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求凰摘自《女人坊》)





首页-&gt2008年第4期

男人打马回家来

作者：伊　尹




　　我曾结识一对牧民夫妇。每天清晨。当男人骑马进山放牧时，女人必定会站在帐篷门口，领着儿女们，目送他赶着羊群向晨曦走去。
　　到黄昏时，狗叫声引得女人欢快地奔出帐篷。只见夕阳染红白雪似的羊群，男人在羊群的簇拥下，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似乎在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男人回家更令人幸福的事。
　　我以为这就是完美的生活，在这上帝恩赐的风景中，这样和睦的一家子。可是有一天，女人对我说，那男人爱的并不是她。她一边往木架上晾晒奶疙瘩，一边用平静的口吻和我说话。像是讲着别人的感情故事，无关她自己的痛痒。
　　“他喜欢的是我妹妹。娶我的时候。他喝醉了，过了两天才醒。他经常坐在那里发呆，像一块石头，我知道他是在想我妹妹。”
　　我看到的完美生活，瞬间就被女人的话颠覆了。一个男人，心中存着婚姻以外的爱情，而女人心知肚明，这样的结合。能有多少爱情的成分呢?
　　士人拍了拍手，坐下来休息，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架子上的奶疙瘩，满足地叹了口气。说：“每天看着他好好地放牧回来，给他准备好热饭热奶茶，还能给他生一大堆孩子，这就够了。”她嘴角的笑容证明着她的幸福。
　　第二天，我看到男人在骑马离去时，冲着帐篷门口的女人挥手作别，那眼中流露出来的，是一个男主人的神采与气度。
　　我的完美生活观是流光溢彩的，其中有多少虚荣的成分?那一刻，我掂量出在自己所谓的爱情中，居然有那么多虚幻的因素，也许，这女人眼中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完美生活。
　　
　　(陈明晓摘自《都市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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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里的美好

作者：丁立梅




　　朋友去内蒙古大草原。
　　九月末的大草原，已一片冬的景象，草枯叶黄。零落的蒙古包，孤零零地立在路边。朋友的脑中，原先一直盘旋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波澜壮阔，直到面对，他才知，生活，远远不是想象中那么诗情画意。
　　主人好客，热情地把他让进蒙古包中。扑鼻的是呛人的羊膻味，一口大锅里，热气正蒸腾，是白水煮羊肉。怕冷的苍蝇，都聚集到室内来，满蒙古包里乱飞。室内陈设简陋，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十四英寸的电视机，很陈旧的样式了。看不出实际年龄的老夫妻，红黑的脸上，是谦和的笑。不住地给他让座。坐?哪里坐?黑不溜秋的毡毯，就在脚边上。朋友心底的怜悯，滔滔江水似的，一漫一大片。
　　却在回眸的刹那，被一抹红艳艳牵住。屋角边，一件说不出是什么的物什上，插着一束花。是康乃馨，朵朵绽放。朋友诧异。这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这满眼的枯黄衰败之中，哪里来的康乃馨?主人夫妻笑得淡然而满足，说，孩子送的。孩子在外读大学呢，我们过生日，他们让邮差送了花来。
　　那一瞬间。朋友的灵魂受到极大震撼，首先联想到幸福这个词。
　　我在朋友的故事里微笑着沉默，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美好，它们无处不在。怜悯是对它们的亵渎，而敬畏和感恩，才是对它们最好的礼赞。
　　
　　(方素娜摘自《每一棵草都会开花》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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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花开

