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构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斓的象征，而哈维尔则投入了政治的实验，三者都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布拉格真让人嫉妒。
　　哈维尔说他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石景琼摘自《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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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逐的建筑师

作者：侯但丁




　　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建筑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悉尼歌剧院”。但是，如果再追问一句，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是谁?恐怕没什么人能说得上来。其实，它是一位丹麦设计师约翰·乌特松的杰作。但令人惊奇的是。自1973年悉尼歌剧院落成之后，约翰·乌特松竟然至今仍未亲眼见过它!
　　悉尼歌剧院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构思兴建的。1956年起开始向全世界的设计师公开征集设计方案，共有230多个方案参加了竞标。然后由一个4人小组进行筛选。小组成员之一的著名美国建筑师沙里宁到达悉尼的时候，其他三人已经对所有参赛方案进行了第一轮筛选，乌特松以海贝和帆船外形为灵感的设计方案由于太过怪异，根本不像一个歌剧院而不幸落选。但是进入第二轮的所有方案都难入沙里宁法眼，于是，他决定再仔细查看一下已经被淘汰的方案。乌特松的设计方案就这样被沙里宁从废纸篓中又捡了回来。在沙里宁的极力主张下，乌特松的设计方案最终战胜所有竞争对手，成为悉尼歌剧院最终的建筑方案。
　　但好事多磨，乌特松的这个方案虽然极为新颖华丽，但建造起来却非常困难。工程技术人员光是计算怎么建造歌剧院的10个大“海贝”，以确保其不会坍塌就花去了整整5年的时间。而工程的预算更是一加再加。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想，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为歌剧院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由于工期的耽误和成本的耗费，导致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下台。反对党上台后坚决要求修改设计方案，乌特松与州政府激烈争吵，最后不得不于1966年与悉尼挥泪告别，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再未踏上澳大利亚国土。
　　当时歌剧院工程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完成，之后几位澳大利亚当地设计师被请来重新设计歌剧院的室内部分。1973年，悉尼歌剧院终于建设完成，但在当年10月举行的落成典礼上，主持典礼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甚至连乌特松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之后的5周年、10周年、20周年的隆重庆典上，乌特松的身影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历史总是公平的，澳大利亚设计师设计的室内部分阴沉而冷峻，其野兽派风格与歌剧院犹如扬帆出海的船队的外形大相径庭，悉尼政府终于决定找乌特松对歌剧院室内部分进行重新设计。1999年，乌特松在悉尼市政府的请求下设计了悉尼歌剧院的西柱廊，乌特松的儿子和女儿也参加了对歌剧院内部的重修工作。
　　2006年，在悉尼歌剧院完工之后，乌特松对歌剧院最初的构想才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伊丽莎白二世也在西柱廊落成典礼上对乌特松表达了迟到的敬意。只可惜，已经80多岁高龄的乌特松还是没能亲眼见上一次这件代表了他一世荣誉的传世精品。
　　
　　(玉冰心摘自《新人文》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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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也爱当赌徒

