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流氓”，绝对可以说四两爱胜过千斤罚。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欧阳克这个人物。他妻妾成群，还四处偷香窃玉，但是他缺乏一个真心爱他而也值得他真心去爱的女人。他越是败在黄蓉的手里，他就越是倾心地爱慕这个光艳照人的纯洁少女。他对黄蓉的“流氓”行径越来越在轻薄里加进了敬重。当他眼看自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时，他怎能不百感交集?黄蓉出力救他，证明他在这个美人的眼中是有价值的，这是他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充满阳光的大弥撒，因此他死而无憾。
　　许多奸恶之人大做坏事，不过是盼望人们说一句：“孩子，你其实不坏，你是可爱的。”
　　(北方摘自《中外文摘》 图/孙红岗)
　　


鸟儿爱上了囚笼
作者：熊培云
意林 年11期 字数：1509 字体： 【大 中 小 】

　　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少女娜塔莎在上学途中突然失踪，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警方仍然没有找到娜塔莎的下落。娜塔莎的失踪案从此成了一桩悬案，警方和家人都怀疑她已遇害。
　　然而2006年8月23日，被绑架者囚禁8年的娜塔莎逃离绑匪，离奇出现，一时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在关切她的遭遇的同时，也有人提出疑问，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娜塔莎真的没有任何机会逃跑吗?既然她曾经有单独出去散步的机会，为什么不试着早点逃跑?
　　面对心理医生的提问，娜塔莎的回答令众人大吃一惊：她担心这样做会伤害绑架者。并且在得知绑架她的人自杀后，娜塔莎一度显得情绪低落。她曾说：“对我而言，他就像是个父亲般的人物。”她这样比喻绑匪对待她的态度：“他有时把我捧在掌心，有时却把我踩在脚底。”
　　心理专家们分析后认为，娜塔莎很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犯罪心理学名词是1973年被提出的：当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案，两名劫匪绑架了4名人质，在地下金库将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劫匪向警方投降后，4名受害者却一致表示并不痛恨歹徒，反而感激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其中一个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
　　这起案件让人们感到匪夷所思，心理学家经过深入研究，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由于长时间与劫持者共处，被挟持者逐渐对该人犯产生了同情与认同，甚至有崇拜的心理，并衍生出休戚与共的依赖现象，认为彼此的命运是不可分的，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所思所为，偏离了正常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变态心理，其患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心理变态。
　　变态人格，又称为人格异常或人格障碍，一般是从儿童时期的人格缺陷发展而来的，在青少年时逐渐形成，表现类型繁多。其中一种“悖德型人格障碍”近年来颇受关注，患上这种病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从不深思熟虑，有反社会情绪，不考虑后果，无内疚感，不吸取教训，总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变态心理还有一种类型是性心理障碍，人们常听说有“恋物癖”?“恋兽癖”?“恋童癖”等，为什么不会有“恋暴癖”?“恋匪癖”呢?绑匪的粗野?强暴?蹂躏或是其他特点也许正好满足了一些具有特殊性癖好者的苛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影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中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离不开这座监狱。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
　　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奥地利少女娜塔莎似乎也同样爱上了这个“囚笼”。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8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吴顺国摘自《南方周末》图/孙红岗)



