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雄凭着自己对艺术的敏感，明白眼前这位老人将是非常重要的拍摄题材。于是，便带上相机走过去和老人聊天。开始，老人对他毫不理睬。李志雄并不因为老人态度的冷淡而冷却了自己的艺术热情，通过不断接触终于使他们成了朋友。老人紧闭的心扉对他敞开了，讲了自己坎坷而凄凉的身世；老人还告诉李志雄：有许多红嘴鸥已成为他的知己，他随时都可以把它们唤来。老人还说：去年有一只他取名为“小宝”的红嘴鸥，在他头戴的帽子上反复停落了三次，并不停地鸣叫，不停地在他周围翻飞，但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了，“它这是在向我告别啊！第二年它就再没有飞回翠湖来了！”有一次，老人正在喂鸥，旁边一个打扮得流里流气的男子瞅准了，便伸手在栏杆上捉住了一只红嘴鸥并得意地哈哈大笑。李志雄亲眼目睹：此时的老人如同暴怒的雄狮扑了上去，出手揪住男子的领口，发出了一声雄狮般的怒喝：“给我放手！”在周围欣赏老人喂鸥的人群也纷纷指斥这男子的劣行，男子吓得面如灰土，赶忙放开红嘴鸥，便灰溜溜地跑了……
　　李志雄结识了老人后，就经常到翠湖来看望老人和红嘴鸥，可是不久，李志雄发现有几天没见老人了，心中很是惦念。突然有一天，他看到老人穿着一套簇新的手缝的衣服步履蹒跚地到翠湖来喂鸥。老人很虚弱，坐在翠湖边喂鸥时，身体弯成弓样的曲线。老人对李志雄说：“这几天病了，3天只吃了一碗面，今天觉得好些了就来看海鸥，心里总是牵挂着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当时，李志雄拍完照也没觉察出什么，第二天老人没来，第三天也不见老人，第四天李志雄突然冒出个念头——老人可能出事了！于是，便立刻买了些滋补品去看望老人。谁知已经晚了，老人已在头天晚上离开了人世！
　　老人的屋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6个鸡蛋和一小袋面粉，那是弄来给海鸥吃的。老人的邻居包师傅介绍说：老人平时生活很节俭，他喜欢听京戏，但10多元钱的收音机都舍不得买，只是在包师傅收听京戏时请他把声音放大一点儿。据化工厂退管办的师傅介绍说：老人30多年了从不报销医药费，去世前仅是患了感冒。老人的床前挂着一张很小的海鸥照片，听说那是他花了3元钱请翠湖公园照相的人帮忙拍的。看着这张照片，李志雄禁不住阵阵悲痛：自己答应过老人的两件事，一是要送他一套他与海鸥的全套照片，二是要带他去看海鸥睡觉的地方，因斯人已去而爽约了！
　　回来后，李志雄把为老人拍摄的最后那张照片放大到24英寸后带来翠湖边为老人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很多人都从照片上认出了老人，很多人都在照片上签名，把照片所有空白的地方全部签满了。最奇怪的是，海鸥们在老人遗像前久久地整齐肃立着不愿离开，目睹了此情此景的人们都纷纷落泪。当李志雄和朋友们要拿走照片时，海鸥们都扑了上来，翅膀几乎要扇着人。李志雄和朋友们给老人送行时，好多素不相识的人都赶来了，他们来到殡仪馆，没有悼词，没有哀乐，他们把这张签满了名字的照片放在老人的怀里，陪老人一起化为了灰烬。
　　李志雄为海鸥老人拍下的那组照片，使他夺得了第六届新闻奖“人与自然”金奖。“老人与鸥”的故事随着珍贵的影像便永远留在了人间。每次他把这个刻录的片子放给学生们看时，学生们都会哭成一片。人们怎么能不哭呢？在老人悲怆而压抑的生命历程中，他将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寄托在海鸥这个大自然的精灵身上，他只想回归自然，回归和谐。这位小人物闪耀着人性美光环的人生故事激起了所有小人物广泛的共鸣。
　　（紫霞摘自《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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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境

