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一位被逼为娼的姑娘走路时总下意识地撩起裙脚,避开秽物、择地而行。他告诉我们,有一种“清洁”在她内心,但无法表达,无从表达,因为这时的她已被剥夺正常的表达的权利,一切意欲证明自己的表达,在他人异样的目光里都只能转为更大的污蔑。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以大的悲悯。
有人总喜欢将污糟推给别人以衬出自己的清洁,他不知道这样做时,其实比别人更污糟,因为他留给自己并且炫耀不已的,只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清洁”。
那姑娘被逼无奈,这些自以为是的先生们却是处心积虑地标榜。
我也想赠他们以大悲悯。
(孟希雅摘自《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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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掉那颗蛀牙
作者:秦素衣
她是恨全家人的。
她在家中的地位很尴尬,姐姐比她漂亮,因为想要儿子,父母坚持还要生,结果还是女儿,后来,又生了弟弟,弟弟当然是最得宠爱的。父母的理念就是,闺女是要嫁出去的,是与这个家无关的,能养着你们就不错了。姐姐不吭声。她嚷:“凭什么?要不就别生我!”结果挨了打。
那时,她就发誓,她要报复所有人,她将让他们知道她的厉害。3个孩子中,她的学习是最好的,因为,没有别的地方突出,她就拼命地学习。小小的心,长满了恨,恨是一个芽,很快就茁壮成长。
她内向,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抱着书,关在自己屋里,即使看书,母亲也要嚷,不要费电了。于是,她去邻居的窗下,借着光,可以看到半夜。她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坚强到不会掉眼泪,全镇只有一个考上县里高中的,她就是这唯一的一个。父母不想让她去读,读高中太费钱了,而且还要住校,吃饭一个月就好几十块,她说:“我不吃那里的饭,我带饭,带馒头,可以吃一个礼拜。”
终于去读了。竟然觉得无比自由,一周回家一次,然后带够一周吃的馒头。冬天还好,馒头不馊,夏天,有时馒头馊了,可是,她舍不得扔,还要吃掉。吃到拉肚子,一趟趟跑厕所,她从来不哭。
整整3年,她始终是学校里的第一名。
高考成绩下来,她是状元,去北大读书,整个县城都轰动了。所有人都说,看人家,吃了3年干馒头,照样上北大。
去了北大以后,她仍然内向,打好几份工,为的是不要家里一分钱,每次要钱的尴尬她记得清楚,而且,她冰冷,内心拒绝温暖,怕别人算计自己。
整整4年,她把自己交给了书本,以最好的托福成绩考到美国公费留学,整个县城又轰动了,这是那个小城中第一个到外国留学的啊。可是,她没有回去,没有给父母撑那个虚荣的面子。现在,她是自己的了,与他们无关。
去美国之后,她还是一个人,无人交流,内心一片空白。没有亲情的感觉,不相信男人,她的世界,只有她自己。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你太自闭,而且内心里充满了恨。有恨的人,必定不快乐,你应该学会去爱,只有爱,才能拔掉那颗蚀了你心灵的蛀牙。她呆了,是吗?有这么严重吗?
一向是别人对不起她啊,所以,她拒绝和他们联系。半夜,她第一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母亲居然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来,叫了一声“妈”之后,母亲就哭了,哀号着,哭着骂着,叫着父亲的名字:“他爹,二妞来电话了,二妞来电话了——”父亲接了电话过来,叫着:“妞妞,妞妞……”什么也说不出来。再接着,姐姐和弟弟都跑了过来。声音哽咽着,好像她恩赐了他们什么。放下电话,她发了一夜的呆,第二天,又发呆。本来有了绿卡的她决定回国。
是一刹那决定的,回国!