作者：许冬林




　　应邀为一家企业编排舞蹈。我设计的最后舞台造型，是五个女孩牵着大红绸裙围成一朵含苞的花，另一个女孩蹲在裙底下，低眉抱拳于颌下，像一枝宁静害羞的花蕊，随着音乐接近尾声，五枚花瓣慢慢向外展开，花蕊修长的手臂在中央徐徐立起，挺拔清秀，一朵花算是开到了极致。
　　女孩们练得很开心，她们已深深地喜欢上这支舞。训练的过程原就是一朵半开的花，为一个极致的到来而兴奋。
　　我想，当演出那天最后一个音符落到脚底的时候，她们一定会觉出一丝说不清的失落。这些，只有长她们十岁的我才会明了。为一个晚会而编排的舞蹈，当晚会结束，是很难再有机会跳了。音乐停下，灯光暗去，舞台即已冰凉，再美的舞，你都无法再做回舞者了。生命里的许多花，最好的状态是半开，而不是开到极致。
　　就像多年以前做新娘的我并没有多少兴奋，我心里快乐的花儿已经开过了，那些鞭炮和欢乐的人群至多是我曾经快乐的最后一次回音。就像多年以后，我已经懂得，不把花开得满园春色，遍地都是。站在婚纱摄影店的橱窗外面，我只是欢喜地打量那些婚纱，看它们或纯洁或娇媚、或高雅或风情撩人。我不试它，不穿它，不贪心地做镜头前妖娆的女人。我会依然穿我素净的衣裙，只在心里结下一个不想为人知的愿望。因为有了这个愿望，我便有了千百次在橱窗前驻足的理由，我的每一天都是甜蜜的。
　　所以最爱的人不适合去嫁，只适合去思念；最思念的人不要去见，只适合放在梦里。一点微光，有时能牵引出一段长长的路，大红大紫反倒不能适应后面的皱纹满脸，言语迟钝。
　　
　　(方素娜摘自《人间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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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是一种坚持

作者：罗国平




　　那天打开电视，正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节目。主持人何炅请出一位身材曼妙、风姿绰约的女人。让观众猜她的年龄。她曾是姜文、章子怡等影视明星的形体老师。这是位生动而又动人的女人。面容姣好，眼睛十分有神。光洁的脸上。觅不到一丝岁月的痕迹。我初步判断她有三十来岁，但她眼里岁月历练出的淡定和从容，又使我不好把握。怎么都没想到，她居然是六十岁的花甲老人。
　　何炅又让观众猜她的牙齿是真是假。她轻启朱唇，露出一口洁白、细密、整齐的牙齿。大多数观众条件反射地回答是假牙，我也觉得是。一口白牙，历经漫长岁月的磨损和侵蚀，无论如何不可能像这般洁净、雪白、整齐。但回答却是：“真牙!”她说她长年坚持用温开水漱口，这样牙齿就可避免细菌的侵蚀。这一点我信了!烧开水的壶。时间久了。就会结下一层水垢。经过高温消毒的温开水，涤除了水中的杂质，水质要干净得多。如果用生水漱口。那些细微得连肉眼都看不见的杂质，就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牙齿上结成垢。我们的满口白牙，就是这样被岁月染黄、锈蚀、腐蚀的。所以剔牙便成了生活里常见的一个场景。
　　说到那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她说她经常练眼神。她边展示边解说：头部保持不动，面带微笑，然后眼睛依次朝上下左右方向转动。她还特别强调：一定要面带笑容。因为微笑可以牵引眼角和嘴角向上挑。
　　我突然明白：人显老，最大的原因就是眼角和嘴角向下垂，而笑一次次地将这嘴角和眼角向上牵引。经常爱笑的人，岁月会将笑容的表情一遍遍强化和固定，最后在面部形成眼角和嘴角向上挑的美丽线条，笑就这样延缓和阻止了衰老的步伐。笑还能使脸上最显年龄的两道岁月刻痕——鼻翼与嘴角相连处的法令线，变成动人的笑靥。
　　美丽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自己的关爱，更是一种坚持。
　　
　　(冯国伟摘自《现代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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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子间，一条虫