作者：方舟子




　　几年前我陪一位同学参观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意外地遇到其大礼堂正在举办科普活动。两位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剑桥大学的霍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索恩先后登台演讲。他们谈到在1975年两人曾打赌天鹅座X—1是否含有黑洞，赌注是输家为赢家订阅杂志。霍金打赌它不是黑洞。在1990年有较充分证据表明它是黑洞之后，霍金认输，为索恩订阅了一年美国色情杂志《阁楼》，据说让索恩太太大怒。
　　这次打赌显得很低级趣味，但是打赌其实是科研传统的一部分，一直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草创之时。1600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去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工作，分派到的活儿是根据第谷的天文观察数据确定火星的运行轨道。开普勒跟第谷的弟子隆哥蒙塔努斯打赌说用8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工。我们不知道赌注是多少，我们知道的是开普勒输了：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找到了答案。
　　在此基础上，开普勒归纳出了行星绕太阳运行的三条基本规律。但是开普勒三定律只是对行星公转现象的描述，它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奥妙?1684年，英国著名建筑师雷恩获悉牛津大学的哈雷和胡克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后，打赌谁能在两个月内从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三定律，谁就可获得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为此哈雷到剑桥大学拜访牛顿，想从牛顿那里讨点儿招数，却意外地发现牛顿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公开发表。在哈雷的劝说下，牛顿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并由哈雷出资出版——这就是伟大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只不过该书出版时已是1687年，已过了雷恩的悬赏期限。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都能找到著名科学家相互打赌的例子。但是，这个传统在20世纪被发扬光大了。20世纪几项重大物理学发现都伴随着打赌，甚至一项研究还不止一拨儿人在赌。例如，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预言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至少有三拨儿人为此打赌，其中包括大物理学家费曼，他以50美元比1美元打赌宇称守恒。第二年费曼就认输了：吴健雄等人用实验证实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预言，杨、李也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奖。
　　有人接受打赌是为了暂时堵住别人的嘴。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施瓦兹听说丁肇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跑去找丁肇中求证。丁肇中矢口否认。将信将疑的施瓦兹跟他赌10美元。施瓦兹走后，丁肇中立即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我欠了施瓦兹10美元”。丁肇中的确发现了新粒子(即J粒子)，但是他想做仔细核查后再公开这个发现。两个月后，丁肇中就给了施瓦兹10美元，因为他获悉里克特领导的另一个研究小组已独立发现了该粒子，不能不公开了。两年后丁肇中与里克特分享诺贝尔奖。1988年，施瓦兹自己也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他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赌注增加到200美元。
　　生物学家的赌性丝毫也不逊于物理学家。有两个科学打赌纪录都是生物学家创下的。一个是参赌人数的纪录。2000年冷泉港“基因组测序与生物学”会议上，与会者打赌人类基因组究竟含有多少个基因。少至25947个基因，多到312000个基因，都有人猜。当时只要交1美元就可参赌，2001年赌注增加到5美元，2002年又增加到20美元，因为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完工，猜中的可能性增大了。2003年打赌结束时，共有400多人参赌，总赌注达1140美元。2003年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毕，结果出乎意料，人类基因的数目比所有打赌者猜的都少，可能只有21000多个。猜基因数少于3万的三个人分享了总赌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起人沃森(猜73210个基因)和主持人柯林斯(猜48011个基因)都参加了这次打赌，但都赌输了。
　　另一个是赌注金额的纪录。2001年1月，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流行病学家奥尔散斯基和爱达荷大学动物学家奥斯塔德为人类的最长寿命打赌。奥斯塔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在2000年出生的人会有人活到150岁(迄今为止的长寿纪录是122岁)。奥尔散斯基见到采访后，打电话和他打赌现在活着的人不会有人能活到大于130岁。赌注是吓人的5亿美元。结果要等到2150年1月1日才能揭晓。当然，到时候赌金只能给赢家的后人。两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各拿出150美元作为种子基金，他们相信这笔钱在150年后将会涨到5亿美元。看来应该先去和他们打赌是否有一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会和今天的津巴布韦一样(达100500％)。
　　打赌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本来与最讲理性的科研格格不入。没有人真的相信靠打赌能解决科学问题。那不过是为科研生活增加点儿趣味，为饭后增加点儿谈资，或者是为了吸引媒体的关注而已。那点儿赌注也无伤大雅。像国内的科学妄想家那样动辄赌上大笔钱财，甚至要和人赌命的，则闻所未闻，也让人不忍心去应战。当然，他们也早已偏执，不会认赌服输的。
　　
　　(吴伟勇摘自《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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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思想工作

