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果是很多人付出巨大的心力和体力，揽下了一大堆自己用得上或貌似用得上而事实上却无用的东西。有的人甚至会被欲望和愿望所伤，像那些因醉酒和饕餮而死于胰腺炎或别的疾病的人。
　　 多数人会停留在人生自助餐的第一个层面，抢夺、挣扎、恐慌、焦虑地被自己的欲望支配着，被超量的食物折磨着，吃相难看，心态纠结地活着，把生活当成是一种痛苦。
　　 另一部分人，会渐渐明白自己想要什么，量有多大，于是可以安定平和地取自己想要的那一份，酒至微酣、身心不疲地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份美食，并从中获益。
　　 还有极少数的人，明白人生的真谛，他们会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轻捷而优雅地选择自己需要的，然后在柔软曼妙的音乐中，细细品味那份恬淡安详的幸福。这样的人，就把生活，变成一种艺术了。
　　（晓晴摘自《羊城晚报》200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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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病房

作者：路人十六




　　这天，注定是不寻常的。凌晨，儿子出生了。虽然母子平安，但因为难产，需要住院治疗和观察，于是妻子住进了妇产科病房。这是一间三人病房，里面已经住了一位本地中年产妇，我们住进去以后，就还剩下一张空床。
　　 第三天中午，护士来到病房，通知说马上又有一名产妇要住进来，叫我们把东西整理整理。下午两三点，医院的护工阿姨把产妇送来了。这是一对外地农村夫妇，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衣着朴素而整洁，随身生活用品也不多。问他们哪里人，那男人说是湖北。又问生的男孩还是女孩，回答说是女孩。妻子低声说，估计这对夫妇是“超生游击队”成员，现在生了个女孩，恐怕心里不痛快呢。看他们的表情，男人是茫然中有点无奈，女人是失望中显出淡漠。丝毫没有生儿育女的喜悦，似乎印证着妻子的猜测。
　　 按照医生嘱咐，顺产的妇女要先卧床休息1个小时，然后尽快小便一次，这是为了恢复对膀胱的控制机能。但这位农妇的举动出人意料，她躺了不过十来分钟，就起床上厕所，而且不需要丈夫的搀扶。妻子表示很惭愧，她因为难产，生完小孩躺了3天还坐不起来，更别说独自行走了。
　　 趁着农妇丈夫不在的机会，我们问那农妇这是第几胎。农妇犹豫着，说是第二胎。又问，是不是想生个男孩啊?农妇说，是啊，家里男人就想要个男孩。农妇的话像是一种推脱，又像有些沮丧，却丝毫没有埋怨。打扫卫生的护工阿姨接过话头说，看你产后这么快就能下床，只怕不止第二胎吧？农妇没有否认，也不再多说什么。
　　 事实上也看得出来，这对农村夫妇对刚出生的女婴，并不疼爱。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这个病房的另外两个新生儿都是男孩时，我几乎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自怨自艾了。晚饭时分，农妇从床上坐起来吃饭的时候，孩子正好放在身边，农妇顺手拉了下被子，把孩子从头到脚都盖住了。这举动让我和妻子面面相觑。我尽管没有育儿经验，但孩子睡觉时不该把脸蒙住，这是基本常识，而这农妇的举动，看似无意，却似有意，像在掩盖某种令人羞耻的事物。我心里不禁生出一种悲凉。
　　 接下来，似乎又有新的情况在酝酿。晚饭后，护工阿姨进进出出了几次，后来还曾带进一位陌生的本地中年妇女，她们跟那对农村夫妇低声商量着什么。双方的语气冷静且平和。妻子悄声跟我说，估计这对夫妇不想要这女孩，想把孩子送人。我吃了一惊，但隐约听到那位护工和那位陌生的本地妇女，都曾低声提到“营养费”“没有孩子”“这家人条件很好”等等。想来不是空穴来风。
　　 第二天上午，病房里来了老老小小四五个本地妇女。妻子向我示意了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看来这对农村夫妇真的同意把孩子送人了。前来接孩子的女人们，带了些营养品给农妇，又用带来的被褥衣物给小孩换上。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还对那农妇说，放心好了，这家人对孩子很“宝贝”的。你看刚才给孩子买衣服奶粉就花了1000多元。农妇和她男人都没有多说什么，沉默地坐在床边。只是，那农村男人的目光却始终被那孩子牵引着，而那目光，显然只有亲生父亲才有。
　　 不到半个小时，孩子被接走了。这对农村夫妇仍然沉默着，表面淡漠的神情里，似乎又多了一丝无奈。过了半晌，隔着布帘听到点数钞票的声音。也许，这就是对方给的“营养费”吧。又过了一会儿，到午饭时分，他们已经在收拾衣物，看样子是准备出院了。果然，等我吃完午饭再进病房，他们已经离开了。
　　 人的命运真是无常，就像这孩子，注定得不到父母的欢迎。出生才一天，一个孩子和她的亲生父母，从此就各分西东。
　　（周东平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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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泰来的宝藏