蝴蝶与坦克
作者：王溢嘉
意林 年11期 字数：1238 字体： 【大 中 小 】

　　海明威有一篇短篇小说，名为《蝴蝶与坦克》，描述在战争的严肃气氛中，一位欢乐的男子在酒馆中被射杀的故事。
　　蝴蝶象征男子轻盈的欢乐，坦克象征战争沉重的肃杀，这两者起了冲突。但海明威的弦外之音是：欢乐与严肃?蝴蝶与坦克难道是不相容的?一定要有我无你吗?
　　就一个人的生命或自我来说，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欢乐与严肃?温柔与刚猛?理性与感性?孤独与合群?宁静与喧嚣，你只能二选一，而不能兼容并蓄吗?
　　海明威自己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在生命如春花绽放的青少年时代，他几乎同时喜欢上了拳击与写作，拳击像坦克，是刚强的，是“力”的表现；而写作像蝴蝶，是柔婉的，是“美”的象征。他把两种在本质上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力”与“美”是海明威一生追求的目标。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她早年的外号就叫做“铁蝴蝶”(后来则被称为“铁娘子”)，法国总统密特朗形容她“眼睛像卡里古拉(罗马皇帝)，而嘴唇则像玛丽莲·梦露”，另有记者说她“皮肤宛若婴儿，眼睛却似导向飞弹”。
　　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不只存在于外貌，亦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在未从政前，她做过化学师?当过律师，但也曾经梦想要当一个电影明星，也做过试穿花呢服装的模特儿。
　　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语汇来概括海明威，因为他热爱生命而又喜欢玩儿命，纵情享乐而又辛勤工作，喜欢户外活动而又耽读小说，酷饮烈酒而又黎明即起，喜欢吹牛而又实事求是，粗犷豪迈而又容易受伤害。
　　他一下子在残酷的战场奔走，一下子在狂热的斗牛场叫嚣，一下子又独自到暗夜的溪边垂钓；今天到荒郊野外打猎，明天在孤寂的阁楼上写作，后天则和迷人的美女谈恋爱。
　　我们也很难用传统的“男人”或“女人”来定义撒切尔夫人，因为她有极刚强果决的一面，在国会殿堂上，她为她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激烈辩护，毫不退缩；当阿根廷侵占福克兰群岛时，她立刻派遣舰队做一万两千八百公里的长征。
　　但她也有极细腻温婉的一面，在电视上，她告诉妇女同胞她如何烫裙子以及如何让蝴蝶结保持坚挺的“女性秘密”；虽然从政多年，她一直没有雇用女佣，而是亲自主持家务，即使当了首相，她还是每天早上烤面包，晚上有空就做马铃薯肉饼，与家人共享。
　　海明威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是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男人和女人。所谓“活力”，是生命不会“固着”或“偏执”在一个定点上，而是在两种不同的特质间流动，兼容并蓄看似矛盾的东西或活动，而这也是让他们的生命显得多彩与丰富的秘密。
　　要使生命无悔，就要做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让生命有欢乐，也有严肃；有温婉，也有刚猛；有宁静，也有喧嚣；有理性，也有感性。
　　(王滨摘自《写给青春的66封心灵书信》九州出版社 图/辛刚)



我的记忆我做主
作者：龚令民
意林 年11期 字数：2096 字体： 【大 中 小 】

　　惊人的记忆
　　
　　唐代社会札记《朝野佥载》中有则故事，唐太宗的时候，西域诸国来朝，内中有一胡人，善弹琵琶。宴会上，胡人弹了一曲，指过处，时如万马奔腾，时如杨柳扶风，在座之人纷纷叫好。太宗感觉很没面子，我堂堂中华泱泱大国不能就这么给一胡人比下去了。于是当第二次宴请西域贡使的时候，太宗特意让一个叫罗黑黑的女乐师隔着帘子在背后偷听。
　　宴会上谈天说地，觥筹交错，太宗让西域的胡人再弹一曲，而且指名让他弹一首新的，弹一首中原没有的。胡人慢腾腾地坐了下来，想了想，胸有成竹地弹了一曲。曲成，在座诸人欢声雷动，只有太宗一言不发，阴着个脸说，这支曲子好像不是你们胡人的新曲吧!我们这就连普通宫女都会。于是吩咐左右把罗黑黑叫来。罗黑黑很低调地把曲子弹完，而且弹得跟胡人不差分毫。胡人大惊，觉得不可思议，叹辞而去，中原之地真藏龙卧虎也!更让人称奇的是，西域以前还对唐朝持观望态度的小国听说了这事，纷纷来朝，以示臣服!
　　老实说，胡人这支曲子确是中原没有的，只是太宗皇帝不厚道，做了点儿手脚。但是胡人惊叹的那句话其实一点儿也没错。中原之地藏龙卧虎，罗黑黑只听了一遍胡人的曲子就能准确无误地重弹一遍，其记忆力确实令人惊诧。
　　
　　惊人的遗忘
　　
　　另一则出自于同一本书的故事又讲了一个记忆力不好的主儿。
　　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记性不太好。他初到南皮上任的时候，几个小吏来帮忙判案，由于是初次见面，他问第一个见到的小吏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吏答，王庆!过了一会儿小吏出去有点事，不一会回来了，郭务静见来了一个小吏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小吏很奇怪，答，王庆!郭务静大惑不解自言自语道：南皮这个地方的小吏真奇怪啊!怎么都叫王庆?!
　　显然郭务静记性就不好!跟前面的罗黑黑比起来，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那么同样是人，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何以记忆力的差距会这么大呢?
　　谁是记忆的主人
　　根据心理学家的理论，记忆通常分为三个步骤：编码—储存—提取。其中提取并不牵涉到记忆的好坏，只是第二阶段储存的外化，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记忆力的好坏取决于他对所接触到信息的编码和储存。
　　编码顾名思义就是对外界刺激的转化，把我们听觉?视觉?触觉感知到的东西转换成大脑能够识别的心理形式。编码的形式多种多样，使用频率较高的有听觉编码?视觉编码?语义编码。但并不是每一种编码形式都能对人的记忆产生同样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心理学试验证明：听觉编码和视觉编码远不如语义编码。但假如几种编码能够在一起运用的话，效果将更加理想。
　　对于西域胡人所弹的曲子，罗黑黑用的正是听觉编码和语义编码的混合编码。罗黑黑先是听到了胡人所弹的曲子，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对胡人曲子中传达的意境进行了理解，从而加深了记忆。所以当唐太宗把她从帷幕后面叫出来的时候，她能够一个音符不差地弹奏出来。
　　而郭务静，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确实记住了王庆的名字，但他并没有跟王庆的长相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郭务静在对王庆形成印象时，没有进行理解和深加工，他用的完全是单一的视觉编码。根据心理学家的试验，没有经过特殊加工的视觉编码在大脑中的留存时间顶多只是几十秒。所以他后来没能认出王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记忆的烹煎炸煮
　　
　　到这里好像还不能完全解释记忆力当中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是乐师，罗黑黑的记忆要比其他的乐师甚至比那个技惊四座的西域胡人也要高出一筹呢?
　　这就牵扯记忆存储中的组块问题。在普通的不懂音乐的人看来，那些五线谱之类的东西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音符。但是在懂行的人眼里，这些就是一段一段连贯的乐曲。
　　就好比“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七个字你让不懂中文的老外来记，他可能花费老半天的时间还记不全，但是这话你随便到大街上拉一个中国人估计没几秒钟就能记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为什么?
　　因为在老外看来，这只是七个不同的符号，而在我们这里，这七个字很容易就被进行了深加工，进行组块，北京可以组成一个词块，天安门可以组成一个词块，那么我们所要记忆的七个项目就变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四个项目，这就减轻了记忆的强度。如果理解得更深入一点，“北京”和“天安门”完全可以变成一个组块，因为“北京”最著名的建筑就是天安门，而“天安门”也只在北京。这样，我们所要记忆的东西就变成了三个组块，这就说明当我们对要记忆的东西理解得越深入，我们也将更容易记住，而且形成的记忆痕迹也将越深刻。
　　由此可见，罗黑黑对音乐理解确实到了相当的深度，可能在她那里这些从琴弦上汩汩而下的音符只是几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记忆组合或者根本就是一大段暗合于心的曲子吧!
　　(张心涛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09年第4期 图/李坤)



