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是以前爸爸活着的时候，常做的那种汤啊!”
　　“那有什么好吃?”她把脸转过去，“早忘了!”
　　多年前，住在湾边的时候，屋后是树林，林间有一条小径。一对邻居老夫妇，常在其中散步。
　　“别往树林里扔东西，小心打到老人家!”我总是叮嘱儿子，因为很少有人去林子，儿子常拿树干当目标，往里面掷石子。
　　“现在不会打到!”儿子照扔不误，还不服气地说，“谁不知道，他们五点才出来!”
　　秋天的黄昏看他们特别美，尤其是下雨的日子，树干都湿透了，成为黑黑的一根根；黄叶淋了雨，就愈黄得发艳了。两位老人家缓缓走过，一双伛偻的身躯、两团银白的头发，还有那把花伞，给我一种好特殊的感动。
　　有一天，半夜听到救护车响，两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
　　老太太还是自己开车出去买菜，呼朋唤友地开派对。
　　只是，总见她在门前走来走去，却再也见不到她在树林里出现。
　　有一天，我问她：“好久不到后面散步了!”
　　“散步?”她摇摇头，“没意思!”
　　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比年轻人还用功，规定画两张，她能画十张。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都吓我一跳。
　　她的夹子特别大，也特别讲究，里面是三夹板，外面糊上布料，还有个背带和拉链。
　　许多学生见到都问：“哪里买的夹子啊?好漂亮!”
　　“我先生为我做的。”
　　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
　　“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
　　后来，她丈夫患心脏病死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只是，夹子打开，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一天，她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自妻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不能说话，她只好默默地整理账单、资料。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鸿，三代中国的女人》，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你可以看看。”
　　她居然接过书，就开始读。
　　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
　　“觉得怎样?”我问她。
　　“噢!还没看完。”
　　“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摺角。
　　“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
　　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一碗可口的醋熘冬瓜、一条幽幽的小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本好看的书。如果没了那个人，就不再可口、不再可走、不再美丽、不再好看!
　　(石景琼摘自《当代文学》图/李欣)
　　





首页-&gt2008年第9期

家在途中

作者：白岩松




　　对于我来说，家的概念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在童年的时候，家是一声声呼唤。那时的我似乎比今天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自由，放学后不会先在父母前露面，而是与住得相邻的同学聚在一起，天马行空，玩得天昏地暗，直到炊烟散去，听见父母“喂，回家了，吃饭了”的呼唤才回家，这样的声音伴着我慢慢长大，日复一日，至今仍在我的耳旁回响。
　　一转眼，童年过去了，当胡须慢慢从嘴角长出，家又成了一个逃脱的地方。
　　书看多了，世界也变大了，一张床小了，父母的叮咛也显得多余了，盼望着什么时候我能拥有自己的天空。后来，穿上了绿色的军装，来到了部队，家又变成了一封封信笺，每次收到信后，是最想家的时候。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开始“受伤”，开始在人海中翻腾，开始知道，有些疼痛无法对人说，甚至是知心朋友。于是，重新开始想家。当受了“重伤”，幻想着飞到远方的家中。在推开家门的一瞬，让自己泪流满面。此刻，世界很大，而我需要的，只是家中那种熟悉的味道，那窗前一成不变的风景……
　　远离母亲，在外省生存，工作之余便有无数个周末无处打发，手中的电话本很厚，从头翻到尾，却没有一个号码是为我此时准备的。这个时候，家又变成了自己要和另外一个人建立的那一个新小家。
　　从认识、相恋到相拥，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我拥有了一个平凡的家。此时，家的概念又变了，它是深夜回家时那盏为你点起的灯，是傍晚你看看书看看电视偶尔交谈几句的那种宁静，是一桌胃口不好时也吃得下的饭菜，是得意忘形时可以呼朋唤友，可以张口说粗话的地方。
　　不久前，我成了父亲，我和一个新的生命在家中重逢，一种奇妙的感觉充斥我的心，小生命开始让我“玩物丧志”，想挣脱却又那么愿意沉溺其中。一种用幸福来绑住你的力量。
　　家的概念在不停地变换着，生命在这种变换中匆匆地走着。众多的概念中，家有时也是意味着悲伤，比如当年父亲的辞世，便让我知道，世界对你的伤害加在一起有时也不如家中的变故给你的伤害大。然而在家中，你也会感受到一种坚强，比如父亲过世后，柔软的母亲开始变得坚强，她带着我们哥儿俩，一步一步地从变故中走出，之后，家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又变得祥和，变得不再阴云密布。在这个过程中，家又像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生命起步虽久，前路却还遥远。家的概念还会变换，然而我已经知道，家是奔波的意义，只是这家有时是自己的，有时是芸芸众生的。
　　(刘文娟摘自《男人炫》图/陈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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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者