作者：照日格图




　　他早就知道家里藏有价值连城的宝藏。大姨妈为了守住这笔价值连城的宝物终身未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姨妈把他叫到床前，交给他一份遗嘱和一把钥匙，告诉他要好好保护她用一生的孤独换来的宝物。幼时失去父母后大姨妈成了他惟一的寄托和依靠。20多岁的他在大姨妈闭上眼睛之前，使劲点头以示他的决心。
　　 年近四十的他，移居到英国伦敦，获得了英国国籍。1979年他继承了大姨妈在香港的财产，一夜之间他拥有了豪宅、金钱和数不尽的古董。他理所当然成了赫赫有名的富翁。两年后，财富再一次眷顾他，英国方面向他发出通知，要他去接受另一笔巨额遗产。原来那些举世罕见的宝物都在位于英国郊区的一个老房子里。几经周折，他终于在庄园的一隅找到了宝藏入口。走近宝藏的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长满稻草和棉花的屋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个个大箱子，没有任何顺序可言；有的木箱上无数的小虫子在蠕动；透过昏暗的光线他打开了靠近门边的几个箱子，发现里面竟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玉器，价值连城的古字画，放射着文化底蕴的青铜器。他的心头开始微微地疼，这些原本应该在宽敞的展厅里接受人们赞誉的古董此刻却像弃儿般承受着不公的待遇。
　　 除了惊喜之外他考虑的东西也多了起来：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公开？一旦消息公开，在异国他乡的他能不能继续自己安闲的生活？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让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决定：从零开始，一边学，一边清理这些古董，让他们重放昔日的光芒。
　　 从那天起，他的生活模式变得很单一：除了三餐时间，他都在阴暗潮湿的老屋里工作，埋头一干就一整天。看着那些古董一件件变得光彩照人，他的心情也格外愉快，忘记了工作的劳累。为了寻找适合这些古董的包装，他天天去找材料，家具城、货物运输场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每次找到合适的包装材料他就如获至宝，蚂蚁搬家一样把它们带回家，再一次潜进阴暗潮湿的老屋继续他的工作。朋友们开他玩笑说，放着豪宅捡垃圾这是何苦?他总是笑而不答。
　　 一个人面对着那些古董反复擦拭、包装、登记已很枯燥，可他承受的远不止这些。在搬运古董时他碰掉了几颗牙，装上假牙后他的工作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加认真；还有一次在搬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时他不慎砸伤了脚，顿时右脚失去了知觉，瘫坐在那里。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右脚五个脚趾粉碎性骨折。从那一天起，家人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却不说话，第二天起床后又走向老屋……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他清理的文物达6万多件，利用这些古董，他能买下英国的一个小镇。
　　 正当他所有亲戚朋友等着变成百万富翁时，他又做出了一个让家人坚决反对的决定：他要把所有的古董运回国内，捐献给国家。那些远离故土多年的古董又一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其中国家三级以上的文物就多达150件。为了凑齐昂贵的运输费，他卖掉了自己的四处别墅。
　　 他叫赵泰来，是我国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曾孙。他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华社书画院、江苏省盐城市博物馆、广东美术馆以及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单位捐出了6万多件古代艺术品，总价值超过了8亿!
　　 有人说他傻，他不语。有人说他不会享福，他亦无语。更有人问他为何在巨大的财富面前如此辛苦，他笑了，一语惊人，他说，那是国家的宝藏，国家的文物，只是在我那里暂时收藏而已。
　　（冯国伟摘自《辽宁青年》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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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雪国度

