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丝瓜开出了黄花。再过几天，有的黄花就变成了小小的绿色的瓜。瓜越长越长，越长越大，重量当然也越来越增加，最初长出的那一个小瓜竟把瓜秧坠下来了一点，直挺挺地悬垂在空中，随风摇摆。我真是替它担心，生怕瓜秧经不住这一份重量，瓜会整个儿地从楼上坠了下来落到地上。
　　然而不久就证明了。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初长出来的瓜不再长大，仿佛得到命令停止了生长。在上面，在三楼的窗台上，却长出来了两个瓜，这两个瓜后来居上，发疯似的猛长，不久就长成了小孩胳膊一般粗了。这两个瓜加起来恐怕有五六斤重，那一根细秧怎么能承担得住呢?我又担心起来。没过几天，事实又证明了我是把人忧天。两个瓜不知从什么时候忽然弯了起来，把躯体放在那窗台上，从下面看上去，活像两个粗大弯曲的绿色牛角。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忽然又发现，在两个大瓜的下面，在二三楼之间，在一根细秧的顶端，又长出来了一个瓜，垂直地悬在那里。我又犯了担心病：这个瓜上面够不到窗台，下面也是空空的；总有一天，它越长越大，会把上面的两个大瓜也坠下来，一起坠到地上，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
　　然而今天早晨，我却看到了奇迹。同往日一样，我习惯地抬头看瓜：下面最小的那一个早已停止生长，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似乎一点分量都没有；上面窗台上那两个大的。似乎长得更大了，威武雄壮地压在窗台上：中间的那一个却不见了。我看看地上，没有看到掉下来的瓜。等我倒退几步抬头再看时，却看到那一个我认为失踪了的瓜，平着身子躺在紧靠楼凸出的一个台子上。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一个原来垂直悬在空中的瓜怎么忽然平身躺在那里了呢?这个凸出的台子无论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都是无法上去的，决不会有人把丝瓜摆平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丝瓜下面，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参禅。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用什么来思考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
　　
　　(冯国伟摘自《赤峰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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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书

作者：冯骥才




　　名叫莫拉的这位老妇人嗜书如命。她认真地对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书里。”“世界上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把宇宙放在书里还有富裕。”我说。她笑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又说：“我收藏了四千多本书，每天晚上必须用眼扫一遍，才肯关灯睡觉。”
　　她真有趣。我说：“书，有时候不需要读，摸一摸就很美，很满足了。”她大叫：“我也这样，常摸书。”她愉快地虚拟着摸书的动作。烁烁目光真诚地表示她是我的知音。
　　谈话是个相互寻找与自我寻找的过程。这谈话使我高兴，因为既找到知己，又发现到自己一个美妙的习惯，就是摸书。
　　闲时，从书架上抽下几本新新旧旧的书来，或许是某位幻想者迷人的呓语，或许是人类某种思维兴衰全过程的记录——这全凭一时兴趣，心血来潮。有的书早已读过，或再三读过；有的书买来就立在架上，此时也并非想读，不过翻翻、看看、摸摸而已。未读的书是一片密封着的诱惑人的世界，里边肯定有趣味更有智慧。打开来读是种享受，放在手中不轻易去打开也是一种享受。而凡是读过的书，都成为有生命的了，就像一个个朋友，我熟悉它们的情感与情感方式，它们每个珍贵的细节，包括曾把我熄灭的思想重新燃亮的某一句话……翻翻、看看、摸摸，回味、重温、再体验，这就够了。何必再去读呢?
　　当一本古旧书拿在手里，它给我的感受便是另一种滋味。不仅它的内容，一切一切，都与今天相去遥远。那封面的风格。内页的版武，印刷的字体，都带着那时代独有的气息与永难回复的风韵，并从磨损变黄的纸页中生动地散发出来。也许这书没有多少耐读的内涵。也没有多少经久不衰的思想价值，它在手中更像一件古旧器物，它的文化价值反成为第一位的了。这文化的意味无法读出来，只要看看，摸摸，就能感受到。
　　莫拉说，她过世的丈夫是个书虫。她藏书及其嗜好，一半来自她的丈夫。她丈夫终日在书房里，读书之外，便是把那些书搬来搬去，翻一翻，看一看，摸一摸。每当此时，“他像醉汉泡在酒缸里，这才叫真醉了呢!”她说。她的神气好似看到了过去一幅迷人的画。
　　我忽然想到一句话：“人与书的境界是超越读。”但我没说，因为她早已懂得。
　　
　　(盂菲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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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