作者：王　祖




　　我不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它通体黑色，脑袋很小，尾巴却很大，双爪不长，但很粗。大与小非常奇怪地搭配在这只鸟身上，显出一种怪异的美。它落在距狼约一米的一块石头上。狼抬起头望着它，对它的到来显示出了一种本能的警惕。这些天我发现，狼对所有陌生的东西都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不管走到它跟前的是什么，它都不轻易主动靠近，甚至连表情也很冷漠。我想，这只狼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的，对任何东西都要防范，以防被侵犯。比如村子里的人，其实是抱着将它打死的强烈愿望的，如果狼明白，就会知道自己被养在村子里，实际上只是因为主人偶然的一个想法。狼其实更应该明白，如果有什么侵犯过来，虽然自己有尖利的爪和牙齿，但毕竟整个身子都被脖子上的这根铁丝拴死了，无法与侵犯者展开搏斗。说到底，打败自己的武器就在自己身上，一旦出击，便成败局。鸟儿也许已经看出了这只狼身受禁锢，便不怕它了，在它面前恣意妄为。
　　狼似乎不怒也不烦，只是非常冷漠地看着它，任它独自鸣叫。鸟儿似乎缠上了狼，不逗它个尽兴，便不会离去。它抖抖身上的羽毛，昂着头，不停地对狼鸣叫。狼见它没完没了，便卧下，一副不予理睬的态度。鸟儿发现了狼的忍耐背后有一种无奈，便从石头上飞下，靠近狼叫了起来。叫了几声，便旋飞而起，在它周围打转。鸟儿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这种举动很危险，狼只要突然一伸爪子，就能抓住它，但狼没有那样做，只是仍然冷漠地望着它。
　　我等了很长时间，但它们之间仍然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什么刺激的事情。我突然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听不懂鸟儿的语言，怎么能知道它在叫声中表达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出于人的心理，在为它们担心，说不定，鸟儿正对狼诉说着一件高兴的事情呢！这么一想，我顾虑全无，反而感到眼前的一切都美好起来。
　　这时候，鸟儿更接近了狼。一只鸟儿接近一只狼，在行为上显示出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亲近。作为鸟儿，它一定在心灵中接纳了狼，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表现。这种心灵的接纳是通过眼睛完成的，一只鸟儿久久注视着狼，慢慢地，狼在它眼里变得亲切和美丽起来。于是，它要接近狼。
　　但从表面看，鸟儿和狼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在平时，这两个生命都是各行其道，互不接触，只有在一只狼被铁丝拴起来后，一只鸟儿才可以大胆地走到它跟前，并嬉耍和逗弄它，想寻一次开心。
　　如果看到这一幕的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他就会为这只鸟儿害怕。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世界上的美都是被遮掩了的，他对一切都害怕，害怕已有的一切一不小心会被打碎，害怕自己失去现在。当然，他更不会为未来大胆地去拼搏，他疏于设想，他恐惧于理想一类的东西。
　　与之相反的，当然是胸襟宽广的人了。他看到一只狼和一只鸟儿这样相处，就会发现生命互相映衬的美丽，就会看到生命在追求心中的意愿时表现出的勇敢之美，他甚至会觉得生命就应该这样，哪怕前面是坚硬的崖壁，也应该毫不畏惧地撞上去，让生命粉碎成五彩缤纷的花雨：决不后退回去，成为一潭死水。
　　还有呢，比如战斗者，他们甚至可以把鸟儿想象成一个前进的战士，一个去赴死的战败者，一个把生命和理想全部浓缩成意志的刺客；这样的追求只能使自己一去不回，身遭残杀，但人格和尊严却得以突现。
　　最高的境界，是化一切为乌有，把生命置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去，随心所欲，大爱大恨；生和死是一回事，大和小是一样的，“取乎其上，适乎其中”。如果自己面前是一只被拴住的狼，就为它唱歌；如果一只鸟儿飞到自己跟前高兴地唱歌，就耐心地做一名观众，让它感到生命的友好和美丽。
　　整整一天，一只狼和一只鸟儿就这么相处着。我悄悄走开，再没有去打扰它们，它们组成的世界潜藏着什么，谁也不得而知。但它们组成了一面镜子，每个人都被映照在里面。
　　照一照吧，看看你是这面镜子里的谁。
　　（陈璐摘自《狼界》图/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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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之道

作者：韩松落




　　叶凡去世了，我紧紧盯着新闻里这样的字句：“住院期间她到澳门、广西等地演出六七次，最后一次是11月11日在石家庄演出，当时已高烧40摄氏度，但坚持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之前她发高烧，上台前我们用酒精给她强制退烧，她还是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然后就烧得不行了，以致病情转入危急”。
　　已经扩散到了肝、肺、骨头、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让人发狂，可她还要打扮停当，在北方11月的天气里，穿上晚礼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会怎么想？不可理喻？争当“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模范？
　　不！不唱，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此身既不能化为淡青色的山脉，呜咽也不能唤起松涛的合唱，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歌唱，是惟一的自救之道。
　　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惟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惟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惟一路径。
　　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生命，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惟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开花。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惟一能做的，惟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真要仰天长谢，所幸所幸，我们还有这样一条自救之道。就好像，尤瑟纳尔笔下的画家王佛，在即将被皇帝砍头的时候，开始描绘大海，并乘着一叶扁舟从画出的碧海中从容离去。那是神话现实里的保命之道，却也是更为玄妙的人类自救之道。
　　而叶凡呢？如果歌声真有翅膀，她也一定插翅高飞，直上云霄，那是她惟一的自救及飞升之道。
　　（唐正均摘自《安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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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教育