作者：伊能静




　　昨天一直忙到凌晨四点多，最后离开录音室时，几乎是带着求饶的意味。今天醒来开会，之后再去看医生。医生见到我这个常客，一直摇头。拿了药陪小王子玩了一下，他睡了我也睡了，就这样一直睡到晚上，忽然醒来，才发现睡了好久。
　　 忍不住换上衣服走走，一个人独坐在咖啡店里，喝茶发呆。
　　 从玻璃往外看，雨绵绵地下着。路面显出了霓虹的光，泛着黑色湿亮的沥青。咖啡店里人出奇的多，话语声低低地飘在温暖的空气里，我把随手带出来的书翻出来读，一种渴望远行的情绪，涨得饱饱满满，仿佛如果能搭上夜行班机，我就会不顾一切，什么也不带地离去。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是川端康成的《雪国》，每一次感觉生活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时，就会拿这本书来读。每一次看到这一个有名的文学出场，心里就会泛起一片荒凉却温暖的雪地场景。我是一个很喜欢孤单的人，以前住日本时，常常也是忽然想走，便拿起行囊，带几本书，搭上新干线，没有目的地往前去。前行时我总是一点也不害怕，只是一心一意想见到大雪飘落满地。那种对雪的渴望，莫名的浓重。
　　 总是这样，夏天向往海洋，冬天想见大雪。
　　 我还记得其中一次的远行，当时在日本出专辑，疯狂地巡岛工作了三个月后，我觉得自己只剩下了身体，人的内在全被淘空。
　　 每一次拜访完一家电台、一个唱片行，我和经理人总是在离去时要点头再点头。为了节省时间或费用，我们常常会步行去坐地铁，我的经理人是一个胖胖的摇滚客，留着长长的头发，一脸的络腮胡。总是皱着眉深思熟虑。有一回我和他在京都，做完最后一个电台，两个人决定走回饭店顺道吃京都的拉面。
　　 那晚的路面积着薄薄的雪，在路灯旁的雪堆已经被车子喷起的水渍染成黑色。说了一天的话，两个人都疲惫不堪，他一直在我身边沉默地抽着烟，印第安式样的靴子踩在雪地上，还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京都的街道小而迂回，霓虹看板低低地遮掩着天。经过的小店总有人吆喝着欢迎光临，接着小木格门便嘎吱一声打开。那一天我们两个一大一小缓步地走着，我忽然感觉大胡子和自己很亲，亲得如同家人。
　　 才发现生命里好多擦肩而过的人，现在都失去了音讯。当时以为会一直在一起，所以感谢的话都没多说。
　　 后来我的唱片在日本渐渐卖了起来，我还记得他某一晚醉醺醺地告诉我：“太好了！太好了！小静！每一次我看到你小小的个子走在我的前面，什么苦也不说，我总是很心疼你啊。我常想，你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国度、亲人、朋友，只为了做好自己的梦，我总是想，哪一天我一定要让你有所收获啊。”
　　 我记得那天我们喝了很多清酒，我也醉了。醉了以后我们还一直唱着自己的主打歌，笑闹个不停。
　　 晚上他搭着我的肩走回住处，走着走着我忽然不见。他忙回头看，才发现我掉进一个洞里，一下从他身边消失。他当时笑翻了天把我拉起来，洞很深，我的脚微微擦伤，他拉起我后，我们两个便坐在大街上一边喘气一边大笑。然后他俯下身来看我的脚，我看着他胖胖的身躯困难地弯着，忽然再也忍不住地号啕大哭。
　　 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我的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我一个人走出来的，而是好多好多人在转瞬间给予的。
　　 像跑接力赛一样，我就是那一根棒子。而这些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握着我，奔往前方，准备交给下一个接棒的人。幷且，一直充满信念的，将我带向那个荣光的终点。
　　 这些过往的人如同生命的灵光乍现，在某一段时间，珍爱着我、护送着我，让我一直往自己的梦想走去，替我承担了许多的苦难折磨。
　　（刘文娟摘自《爱的练习本》接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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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顿饭

作者：刘荒田




　　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女死刑犯人的报道，出自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女记者之手。记者获准进囚禁这类生命进入倒数的女犯的牢房，实地观察她们在接受死刑的前夜的表现。所记载的几名女犯，才二三十岁，都是因贩毒而被判极刑的。而她们所以铤而走险，多是因受丈夫或情人的胁迫或教唆。人之将死，言行异于常人，这好理解。但其中一个细节，令我深思良久：一位女犯人，次日一早将绑赴刑场，当晚，她草草吃了此生最后一顿饭，无论记者怎么劝，她坚决不吃美味的冰淇淋，理由是“吃了会长胖”。
　　 女囚徒临死还讲究“形象”，这笑话黑色幽默得过分，让人读了反而想哭。其实，她是活惯了，习惯以活人的逻辑思考，一时疏忽，才想“歪”的。
　　 活着，健康地活着，真好。一早起来，你能狼吞虎咽一大碗麦片，然后在林荫道上跑上两三英里，再来个淋浴。该上班了，你神清气爽地出门去，腿脚轻盈，鸟声清脆。这就是理想的人生。如果在吃冰淇淋时，记起女囚徒的话，却没有“长胖”的顾忌，那么，你完全可以说，“我的人生，好得无以复加”。
　　（玉冰心摘自《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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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作者：葛红兵




　　在新加坡，某日去芽龙，回来的时候实在渴了，买了一瓶可口可乐，一边喝着一边打卡进地铁。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向我们挥手，突然想起来，新加坡地铁里不允许吃东西。看到过罚款的通告，吃东西，罚款1000新元，那是5000元人民币啊。
　　 不过，我想错了，他们不是来罚款的。地铁管理员跑过来，要了我们的卡，在计算机系统里重新做了一下，把已经打进去的卡退出来，然后友善地提醒我们到外面喝完水再回来。新加坡到处是罚款通告，但是，真正被罚款的，我一次都没有看到。
　　 不由想到在国内被一个老太太罚款的情形：那天我在路边刚刚把车子停好。一个老太太立即过来，要罚款10元。而那张关于禁止停车、违者罚款10元的通告，则被她拿在手上。她早早地看着我停车，但就是不提醒我，她似乎是把那张罚款通告当成了收款指南。
　　（青衫客摘自《文苑》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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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蜂群

作者：王子龙




　　父亲躺在木屋中，栖息面山三年，他仍在地面上，背朝黄土面朝天。
　　 面山上几块自家的菜地，月亮菜低垂着脸，豇豆用藤萝向前延伸着，玉米踮着脚眺望原野。那时母亲就像一株向日葵，寻找着丢失的太阳。她说，老头子睡在这里，你们远走高飞，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