艺术的力量
作者：郭登望
意林 年11期 字数：845 字体： 【大 中 小 】

　　读过《宋史》的人都知道，王安石和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同朝为官的两人，却在新法的推行与反对声潮中，站在各自的立场，彼此针锋相对。早在变法之初，苏轼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对新法进行了激烈全面的攻击，指责王安石此举会招致国家的败亡。这当然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两人开始互相诋毁，最后发展到王安石不惜编造一个莫须有的乌台诗案，差点令才华横溢的苏轼冤死。
　　就是这样两位势不两立的生死对头，却在苏轼的冤狱平反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苏轼被贬汝州，路过金陵，竟然抛弃成见去拜谒了已经罢相下野的王安石。史书上说两人同游名山，尽论文章学术，互相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俨然是相交多年的挚友。倘从思想上推断，这本应该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敌视的两人有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洒脱呢?
　　我想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同的认知，就是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可以说这是一根看不见的红线，将他们不知不觉牵引到一起，继而产生心灵的共鸣。王安石对苏轼政治信仰上的歧见可谓恨之入骨，不过十分看重苏轼的文才，曾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
　　苏轼也时常写诗作文将王安石揶揄挖苦一番，但是对王安石的人品道德以及诗文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他读到王安石写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时，亦惊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正是因为这种艺术上的共同语言，才促使两人惺惺相惜，摒弃了政治信仰上的干扰。以至于王安石谢世后，苏轼失去知己般十分伤感，特意为王安石撰写了“制词”，内容一改其以往嘲讽的笔锋，多是褒奖之言。
　　艺术是没有界限之分的，哪怕是曾经对立的两方，在艺术面前，也变得一致，这是艺术赋予人类的魅力所在。读到一部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与一个伟大心灵在对话，从中可以寻觅到某些默契的东西。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那样，“政治是过眼烟云，艺术则会永存!”
　　(鲁存辉摘自《城市快报》2009年4月24日 图/小黑孩)



辞宴书
作者：贾平凹
意林 年11期 字数：1014 字体： 【大 中 小 】

　　今晚粤菜馆的饭局我就不去了。在座的有那么多领导和大款，我虽也是局级，但文联主席是穷官?闲官，别人不装在眼里，我也不把我瞧得上，哪里敢称作同僚?他们知道我而没见过我，我没有见过人家也不知道人家具体职务。若去了，他们西装革履我一身休闲，他们坐小车我骑自行车，他们提手机我背个挎包，于我觉得寒酸，于人家又觉得我不合群，这饭就吃得不自在了。要吃饭和熟人吃得香，爱吃的多吃，不爱吃的少吃，可以打嗝儿，可以放屁，可以说趣话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