，我对世上一切的羞辱事件都不再悲观。
　　(黑子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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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都深深嵌于这个世界之中

作者：柴　静




　　一
　　我在拉萨回北京的飞机上认识她。江苏人，30年前援藏，为了治病第一次出藏。下了飞机，北京大雨，我送她去了一家旅店。
　　一星期之后去肿瘤医院看她，她刚开完刀，正躺在床上和主刀大夫开玩笑。走之前她跟我说确诊为胃癌晚期，又指了一下床角的箱子，说：“要是回不去，你帮我留着。”
　　那是她30年里背着相机，走遍西藏，跟官员、喇嘛、汉人、三陪女……交谈的笔录资料。
　　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无从发表。
　　“不过，”她说，“100年以后，有人看见了，会知道西藏今天发生了什么。”
　　她姓熊，拉萨中学一位普通的老师。
　　
　　二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总是很难见面。
　　他是义务的医疗法律顾问，下班后到上访村跟患者见面，给他们做医疗纠纷的法律咨询，晚上回来还要把所有资料归档整理。
　　“知道制度怎么形成的，”他说，“才知道从哪儿开始改善。”
　　听说他最近要求请调卫生部法规司一个小部门，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此牺牲专业前程。
　　他在电子邮件里引用叶芝的诗回答我：“你和我都深深嵌于这个世界之中。”
　　他是北大三院的大夫，专业是高山病与心血管研究。
　　
　　三
　　一群人吃饭，不知道怎么说起民工的事。
　　他那么沉稳的人，也动了声色。说到丰台民工打工子弟学校被清理的当天，小学生来上学的时候，课桌都搬走了。
　　“小孩子懂事，在教室窗户底下站一排，拿出课本念，”他说，“等老师来了，说学校拆了，老师哭，小孩哭……”
　　他没能说下去，低下头，从裤兜里摸出一块皱皱的蓝布手绢。
　　这个人，18岁那年，下乡做了10年的大队出纳，之后他上学，当教授，从政，都是为了“给农民做点儿事”。
　　他让我想起叶利钦在《午夜日记》里写到的新一代的政治人物，“他们不垂涎权力，随时做好退回原有的平静的私人生活的准备，只是想向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证明——俄罗斯可以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他当时52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6年没见了，然后在演播室碰见他。
　　他正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他真好看。”演播室里不能说话，我们女孩子在纸上聊天。
　　“嗯，从脸上看到一个人的心。”
　　新闻界的人形形色色，但说起他，众人都敬重。
　　直播完去跟他打招呼：“我在文章里写过你。”
　　“哦……”
　　“还有你那块蓝布手绢。”
　　“是吗?”他微微笑，看样子是想不起来了。
　　“还有那个农民工子弟小学被拆……”
　　“啊，”他说，“2001年。”
　　回到家，给他发了个短信，告诉他，他曾经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影响。
　　他回信说：“这些年看过很多你的节目，其实，我们在做着同一件事，让人们对明天继续有信心。”
　　25岁这年，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让我离开湖南卫视《新青年》，离开我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到《时空连线》，是因为想知道，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主持人，能够为自己的时代做些什么。
　　现在熊老师已经离开人世，她的儿子仍在西藏林芝，在一个需要走半小时路才能挑到水的地方做乡村医生。告诉我叶芝诗句的人每天在博客里逐字逐句地翻译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病历管理制度、癌症康复中心工作规程……而将近60岁的官员说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人们对明天继续有信心”。
　　这是个动荡的世界，但还是有一些人和事，始终没有改变。
　　(紫檀木难摘自《南方都市报》图/陈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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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者的鼻子

作者：蒋子龙




　　自从我知道了现代科学关于撒谎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再走进任何一个会场都格外注意周围人的鼻子……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每天的报纸和电视新闻，就会发现全球到处都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现代科技那么发达，现代人那么精明，难道就找不出识破谎言、杜绝诈骗的办法吗?回答是肯定的。现代科技已经找出了人说谎的规律，知道了是哪些人爱撒谎，他们撒谎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征。结论是惊人的：原来学历越高的人越爱吹牛撒谎。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300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分析，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撒谎的频率也比平常人高。普通人每对话10分钟，会有1/5的人说谎，但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中产阶层人士，说谎的比例达到1/3。因为良好的教育丰富了这些人的词汇并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令他们说谎的机会大大提高。当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扯一些无伤大雅的“白色小谎”。还有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吹牛讲假话的能力正在渐渐超过男性。她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撒些小谎，而是开始向男性看齐。据调查发现，“美国有68%的男性在面试时撒谎，女性为62%。在办公室，越来越多的女强人学会了讲大话，为了利益撒谎。在以前，这原本是男人的专利。”
　　不管他们多么有文化和充满自信，在撒谎的时候也不能做到完全地镇静如常。科学家们找出了撒谎者的23种特征，学术名词叫“撒谎时语言和非语言的客观指标”，比如：“擦鼻子、口吃、清喉咙、避免凝视、较少眨眼睛、喝水多、咽唾液多、讲话爱出错以及否认自己说谎等等。”美国最高法院的大陪审团在审定克林顿绯闻案时认为他说谎，根据之一就是克林顿在作证时，一分钟之内竟摸了26次鼻子。芝加哥“嗅觉与味觉医疗研究基金会”的专家艾伦·赫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人讲假话，鼻子的勃起肌便会充血肿胀，肿胀后的鼻子跟着就会发痒，迫使撒谎者搔痒、擦鼻子或摸鼻子。”
　　自从我知道了现代科学关于撒谎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再走进任何一个会场都格外注意周围人的鼻子……发现西方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那么绝对，有些撒谎者正襟危坐，道貌岸然，鼻子不长，却言不由衷，嘴不应心，大谎一撒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从来不摸一下鼻子。你说高不高?哪能像克林顿那么笨，一分钟摸26次，平均两秒钟摸一次，折腾得人心烦，还不如就摸着别动了!
　　为什么根据科学家列出的特征判断撒谎者不灵呢?因为惯于撒谎者也接受了科学家的指导，正在加紧练习，他们已经能做到在撒谎时克服那些被科学总结出来的“语言和非语言的客观指标”，不动声色，不带出一丝痕迹，让人无从查考。更何况社会上还有不少人是逼迫性撒谎、职业性撒谎和习惯性撒谎，不撒谎不行，堂而皇之。听的人明知他在撒谎，不听不信还不行……徒呼奈何?
　　(舒晴摘自《晶报》2008年2月28日图/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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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脸

作者：栖　云




　　俄国有个12月的故事，玛莎被狠心的继母赶出家门，让她替她的亲生女儿采鲜花过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