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能得到别人对这个秘密的态度和看法。”有网友这样说，“其实，更多的人希望看到别人对自己秘密的反应，在消除了可能泄漏身份的顾虑后，如果自己敲出来的文字能有人倾听回应，是会有一种相知相通的快乐的。”
　　（张克文摘自《扬子晚报》图/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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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花的生活

作者：佚　名




　　勃拉姆斯，被称为“贝多芬之后的最后一位古典音乐大师”，在德国音乐史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崇高地位。人们时常把他与巴赫、贝多芬相提并论，把他们比作“三个主要的支柱”。在百年历史长河中，这位大胡子老人投下了一道庄严的身影。
　　勃拉姆斯对女性一直保持着美好的热爱，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结婚。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传记作家在他死后都做了一番推测，其中有一种说法是，生性敏感的勃拉姆斯在年少时，对他家附近码头边酒吧里的风流韵事，一直留有无法释怀的阴影。然而，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应该是，在勃拉姆斯心中，这一辈子最深的感情是来自对克拉拉·舒曼的爱，但这份挚爱，却因世俗的束缚，只能压抑在心底，因此勃拉姆斯的感情再度被蒙上阴影。可以说，勃拉姆斯和舒曼夫妇之间的情感纠缠，既改变了他的生活，也造就了他的音乐。
　　１８５３年的一个秋日，20岁的勃拉姆斯在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的陪同下去拜访舒曼。勃拉姆斯事先没打招呼就敲响了罗伯特·舒曼和克拉拉·舒曼在杜塞尔多夫的家门。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见，他的音乐再一次成了他的敲门砖。尽管勃拉姆斯的性格拘谨矜持，最热情的友谊却马上在他们之间建立了起来。他为罗伯特·舒曼演奏钢琴，就是那首著名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舒曼眼睛一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大声喊道：“克拉拉，你必须来听一听！”于是，克拉拉也来到了客厅里。克拉拉的微笑，使勃拉姆斯如受电击。那天，舒曼家的客厅里回旋着勃拉姆斯的琴声，在琴声里，舒曼和克拉拉都看到了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的影子，他们感到他的钢琴曲如同“蒙着面纱的交响乐”，他们为此激动不已。
　　克拉拉后来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看见他坐在钢琴前，的确令人感动！他有一张令人感兴趣的年轻面孔。当他演奏时，这张面孔显得美极了。”
　　而舒曼，那天在日记上只记了一句话：“勃拉姆斯来看我，他是一个天才。”
　　这次伟大的会面，成就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情谊，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勃拉姆斯和舒曼，特别是和克拉拉之间，发生了众多的故事。
　　舒曼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荐勃拉姆斯。他们见面的一个月后，舒曼在他主编的《新音乐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新的道路》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勃拉姆斯的才华，使勃拉姆斯的作品开始被德国音乐界广为关注。这位德国作曲界当时的泰斗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个青年，艺术女神和天神都正站在他的摇篮前垂顾。他的名字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而克拉拉则开始在她演出中激情洋溢地弹奏勃拉姆斯的作品。勃拉姆斯成为舒曼家庭的最亲密的朋友。勃拉姆斯深深地爱上了年长他14岁的克拉拉，然而他敬重舒曼，他不愿意伤害恩师，只是把那份恋情深藏在心。勃拉姆斯拜访舒曼的第二年，舒曼因精神病住进了医院，为防止病情恶化，医生禁止克拉拉去医院探望，同时她又怀上身孕，带着6个孩子的克拉拉坠入痛苦艰难的深渊。就在这一段艰难的日子里，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感情也似乎在发生着变化。勃拉姆斯安慰克拉拉，代她去医院探望舒曼。在克拉拉出门演出时，替她照顾年幼的孩子。那两年中，勃拉姆斯的爱和帮助对克拉拉来说几乎意味着一切。１８５６年７月２９日，舒曼逝世。在送葬的行列中，勃拉姆斯和舒曼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一起，抬着舒曼的灵柩走向墓地。舒曼逝世后，勃拉姆斯不能再待在克拉拉家里，传统世俗的目光犹如利剑，从四面八方向他们两人射来。勃拉姆斯离开时，克拉拉送他去火车站。那天，克拉拉心烦意乱，她在日记里写道：“这简直是另一个葬礼。”舒曼去世了，勃拉姆斯离开了，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感情将会何去何从呢？
　　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情谊远远没有结束，它们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几年对舒曼夫人来说是多事之秋：首先她被迫把她大儿子路德维希送往一家精神病院，因为他遗传了他父亲的精神病；然后她的女儿尤丽叶在1872年11月病死了。之后，当她在英国巡回演出完回国后，她获悉了她的小儿子、也是她最有天赋的孩子菲利克斯得了不治之症肺结核的消息。一如既往，勃拉姆斯再一次用音乐来安慰克拉拉。他给克拉拉带去了他刚写好的《雨中歌曲》。这是两组歌曲，由勃拉姆斯的朋友克劳斯·格罗特作词。在其中第一首里，雨滴唤醒了儿时的回忆，歌曲唱到：“这是我在童年时做的梦，那时我的灵魂像鲜花那样自由地呼吸……”
　　在第二首《回声》里，勃拉姆斯把落下的雨水比喻成眼里的泪水。克拉拉·舒曼给勃拉姆斯写信道：“您的《雨中歌曲》日日夜夜在我心中萦绕。对我来说，它的旋律是那样难以言喻地悲伤，使我变得很忧郁。”
　　之后勃拉姆斯在《G大调奏鸣曲》里采用了这些歌曲的主题素材，并且在克拉拉的儿子去世后，把这首奏鸣曲题献给了克拉拉，献词写道：“如果我能在您对他的回忆中留下点东西，我会感到莫大的喜悦。让我诚挚的爱带给您慰藉。我爱您超过世上的任何人或物。”
　　然而在克拉拉写给勃拉姆斯的每一封信中，她都提及她和舒曼的婚姻，这是一种直接的提醒，也是一种婉转的拒绝。实际上，在克拉拉的后半生中，没有什么比勃拉姆斯的关心和爱更重要了。在不同的传记文字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克拉拉曾饱含深情地给勃拉姆斯写过很多信，但都没有寄出；另一种说法是，勃拉姆斯曾写过不少向克拉拉求爱的信，但是全都被撕毁。不管哪种说法更准确，至少它们都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两位相爱的音乐家，无法逾越横隔在两人之间的障碍，他们都压抑着心中的爱情。他们互相思念，互相守望，在爱情的根基上，成长出友谊的绿阴。
　　一边是炽热的爱情，一边是恩重如山的提携之恩，勃拉姆斯面对比自己年长14岁的师母克拉拉，选择了离开，永不相见，用空间隔绝的方式把自己的爱压抑在绝望的思念里。舒曼和勃拉姆斯这两个音乐史上的巨人，对于他们深情爱了一辈子的女人克拉拉都留下了自己的话语。舒曼说他和克拉拉共度了16年“诗与花的生活”；勃拉姆斯则说：“我最美好的旋律都来自克拉拉”。
　　（富珍节选自《聆听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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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哭泣为哪般