作者：惠正一




　　作为家族企业李锦记的第三代传人，李文达教育子女有一个很独特的方法，就是一有机会便带孩子去参加葬礼。
　　李文达有个朋友是做殡仪馆生意的。每当有送殡的场面，李文达就会带着小孩去看：“我一定要他们去，而且要多去，让他们感受一下人生的无常，并且要好好聆听对一个人的终极评价——‘盖棺定论’。”
　　李文达说，葬礼与一团喜气的婚庆不同，最能反映出人情世故。有的葬礼热闹，有的则冷清凄凉，而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未必能换来灵堂前真心的眼泪。李文达举了一例，某位父亲去世了，儿子再婚生下的小孩前来拜祭爷爷，但却被其他家人挡在殡仪馆外面不许进入（被认为是来争家产的）。在李文达看来，通过这些场景，死者一生的为人处世、成败得失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马树强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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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什么，忘掉什么

作者：林治波




　　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舞蹈家资华筠，都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在一起开会。
　　一天，孙冶方得知资华筠是著名学者陈翰笙的学生，便主动告诉她：“你的老师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并且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我很感谢他。”后来，资华筠把这件事告诉了陈翰笙，陈老却说：“不记得了。”
　　资华筠以为老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了，嗔怪地说：“人家大经济学家称您是引路人，您倒把人家忘记了？”
　　不料，陈老十分认真地说：“我只努力记住自己做过的错事——怕重犯。至于做对的事情，那是自然的，应该的，记不得那么多了。孙冶方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没什么功劳。”
　　一个铭记着自己的引路人，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恩典；一个却不记得自己做过的好事，而只努力记住自己做过的错事。这种情怀与境界，非同寻常。
　　（伊一摘自《生命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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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渔翁

作者：叶　澍




　　清江渔舟是徽州一道明丽的风景线。岸边三户渔家各有一只小舟、数只鱼鹰。
　　商界旅游团前去参观。导游介绍，这三家中一家致富；一家亏损；另一家最惨，鱼鹰都死了，只能停业。
　　商界来客细问原由，导游说：“原因就出于扎在鱼鹰脖子上的细铁丝上，致富的渔翁给鱼鹰捆的铁丝圈不紧不松，不大不小，鱼鹰小鱼吞下，大鱼吐出；亏本的那家的圈捆得过松过大，本可卖钱的鱼也让鱼鹰私吞了；而最惨的渔家自以为精明，把鱼鹰的脖子扎得又紧又小，结果事与愿违，饿死鱼鹰，血本无归！”
　　商界人士听罢，感叹不已：“到底是徽商故乡，处处可闻商道。”
　　（龙雪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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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支点

作者：张鸣跃




　　那年艾克仁32岁，一个国营大厂的团委书记，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妻子，父母在市府机关。他的根基和理想都是鲜红色的，有着饱满的激情和非凡的业绩。正是这种火热与自信，让他在“大鸣大放”中也做了一回旗手尖兵。不久，运动转向，他一下子成了“黑五类”，顷刻之间被打倒了。
　　坚定的信念和倔强的性情让他绝不低头认罪，一连数月的游斗和审讯中，他一直是在唾骂和群殴中抗拒挣扎着，“顽固不化”。于是，对他的最后惩罚就不是下放农村，而是去劳改农场，刑期20年。
　　绝望是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先是妻子与他划清了界限，站在“革命群众”的行列对他狠揭猛批，曾经的恩爱成了“上当受骗”。接着是父母也被打倒，他入狱不久，父母双双自杀，死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他一直幻想着云开雾散雨过天晴，但洪水已淹没了他的一切，理想，业绩，爱情，家庭……那天，他第一次哭了。
　　还不止于此。在监狱，由于他还是难以低下他“清醒”的头颅，成了严管对象，干最粗重的活儿。与他同舍同列的犯人，大都是一般刑事犯，素质低劣性情野蛮，没人理解他的“信念”，只把他当做神经质的怪物，而他在狱中争斗方面是绝对的弱者，就成了被捉弄和殴打的对象。这才是生命最底线的惨遇，和这些犯人没理可讲，往往是被打得死去活来，管教查问之后，倒是他有了一大堆反改造的严重罪错，百口难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