作者：讴　歌




　　当我出入国外一间医学实验室的时候，我的同龄人已有不少过起了国内的写字楼生活。确切地说，他们穿过那些层高显赫的写字楼大堂，进入摩肩接踵的电梯，走向属于自己的格子间，那里的面积常只有两三平方米。我后来有一同事，自我解嘲说：“幸好这两三平方米与四五平方米无甚区别。”她的理由是——“因为它们不写入我的房产证。”
　　我在实验室来回穿梭时，邻座好友的老公正在费城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据她说，在那栋写字楼里，每天都有上亿美元的交易在发生着。有时是得到，偶尔是失去。她老公。就是其中一位负责编写上亿美元交易程序的金融高手，曾经的国内顶级奥数选手，现在拥有一个格子间的打工仔。只不过，他的格子间平方米数比我的同龄人多一些。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也不是一台，而是更多——四台。
　　我们周末在他家的后院玩、吃葡萄，作宏大状，聊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那时对国内流行的“白领”一词，少见多怪地感觉怪异而好玩。我说我出国前认识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他从北京建国门国际大厦徐徐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CD的样子。很“白领”。好友的老公建议我去录像店租一盘叫做“OfficeSpace”的电影录像，说他的同事们都很喜欢，“逗极了”。租来一看，原来是我一点儿都不熟悉的办公室生活，可能也是我那音乐朋友从国际大厦走出来之前的真实生活。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叫《上班一条虫》，倒是很有几分北京人的自嘲。
　　总有一天。长大就意味着坐进格子问。在我面前，也一天到晚地摆着一台电脑，我也身居一个几平方米的格子间里，为稻粱谋。每一天。我也穿过层高看上去很显赫的写字楼大堂，进入摩肩接踵的电梯，走向属于自己的格子间，坐下，摁下“开机”按钮。在那里，几盆吊兰吸着装修后的不良空气。我左手边是手机，右手握的是鼠标，再右手边是电话，我眼睛看着屏幕，时不时的邮件。电话穿插进来，它们有的会掀起一阵一阵小小的涟漪，随即又恢复如初。
　　如此经年，我们不少人将在格子间度过大半的青春和中年，直到少数的，有幸迎来进入独间办公室的那一天。可那里的生活，终究和坐在格子间有什么区别呢?依旧左手边是手机，右手握的是鼠标，眼睛看着屏幕，依旧是平方米数不会写进房产证。但还是有区别的，坐在独间里，心术要高，起码要保护自己，避免伤害。
　　两年前，伦敦大学的精神病学机构做了一项“办公室虫生活”的调查，结果发现：被电话、电子邮件、短信所干扰的格子间打工族，脑功能所受到的不良影响，甚至高过吸大麻的人，智商明显下降。如果说吸大麻，智商下降4个点。格子间生活的英国人则下降了10个点。所以，一本叫做《幸福的方法》的书中这么说。现代人花太多的时间在电脑上，每隔几分钟就检查一次电子邮箱，这实际上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创造性，最终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不如这样，去设定一些“无电话”或者“无会议”的时间段，以更专心地去做眼前的事，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有一些人对这结果颇不以为然，比如那些心高气傲、习惯多项任务同时进行、喜欢快速沟通的斯坦福大学生们。还有些人是这么想的，要是左手手机、右手鼠标、面前屏幕的格子间生活倒也平平安安。怕就怕不经意间，一场办公室风暴袭来而不自知。如果有一天，突然被唤，从格子间走向了通往老板办公室的狭长走廊，不知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这样对脑功能的伤害好像更恐怖。
　　
　　(方素娜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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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沿

作者：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昂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烈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沙漏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李煜，不是在记录时间吗?Rembrandt一年又一年地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台南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冯国伟摘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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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有了思想

作者：季羡林




　　今年春天，孩子们在房前空地上开辟出来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小花园。周围用竹竿扎了一个篱笆，移来了一棵玉兰花树，栽上了几株月季花，又在竹篱下面随意种上了几棵扁豆和两棵丝瓜。土壤并不肥沃，虽然也铺上了一层河泥，但估计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过是玩玩而已。
　　过了不久，丝瓜竟然长了出来。而且日益茁壮。丝瓜秧甚至爬出了篱笆，爬上了楼墙。以后，每天看丝瓜，总比前一天向楼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说它每天长出半尺，决非夸大之词。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不注意，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么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限活力与生机。
　　这让我感到很惊奇。我的兴趣随之大大提高。每天早晨看丝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我往往注视着细细的瓜秧和浓绿的瓜叶，陷入沉思，想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