作者：胡晴舫




　　时间突然多了起来。如同雨季来临的河川一样水位高涨，汩汩而流。如果可以将时间单位当做钱币存进银行，我现在就算是有钱人了。走起路来，时间硬币在口袋里叮叮咚咚地相互敲击着，从街头响到街尾，响彻高高的晴空，如此炫耀，听得自己都尴尬起来了。
　　公园空旷，美术馆广场寂寥，巴士座位坐不满，去邮局寄信不用排队。周末挤在购物中心的人潮汐之间退得一滴不剩，留下空荡荡的手扶梯一脸无聊，兀自玩着上上下下的游戏。周一爱去银行转账或缴款的人们弃守了堡垒，平时推着娃娃车出来散步的妈妈们也约好了放自己一天假，商家老板纷纷站到店门口左顾右盼，以为多看两眼，顾客就凭空而降，上门消费。
　　当他们看见只我一人两手空空地慢吞吞踱过时，不由得流露失望。
　　星期二，早上十一点。你看不见别人，只能看见我。这个时间的富翁，金钱的穷人，生命的游民。
　　时钟可以失去指针，报时器可以失灵，生命依然是一条向前奔流的河，谁也无法喊停。
　　如果城市的人们确实是成群结队的鱼儿，那么城市的韵律是鱼群拍打鱼鳍、整齐向前游动的节奏。没有一尾鱼摆迟疑，没有一个鱼头扭头回望，鱼群坚定地往前集结行进，只有你这条鱼不知掉了背鳍还是发生耳鸣，竟然没有跟上。一眨眼，海面忽然净空，鱼群消失，一个水泡不剩，留你独自深陷于这片完全看不到尽头的深蓝之中。一大片、一大片的蓝，庞大而冰冷，如同你自以为的孤寂。阳光就在你头顶闪闪发光，海水沉默地包围着你。而你只是漂浮着，哪里也不急着去。
　　不急着去，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你没有一本密密麻麻记满名字地点时间的记事本，告诉你到何处去见谁做什么，也没有一直响个不停的电话，对你命令请求或商量。其他人一脸严肃，眉毛哀戚，精神紧张，边揉太阳穴边吞胃片，而你却容光焕发，眉心舒坦，两手插在裤袋里，专心踢着路上的石头。你又回到童年那次长得不能再长的暑期，在每个无聊的夏日午后，父母还没有回家，玩伴不见踪影，你一人，像只无所事事的流浪狗，站在路边数着奔驶而过的车子。你总是惊讶那些车子急急忙忙的速度，羡慕他们需要那么紧急地赶路。那一定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生，才值得这么努力。
　　对站在路边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淌口水的狗儿来说，时间却终于静止下来。因为什么都不做，所以什么都没发生，也不会发生。生命仿佛用隐形墨水在纸上写字。写一行，消失一行。你隐姓埋名于城市的无名巷弄里，静静地看着世界从自己的身边过去。伸手拦阻也没有用，因为你知道，所谓世界无非只是一组幻影。如果你伸手，就会发现自己的五指穿破那些影像，碰触到无尽的虚无，像海水一样，虽然大量却无法捕捉。你知道。
　　我知道，我无非就是提前体验了自己的死亡。当我彻底从世界消失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仍会如那些匆匆而过的车辆，头也不回地向前急奔。管它路边是否站着一只狗。
　　奇怪的是，我却从来没有比此刻更自觉地活着。
　　(双翅摘自《联合报》2008年3月7日图/毕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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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教父”的“傻劲儿”

作者：王高岩




　　崔健是我国出道较早的摇滚歌手，闯荡歌坛20多年，声名显赫，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他那首《一无所有》，至今久唱不衰。崔健不仅歌唱得好，做人处世也有许多令人敬佩之处。
　　崔健成名之际，正是我国改革蓬勃兴起、商品经济开始大发展之时，商业广告日渐风靡。商家为了牟取最大利益，不惜投巨资、请名人做商业广告。当红歌星人气高，影响力大，尤其受到商家的青睐。
　　当时以唱“摇滚”闻名全国的崔健，自然成了许多商家的首选。一次，一家南方制药企业通过朋友找到崔健，想请他为一种新药做广告，开出的广告费非常可观。不料，崔健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厂商以为崔健嫌广告费少，马上对他说：“崔老师，只要您答应代言，广告费我们可以再商量!”崔健笑了笑回答：“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不做商业广告是我的原则，我针对的不是你们一家。”见崔健态度坚决，厂商只好作罢。
　　崔健的朋友得知事情的经过，就问他：“为什么送上门的钱不挣，你这是犯傻，还是跟钱有仇呀?”崔健听了朋友的话，先劝慰了几句：“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感谢你。”然后平静地对他说，“厂商做广告就是为了多赚钱，我就是一唱歌的，对其他行业根本不了解，如果做的广告有虚假，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我这点儿名声，都是老百姓捧出来的，因此我决不能干对不起他们的事。”最后崔健诚恳地对朋友说：“我再需要钱，也不与商业广告为伍，给多少钱也不!”
　　20年来，崔健一直恪守着自己不拍商业广告的原则，即便近年来商业广告铺天盖地、无处不在，很多歌星做广告收入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崔健依然不动心。崔健的经纪人尤尤说：“找崔健拍商业广告的厂商很多，其中不乏房地产、制药、汽车等行业的大企业，广告费相当可观，但崔健始终不接。”
　　崔健至今还住在北京西坝河附近一幢普通的“筒子楼”里。这是一幢建于1992年的老楼，经过十几年风雨的冲刷，褐色的楼身不少地方已斑驳陆离。楼房紧邻马路，嘈杂拥挤。崔健的家是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装修极其简单，即使在当年也很一般，很多家具和摆设还能看到十几年前的影子。房间里现代一些的东西大多是音乐器材，它们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崔健的日常生活也很简朴，虽然工作很忙，但他没有雇保姆，而是请了一个小时工，每天帮他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其他的事情则自己来做。崔健成名后的坐骑一直是一辆普通型桑塔纳，直到2005年太“老了”才换了一台丰田车。崔健的生活与邻家百姓们并无二致，与人们耳闻目睹，开着豪华轿车、住着高档别墅、过着奢侈生活的一些歌坛大腕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然而崔健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却很知足，他说：“与普通人相比，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中国自古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崔健向商业广告说“不”的社会责任感，20年不变的“傻劲儿”，让人敬佩。
　　(周文燕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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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短裙