多少年没有回家了?她带着大包小包,所有人的礼物全有。下了飞机,直接打出租车回老家,一进门才发现:家,老了,破了,两棵老枣树还在,正在开花,有淡淡的芬芳,那个爱发脾气的母亲正在树下择韭菜,满头白发了,那个喜欢打人的父亲在脏兮兮的椅子上躺着。抬头看到她的时候,父母的眼神都是慌乱的,伸开两只手,不知要干什么说什么了,好像她是天外来客——她太洋气了,与多年前那个瘦瘦黑黑的小丫头判若两人!甚至,母亲扑过来后,站在她面前,没敢抱她。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她叫了一声:“妈!”母亲哭着,抹着眼泪。她以为自己足够坚强,以为不会再流眼泪了,但父亲过来抱住她说:“孩子,回来啦?”她的眼泪,到底出来了。
她把带回来的钱给大家分了,父母一份,姐姐一份,弟弟一份。父母养老,姐姐能买城里的房子了,弟弟要开个超市,这下,也有资金了,做完这些后,她居然感觉到那么幸福。
拔掉了那颗恨的蛀牙,原来可以如此快乐。
(强子摘自《爱情婚姻家庭》图/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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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门里的父亲
作者:许永礼
儿时,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叫聪明的笨人。说有个农人新买了条扁担回家,横着进不了屋,竖着也进不了屋。农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咔嚓,他把扁担拦腰折断,这回顺利进屋了。
起初,不能领会这则故事的寓意。想那门若宽大些,岂不省去很多周折?父亲却说,真正的智慧属于简单而淳朴的人,他们往窄门里去。宽大的门,进出方便,却纵容了人的惰性。窄门里是冷清的,坚持孤独的人并不多;宽门里人气很旺,却千人一面。
其实,父亲所说的是一种生命态度。一种做人做事的恒心与方法。宽门与窄门,隐含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应该说,这则寓言已被父亲注入了全然不同的内涵,同时,也被他重新诠释,引申了一生。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父亲选择了“窄门”。他是个医生,当年,被打成“右派”,遣送至一个偏远的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一个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变成了一个背着药箱,穿行在田头、村舍、百姓人家的“赤脚医生”。那时,一个年轻、漂亮的上海籍护士出现了,父亲心里亮起一盏灯。自然,这个护士就是我的母亲。
父亲的医务室里终年飘浮着药物的气味,那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嗅觉。父亲每天为排着队来看病的患者诊治,开药,批假条,遇到病情严重的病人,需拆一块门板,叫上四个壮劳力,抬去十多里外的总场医院就诊。
惟有夜深人静之时,人都散了,父亲燃起马灯,捧着厚重的医学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即使食不果腹的日子,父亲也没有放弃英语和法语学习。
父亲害怕“运动”。有一次,他的书籍和笔记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付之一炬。那以后,父亲仍坚持读书写作,只是变得尤为谨慎。母亲让他把笔记写在纸片上,裹上报纸,封存在自制的土坯里。“土坯”日积月累,后来成了父亲的书稿。在饥饿,惶恐,看不到尽头的岁月里,父亲一字一句读着,写着,藏着,孤独的坚持里,惟有文字是一盏温暖的灯。
1980年,我父母双双平反,我们一家返城。很快,父亲成了医院远近闻名的外科第一把刀,他出了四本书,都在医学界深受关注。如今,父亲已年过七旬,仍常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
不久前,作家余华在谈到他的新作《兄弟》时,说了一段话,竟与父亲不谋而合。他说:我最初构思《兄弟》是一部10万字左右的小说,可叙述统治了写作,篇幅超过了40万字。写作就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
(晓晓竹摘自《贵州都市报》2007年12月5日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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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棉鞋
作者:张爱玲
在外读书,都是身在异乡的异客,中秋节放假,却回不了家。
到清华的房中坐,见她床上放着一双手工缝制的棉鞋,白底儿黑面儿,鞋口压了一圈儿某种动物的毛,绝对老式不好看,但也绝对暖和。
我问:“你的?”
“我的,妈妈做的,舍不得穿,想妈妈时就穿在脚上,刚刚还在地上铺了报纸,走了好一会儿。”
“你妈妈多大年纪了?”
“59。我妈妈过世七八年了,鞋是过年她给我做的,穿上它我就不想妈妈了。”
她轻轻笑了笑,我却转过身哭了。
(春丽摘自《张爱玲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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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手虽然小
作者:李亚丹
对于生活,她从来没有怨言,或许有,但从不让我们知道。
她生于1954年。翻翻历史书,知道那个年代仍有饥荒。到5岁,竟不会走路,受到兄弟姐妹的排斥和父母的漠视。
那一年,她20岁,长得小胳膊小腿,但眼神倔犟。每天走十几里的山路去生产队干活儿,总是拿最高的工分,然后偷偷到饲养所的煤炉上熬中药,昏黄的烟雾中,有个青年朝她咧嘴笑。生产队开大会,她坐在老人中间,一双小手快速地织着毛衣,心无旁骛。其他女孩子系着红纱丝巾,请那青年讲一段评书。那青年一回头,记住了她穿的那件青灰色涤卡上衣。
他牵着她的小手,订了婚。1977年,他考上了大专,读书去了。她在老家,每月三元两元地寄钱给他。三年后,他们结婚。第三年,生下我,再过五年,生下弟弟。