作者：李修文




　　我在小梅被执行枪决之后的半个月里，每次坐出租车路过我挂职的看守所，都会下意识地绕道而行，我怀疑，我不会再进到那个铁门紧闭的太院里去了。
　　19年前，小梅出生在广西的看守所里，她的母亲因此逃过一劫，带着她回到了四川老家。19年后，当我在武汉的看守所里遇见小梅，她已经杀死了欺骗她的男人，被判死刑之后，正在看守所里度过她在人世的最后一段时光。
　　我几乎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一天中，我起码会听到她10次以上的笑声，那笑声就像永远不会停止，清脆，响亮，旁若无人。我也看见过她发脾气的样子，这多半是因为放风的时候又有人欺负了她的姐妹，一到这时，她就要愤愤不平地出来主持公道，其实她的姐妹都比她大出了好几岁。除此之外，我还见识过她更多的快乐和气愤，譬如她唱歌获得了第七名，譬如她在电视里看见了害人不浅的伪劣婴儿奶粉。
　　和此前见过的别的犯人不同，不管我说什么，她都点头，微微笑着，眼神里不断会闪过惊奇，有过看守所生活经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多么难——几乎每个犯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本书，所以，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并不会有相信和惊奇。就是在这样的相信中，在看守所院子里的一丛葡萄架底下，我听她说起了她出生的镇子；初来武汉时站在武昌南站外的慌张：为了见一个男人。先用冷水把自己淋得重感冒，然后再去请病假；当然，她还说，她爱北京天安门。
　　她说：“天气真是冷，我淋了自己两桶水，跑出门的时候，觉得胳膊都要冻掉了。”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要是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就好了。”她又哈哈笑着说，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后来有好多次想去，每次都有事，都把钱寄回家了，到现在也没去成。”
　　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个看守所的同事对我说起过小梅刚被逮捕归案时的事情，那时候，无论警察问什么，她都拒不开口。后来，她说她想去北京看天安门，看过了天安门，想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出于纪律，没有人答应她的请求。说来奇怪，应该是在去年冬天，我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在天安门看升国旗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抬起头来直瞪瞪地看着国旗，并且和众人一起唱国歌，因为激动，她一直都在紧紧地攥着自己的小拳头。
　　毕竟只是梦境一场，我相信，类似的情景也曾在小梅的梦中出现过。最终，她把天安门放在了脑后。跟着姐妹们做操、唱歌、绣十字绣，就像她把死放在了脑后，该笑的时候哈哈大笑，该生气的时候就把牙齿紧咬。记忆中惟独的一次说到死，是她想听我的MP3，我当然就摘下来给她听。她对里面的音乐不感兴趣，我连忙问她喜欢什么，并且告诉她，回去之后我可以把她喜欢的音乐拷进去，等下次来的时候再给她听。“啊，还可以这样啊?”她好玩地拍打着身上的脚镣，对着我的MP3看了又看：“那能不能快点啊，我马上就要死了。”
　　不止一次，我看着小梅的背影出神，有时候，我甚至希望眼前的这个背影在音乐声里挣脱脚镣。跑过武汉关的钟楼，跳上阿四川的火车。而她越变越小，直至最后，回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在荒僻的四川小镇，她赤足钻进了她说起过的，绵延了十几公里的油菜花地。事实的情形却是，小梅，她在看守所里迎来了生，她还要在看守所里迎来死，就像那个写出了《长夜漫漫路迢迢》的尤金·奥尼尔，“生在旅馆，真该死，死也死在旅馆”——这是他的临终之语。而我们身边的世界，这广大而滴水不漏的世界，它不会停止，到头来，我们每个人都还只能看着它继续沉默地运转不息。
　　6月7日，小梅被执行枪决。出于懦弱，我没有去送她。
　　
　　(宝儿摘自《你要爱你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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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马童

作者：潘铭桑




　　有一次，英王乔治三世巡幸温莎宫。一个小厮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问小厮在宫内做什么事情。“我在马槽帮忙，”孩子答，“但他们只给我食物和衣服。”国王说：“满足吧!我得到的不比你多。”
　　这位九五之尊的金口玉言，有点庄子齐物论的意味，似乎很有哲理。他的意思是：不管富贵贫贱、卿相走卒，营役操劳的结果，都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身上再多也只是一套衣服。
　　究其实，乔治三世只是因为不愿加薪给马童而说出故作旷达的风凉话。马童吃的粗麦面包又怎能跟温莎宫的御膳相比拟呢?马童穿的麻布粗表又怎样和国王的华丽袍服相提并论呢?真要仿拟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名句，把这些凉薄的态度好好批判一下：“一粝筵为虚诞，齐王童为妄作!”
　　想深一层，又觉得国王与马童做的其实是类似的工作，他们对国家的贡献的确不相上下。
　　
　　(蒋化帅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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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