作者：张春燕




　　晴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嘴角闪现出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是自得其乐、自品滋味的那种意思。她腿上的丝袜在夜光下闪着俏丽的色彩，短裙游鱼般摇摆着。此前，晴很少穿短裙，几条牛仔裤悠闲地打扮着她青春健美的双腿。还是7号病床的老伯，用病入膏肓却还跳跃着激情的目光盯着她说，晴护士，你的腿真美，应该穿裙子，裙长以膝盖为界，配以深色的长筒丝袜，那简直漂亮极了。
　　晴的脸红了。没有恋爱过的她，第一次对自己双腿直白赞美的人，竟是这位行将入土、目光渐渐枯萎的老人。晴为19岁的自己很少听到异性的赞美感到酸楚，自己平时太孤傲，那些平庸而稚嫩的同龄男孩的目光就不敢在傲视一切的美少女身上流连忘返。面对病床上喘息的老人，晴想，姜还是老的辣，因而也就有了对老人的感激。她动作轻柔地为老人做静脉穿刺，老人的皮肤像冻伤的茄子——又青又紫又厚又硬，针头难进，血管也枯萎了。实习护士晴全神贯注地用针头查找老人没有丝毫生气的血管。
　　老人虚弱地咳嗽了几声，看到晴脸上红润的光泽，好像看到了某种鼓舞，喘息中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说，当年我们在延安，条件那么艰苦，生存环境那么恶劣，可那些小女兵啊，尤其是那些从南方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姑娘，太会展现女性美了，头发上扎块手帕，或绑段红丝带，那个美啊——老人又虚弱地咳嗽起来，但迸发着激情的目光却像黑暗中的火炬。
　　晴决定买一条长及膝盖的漂亮短裙。晴不是没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晴要在不动声色中展示自己优雅的气韵。晴在买裙子的整个过程中对7号床的老人心存感念，她想买了裙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给老人看。晴期望着再一次听到老人那些毫无修饰的赞美，她的脸就会再一次红起来。晴知道自己脸红的样子，像两朵桃花映在脸颊，烫烫的、爽爽的，升腾在心间的是云雾缭绕的感觉。晴知道自己这周是夜班，她不畏这个夜晚的秋意渐浓，她喜欢让凉风环绕自己的感觉。
　　穿着短裙，踩着落叶，穿行在黑暗中的女孩晴，像精灵一样飘向那火炬般的目光。
　　走进病房的晴被眼前的一幕击傻了。
　　医生们默默地摇头退出病房，接着就传出家属此起彼伏的哭喊声。护士长急急地催促晴穿好工作服来做善后处理。晴明白了，7号病床的老伯走了。称赞她双腿秀美的老伯，没能看上一眼她穿裙子的婀娜样儿，就闭上了他激情燃烧的眼睛。晴穿着丝袜的双腿忽然像被子弹击中一样疼痛得战栗起来，裙子也在寒噤中摇摆着发出窸窸窣窣的呓语声，这给晴带来了不寒而栗的恐惧感。晴没有勇气走进病房，更不敢面对躺在7号病床上已被称为遗体的老伯。可是护士长的催促声就在耳旁，晴在万分的惊恐中，委屈无助地哭泣起来。
　　晴陷入了自己泪雨飞溅的惶恐中。她背靠墙，旁若无人、彻心彻肺、泪雨滂沱地恸哭。她心无杂念，只是有些委屈，有些害怕，有些莫名的恐惧。面对没有呼吸和体温的遗体，面对那曾经有过激情的眼睛和赞美过她的嘴巴，她害怕自己在料理的过程中，他突然有体温，他突然苏醒，突然有新的赞美之词向她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