他们之间是否幸福?是否有爱情?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们常常吵架,因为他赌钱,酗酒。民政局也去了几次,弄不清到底是谁在签字时退缩了。我和弟弟也怨恨他,怨恨这个争吵不休的家。等我们都长大了,才明白他的不安稳是出于对生活的失望和寂寞。
1997年,我读初三,他们双双下岗。她用小手一镐一镐地锄地,对于生活,她从来没有怨言,或许有,但从不让我们知道。继而,我读高中、大学,弟弟一路跟上,日子说不出的苦。她去向人家借钱,小手颤颤的。这些年,这双手的骨节已经突出,青筋已经暴露,但她包的饺子依然好吃,她的脸上依然挂着笑。
上班的第一年,我给她买了一枚金戒指,爸爸一反往常的古板,亲自给她戴,卡在骨节那里,好不容易才戴上去。她微微笑,跟亲邻好个炫耀,像是忘记了所有的委屈和苦难。
每次离家,这双手总是把我抓得很紧。车开了,它依然在冰天雪地里挥动。是的,就是这双手,曾经将我的屁股打得红肿,但在受委屈的时候,我依然愿意把泪流满面的脸深埋于这双手中。
今天我有点儿不舒服,我多么希望这双手能摸摸我的额头,说:没事的,妈妈在!可是,在这个离家千里的出租屋里,只有我自己,和一道惆怅的阳光。
(云舒摘自《武汉晨报》2007年12月2日图/陈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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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间是不会停滞的
作者:黄 磊
他手腕上戴着一块很别致的表,第一次见面时我便注意到,因为表盘上是一张照片,他和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而整个的背景是天空般的蓝色,十分醒目。
不用猜便知那是父亲与小孩。真是个好爸爸,我看到时暗自想着。
第二天,我在拍摄现场,他举着剧本到我面前说着要拍什么,我点头响应着。当他转身要离去时,我搭讪道:“这是你的女儿吧?”他略迟疑了一会儿,似乎没听懂,答道:“这是我的小孩。”我暗笑香港人听我的普通话真是吃力,于是再补充道:“我知道,我是说是女儿吧?”这一次他有点儿不高兴了,没好气地说是个儿子。然后他又有几分愧意地抬起手腕对我补充道:“这是我儿子。”旋即转身走开了。我心想这个父亲真怪,如此疼爱儿子,时刻将他戴在手上,却不愿与人分享,不以此为骄傲……或许香港人多数如此,比较西方化,少与人沟通,不像传统的中国人,将孩子作为共同话题的开场……现在的科技真是有意思,照片可以印到手表上,许多的事情都可以个人化……哎,不知如果让我有一块这样的手表,真不知晓将谁印上去……我开始漫想了起来,这似乎只是我每天生活中的无数片段之一。
几天后,我再次到他的B组拍摄(我们有A、B两个组),开工路上我们前后排坐着,我坐在女主角(一个香港演员)的身边。他转过头对我们说今天是你们的感情戏,坐一起可以熟悉一些。于是我们几个闲聊了起来。
他的手扶着车椅,正好就搭在我面前,那块别致的手表随着车的开动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随口又赞叹了一句他的表,当我正想继续问他“孩子几岁,上学了吗”的时候,我感到莫名的一种气氛,全车人都似乎静止不动,但似乎又都在侧耳倾听,女主角更是用怪异的眼神望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退出了我们的谈话。我不知缘由,认为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一件事……
“这是我的小孩,他现在在天上。”他镇定地说,“我把他印在手表上,这样就可以时时地看到他,想念他。”
接下来大家又开始聊天,我故作轻松,双眼一直凝望着他的表情,他滔滔不绝地聊着他的T恤是如何自己制作的,上面的画属于什么流派,文字有什么样的含义。
车快到了,他再次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似乎是看时间,然后对我说:“把他印在手表上,因为时间是不会停滞的。”
(白惠摘自《十七楼的幻想》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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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说,有奇迹发生
作者:徐 涛
{一}
酒酣耳热之际,爸爸又开始了他一千零一遍的吹嘘,吹嘘对象是宴席对面老同学夫妇和他们青年才俊的儿子,吹嘘内容自然是我——他的宝贝女儿。
“我们悠扬厨艺可是相当不错,喏,这桌上大半的菜肴,我吃下来,可都没有我们悠扬烧得好!”
我正在跟一只大闸蟹奋力“搏斗”,闻言低下头去:半年来我可是只进过一次厨房,并烧煳了一碗蛋炒饭。
对方爸妈已经听得眉开眼笑,也说起了他们儿子:“到底是女孩子,我们震宇就不喜欢待在家里,他喜欢户外运动,擅长打网球和游泳……”
爸爸赶紧接过话头:“哦,那跟我们悠扬有很多共同语言,她也喜欢游泳,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市游泳比赛呢。”我的头更低了,为了我那游泳池里的狗刨水平。震宇妈妈却好像对我越看越中意了:“瞧,悠扬还害羞了,我就喜欢这样文静腼腆的姑娘!”
爸爸很得意:“我们家教很严,悠扬晚上回家从来不会超过九点钟。”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很少交到朋友,根本无处可去。
爸爸接着说:“她大学上的是复旦外语学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法资公司,做法语翻译。”我几乎要晕倒,他为什么不干脆说我就是尚雯婕,翻译水平位列上海前五?
我是在法资公司不假,做的只是行政助理工作,法语只会说两个词——“谢谢”和“您好”。
我头快低到桌子底下去了,我看到桌面上那个大汤碗里,映出了对面那个震宇礼貌而又隐忍的微笑。显然,这个晚宴和晚宴上的我,并不是他期待的。
{二}
我没想到会在这个场合见到震宇。这是个大型室内游泳池,我套了一个大救生圈,正在儿童区和一群小不点儿刨水。
震宇看到我的救生圈,扬扬眉毛:“你是带着它参加游泳比赛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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