作者：马　爽




　　朋友出了音乐专辑。我们去参加他的发布会时才发现，他竟然只出了磁带，没有CD。干净的封面衬着怀旧的风格，简单的设计突出音乐的重点，有种纯文字、纯原创的简约特点。问起他何以这么执著，坚持推出磁带，他说是因为怀念那种感觉，有一种古朴的味道。
　　周围有人阔他，发磁带，是否会担心销量。他笑语：“我要寻找的是心灵的同类。”话也许听着有些矫情，却是一种真实。这世上有许多事情，往往只是一个人的游戏。不管是做音乐、写文字，还是简单的逛街、吃饭、看电影，虽然可以有人结伴同行，但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过程，如果只是一味讨好和迁就，便失去了最舒服的意义。本色出行，不管是哪一种选择，找到真正适合同路的人，才能让自己的选择越走越快乐。
　　
　　(风情摘自《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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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百米

作者：林清玄




　　公共汽车经过台北市信义路。在市贸中心前面看见两栋新盖好的大楼。楼上有一块巨大的招牌：
　　“来征服我吧!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
　　那招牌的巨大令人感到荒诞，我想到要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也很不容易，因为东区的土地一坪四百万，房子一坪都在五十万以上。
　　“这辈子我大概无缘来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了!”我心里这样想，感到有些惆怅。
　　正想着的时候，车往前开了一百米，我望向窗外，发现和那两栋大楼的同一边，有一座巨大的公墓。
　　我的脑中闪过招牌上的句子：“来征服我吧!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
　　这块招牌拿来这公墓前挂着，也很适合呀!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许多人尽一生的努力。想要去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可能到几十年后才发现占错边了，差一百米。
　　差一百米就差很多了。
　　我们不应该把短暂渺小的人生用在欲望的追逐，因为这世间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人所抢占。
　　
　　(冯国伟摘自《林清玄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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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那条船

作者：彭晓东




　　那条船，是河上的精灵。
　　老李用那条船将河东河西连接起来，然后通往不远处的古镇。
　　在日月的轮回中，老李孑然一身。只有那船、那河、远远近近的山，和那些永远的过客，是他的欢乐。
　　有一天，最后一趟乘客离船而去，四周又归于寂寞。一个装得满满的背篼，静静地依在船头。老李揭开遮布，竟看到了一双眼睛，一双明亮而对世界陌生的眼睛。
　　老李忙打开包被，抱出了这小小的生命。那是怎样一个玲珑剔透的生命啊。
　　老李禁不住用他的胡须轻轻蹭了蹭孩子的小脸。孩子的哭声飞翔在宁静的河面上，让他感到了一生从未有过的快乐。他把一滴水点到孩子的嘴唇上，孩子竟不哭了。
　　这个被遗弃的女婴，老李给她取了名字，叫小鱼儿。
　　老李依旧摆渡，依旧在黄昏清洗船，只是背上多了小女孩。小女孩和船都成了河上的精灵。
　　“老李，谁的孩子?”常有人问。老李笑笑，不答，只撑他的船。也有奶孩子的妇女，把孩子接过去，坐在篷里喂上一口，下船时还给老李。
　　小鱼儿就这么长大着，和水边的植物一起生长。船，因有了女孩而变得格外热闹了。有要过河的来了，小鱼儿便会走到船头迎接，进船里拍拍凳子说，请坐。许多人上船下船总要摸摸小鱼儿的脑袋，亲亲她的小脸，逗逗她。人们都说，每天在这河上，养得很好呢。
　　老李摆渡挣不了多少钱。清汤寡水的日子，却还是想办法常常给小鱼儿开小灶。老李一筷子一筷子把好东西夹给小鱼儿，小鱼儿却趁父亲不注意，又把好吃的偷偷压回父亲碗里。
　　小鱼儿学会了唱歌，学会了用野草和山花编织各种小花篮。她把花篮挂满船舱，让芬芳笼罩着老李的生活。小鱼儿爱美，爱新衣，老李便常常在小鱼儿睡熟后借着星光和月色去捕鱼，去捕捞那些小鱼儿眼中美丽的企盼。
　　后来，河上修起了桥，老李便不再摆渡了，只用他的船打鱼。老李依旧在每一个黄昏里洗他的船，依旧在洗船时昕小鱼儿轻轻地唱。
　　成长是父亲心中淡淡的喜悦。眼看着小鱼儿长得像水边的植物一般茂盛，老李却在一天天老去。
　　小鱼儿二十岁那年，这河附近变成了三峡移民区。这里将在人们的关注中，永远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那年，小鱼儿有了爱情，比河岸上的五彩石还美。
　　也在那年，老李生了病，或许秋后就将去见天堂的色彩了。
　　小鱼儿和她的爱情，想带着父亲外迁。远方，就是山的那边，有更幸福的云朵。
　　小鱼儿告诉父亲他们的决定，老李迟疑了一下，微笑着说：“去吧，去吧。这是好事儿。”
　　小鱼儿到外迁地建房去了。那些傍晚，老李疼得不行，粗糙的大手支撑着他倾斜的身体在河风中飘零。
　　老李坐下来，坐在船头，这个曾经依恨过女儿小生命的温暖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