作者：徐凤兰




　　电影《哭泣的骆驼》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难产的骆驼妈妈因生了一只白骆驼而拒绝给它喂奶，以致嗷嗷待哺的小白驼几乎奄奄一息。
　　驼妈为什么会这样呢？它是得了“产后抑郁症”。这是由于分娩时荷尔蒙及内分泌大量改变引起的心理反应。产妇会这样，动物也会如此。显然，驼妈是太痛苦了，它不能接受那只长得跟人类的白化病患者一样的“异己”。小白驼的出生，让它的自我认同受到了阻碍。它不喂养孩子，好像在说：我怎么可能生出你这样的“怪物”？！你不是我的！我没你这个孩子！我不要你！
　　母爱是一种本能。有本能的接纳，就有本能的拒绝。
　　驼妈会对那只“异己”的小白驼一拒到底吗？
　　电影中，主人家想尽各种办法让驼妈给小白驼吃口奶，但屡试不成，只好派两个儿子穿越危险的沙漠，去百里之外的城里请琴师来举行感化驼妈的原始仪式。
　　仪式开始了。随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女主人轻扶驼妈，吟唱起来，在蒙古人的长调里，融进了女性的温情和爱意。驼妈的眼睛渐渐湿润，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了下来……
　　它流，我也流。与其说它是被感化了，不如说是音乐和主人，帮它疏导了抑郁在心的情绪，从而安静地接纳了自己的孩子，开始用乳汁喂养它。这是一次典型的音乐心理治疗。
　　有意思的是，这部带有半记录性质的故事片，是由两名慕尼黑电影学院学生创作并拍摄完成的，其中的编导是位女性。在干旱辽阔的蒙古国的戈壁沙漠上，他们完成了全部的剧本创作和拍摄工作，并在多个电影节上获奖。
　　从电影语言上看，这部片子过于简单、缓慢，与炫目的美国大片形成两极。但它有单纯动人的故事。或许，是因为作为学生的主创人员在那只小白驼身上透射了自己，才会在观众中引起共鸣——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曾经遭遇过亲人，特别是母亲的忽视、拒绝和不认同。
　　我想起了女儿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是她两岁后来北京不久发生的。一天我们正准备出家门，她背蹭着小屋的门，满脸幽愤，冲我嘟囔，“丑八怪”。我记得此前不久在奶奶家过年，见到半年未见的女儿时，她也对我嘟囔过“丑八怪”。那时我能看出她的表情是讨好的。奶奶在一旁解释说，那是她在大人议论某著名影星在电视上做的一个广告时学会的一个新词。言下之意，我长得像那位——那能丑到哪儿去？我欣然领受了孩子的讨好。可眼下，她忿忿的，继而口齿清楚地向我指明：“你是丑八怪。”我当即批驳她：孩儿不嫌母丑，你不是个好孩子。这让她的幽愤升了级，小声嘟囔变成了高声的抗议：“你就是丑八怪！我不是小哑巴！”哦哦哦，就因为每次带她出门，谁跟她说话她都不理也不喊人，我说过她，“别一出门就装小哑巴”。她就“记仇”了，在这等着我呢。
　　怎么突然想起这事了？这可能跟梦一样也是有意义的。是影片使我想起了曾对女儿的拒绝，拒不接受她在外面不开口的小哑巴状。是不是对此她至今耿耿于怀？在我看来，她现在还是不主动与外界交往仍是个事儿。
　　以前，每次听到有人夸她长得漂亮，我都会向人解释：她小时候才叫好看呢。有一回，做心理咨询的朋友听了，一言戳到我的要害：你这个当妈的，要让女儿永远漂亮，绝对漂亮，你太要求完美了。
　　不知是她的自我保护屏蔽了来自外界的拒绝与再否定，还是在青春热线做了10年的心理咨询员，我多少已经接受了她的个性和不完美，使她对我也有了宽容。不论如何，想想驼妈的潜台词，就能提醒我，对女儿要少一点有条件的爱。
　　我相信这部影片之所以能感动很多人，是因为小白驼被母亲接受时，每个观众投射的深层的情感需要也终于得到了满足。
　　（王丽娟摘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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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有时只是一瞬间的事

作者：陈凯歌　林　木




　　1969年春天，我离家远行。
　　在我的行装中，有10袋特大号的牙膏，5公斤糖果和一大箱书。糖果后来在亚热带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来大群的蚂蚁。我把糖果放进杯子，冲进开水，我知道这涉嫌杀生，可我的健康需要继续喝这糖水。
　　60年代的中国，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村。
　　17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泪水，车轮转动时，他跟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的尽头。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逐渐变小，直到这时，我才流下泪来。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我抬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空了。
　　火车穿过了8个省、市，4000公里，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4天的火车之后又是4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到达目的地景洪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一直保持到天亮。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砍树，把眼前一切看得到的树都砍倒。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林子里麂子凄凄的叫声，偷偷掉过泪，梦中全是故人旧事。想想天还要亮，心就发慌。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我回家探亲，母亲拉住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我收下，致谢，没好意思告诉他，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大概是1970年底，一位16岁的上海知青砍倒一棵大树，又被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就那么空着。枝叶把他盖住，找不到了。他被压在大树的枝干下面，被砸碎的身体没有出血，蜡一样的洁白。他父亲来了，是一位上钢五厂的工人。来后要我们带他去出事地点看看。问我们：“我儿那刀呢？”老头找出刀，手有点哆嗦：“还砍树不砍？”又拿刀指向大伙儿：“你们可要小心点儿啊。”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哇哇哭了。这下我明白了什么叫劳动人民。
　　有许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树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烟。风从林子深处吹干了我头上的热汗。我和身边的一切没有区别，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在阳光和绿叶之间，我想起受难的父亲、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学和朋友，我的所爱和所恨，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不禁悲从中来。在自然接纳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了下去，沉到它该在的地方。
　　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力量。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人长大原来只需要一个瞬间。
　　（胡建武摘自《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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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

作者：韩　羽




　　墙角处，枝叶掩映中有一个绿油油的肥硕的大葫芦。我们几个老头儿闲扯起来。有的说：“这多像铁拐李背着的盛仙丹的葫芦。”有的说：“《水浒传·火烧草料场》里林冲的花枪挑着的买酒用的葫芦就是这个样儿。”有的说：“这是齐白石的画儿上的。”有的说：“从书本上看到的，一个和尚说：葫芦腹中空空，不像人满肚子杂念，浮在水上，漂漂荡荡，无拘无束，拶着便动，捺着便转，真得大自在也。”
　　过了两天，再去一看，没了。问种葫芦的老汉，他说：“炒菜吃了。”
　　（姜晓岚摘自《当代人》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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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伤风的神童

作者：也　斯




　　9岁那一年，我从农村来到城市，读五年级。一次春季旅行的时候，班上19个同学患了伤风，独有我连喷嚏也没打一个。消息立即传开了。
　　我一再分辩说我只不过是穿了哥哥的大衣，运动得够多或呼吸器官根本迟钝，但没有人相信我。班主任开始把我的座位调到风扇底下，而把脸色苍白的孱弱同学调到角落那舒服的位置；每次有人说冷了，全班同学的目光就转过来，好像我身上穿着毛衣是一件罪恶，于是我只好把衣服拉过头顶，故作慷慨地递出去。没有人相信我也觉得冷的。他们甚至连谢谢也不说一声。每次有视学官出现，主任就推我亮相。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操场和花园可以让人参观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