作者：岑　嵘




　　努尔人是生活在尼罗河畔的一个原始部落人群，牛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牛背上的寄生者”。在碰到婚丧嫁娶需要宰牛的时候，努尔人会把牛单独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做它的思想工作。他们亲热地拍着牛的脖子，大致意思是说：牛哥，你看阿花就要嫁人了，她是你看着长大的啊。我们决定把你宰了，不知你有没有意见……好，不说话就是没意见，你真是舍己为人的好同志……
　　我不知牛是怎么想的，按牛的思想觉悟最多是“想杀就杀，别跟牛爷来这套”，或许牛脾气上来要和你同归于尽。因此，这样的思想工作也是一项危险且艰巨的工作。
　　我读书的时候脾气也和牛相似，初中班主任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虽然他从没想过把我宰了，但工作总是进行得很不顺利。有一次，他终于放弃了努力，扬言要把我带到校长室开除。校长室在五楼，校长是个同奥威尔《如此欢乐童年》中“翻脸”一样的人。走到二楼时，班主任看看我，我也看看他。又到了三楼，我仍然不吭声，他开始有点儿紧张。到了四楼，他的脚步明显放慢，开始头上冒汗。我望着他，忽然放声大哭，说再也不顶撞他了。班主任擦着头上的汗如释重负，当场在楼道里释放了我。
　　很多年后我读到经济学的博弈论，忽然觉得当时的这场思想工作简直是一道关于“囚徒困境”的典型命题，如果我不让步，那么这差不多是最坏的不合作博弈；两个倒霉蛋一起到了校长室，我自然会成为顽劣的典型，而我那个老师，也会被校长看成一个连小屁孩都管教不了的窝囊废。而且，我敢保证，他比我更害怕见到校长。
　　我当时是哭了，这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毕竟化解了危机。而且那时我还小，还没读过洛克的《论宽容》，也没读过伯里的《思想自由史》，我不会说出什么很体面的话为自己辩护，况且，做思想工作从来就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特权。
　　但这个世界并非人人像我这样会妥协。大约在1690年的西班牙，一群异教徒被反复教育之后仍然冥顽不化，于是教会决定把他们都做成奥尔良烤翅。在架起的火堆前，教士再一次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21个男女异教徒竟迫不及待地争相往火堆里跳。思想工作比烈焰更可怕。
　　我当时只是在四楼，看得还不够远。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忽然明白，一个盛行思想工作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缺乏思想的时代。
　　
　　(月汐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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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奔

作者：张悦然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在长大之前，可以找到一个可心的男子，和他一起私奔一场。从知道这个词开始，就觉得它非常美妙。“私”的隐秘，和“奔”的狂野，是这样冲撞的交合。
　　记不清在多少篇小说中，曾写到过私奔的情景。写过那么多次，写得那么纵情。是因为直至长大，我都未能私奔一次。
　　我的中学。就是我在小说中曾描述过的，那个在哥特式教堂的对面，隔街就是一座大学的老校园，那是我们的乐园。傍晚时我们走到学生宿舍尽头的白桦树林，看到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坐在残缺的石头椅子上。面对一条肮脏的小河。拥抱和接吻。他们的爱情感动了我，可是我的疑惑是：他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不私奔呢?
　　在每周上交的作文本的最后几页，我开始偷偷地写私奔的故事。就在这座沉闷的校园里，周一升完国旗，英俊的升旗手和美丽的护旗手，白手套都没有来得及摘，背起装满衣服和食物的书包，就上路了。虽然故事写得很凌乱、随性，但潜意识里，是希望那位优雅的语文老师可以看到，并且赏识。可她非常粗心，一直没有发现。
　　初二念完，我和女伴靓靓坐火车去海边。我们并排躺在旅馆里煞白的床单上，睁着疲倦的眼睛，不肯睡去。这一场远途春游。因为瞒着父母，骗了一点钱，事先做过充分的谋划而变得刺激起来，简直被视作一场伟大的私奔了。我们相约等到高中毕业的时候，要和两个男生再私奔一次，去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我们都不懂得爱情，以为那是一种和自由、流浪、挥霍无度紧密相连的神奇能量，所以必须私奔。私奔是这种能量的爆发形式，惟一的，必需的。
　　初三的寒假，我和临班的男生坐在白桦树林，面对结冰的小河亲吻。我希望可以吻得久一点，直至被经过的老师抓住。我们将受到惩罚，被驱逐，最后只有私奔。我向男生说了对私奔的向往，他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恐惧，很快用一种成人的口吻说：事情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要做很多准备。我想也没想就说：那么就开始准备吧。
　　这场恋爱，是以准备一场私奔为继续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去哪里，背包里要装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还设想了路途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买了地图、指南针，他有一只容积可观的登山包，到时可以派上用场。我们还特意去了一次火车站看列车时刻表。
　　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只是打算去南方。没有确定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直至初中生活结束。我们安静地分开。最后一次见面，私奔的事只字未提。可是不提这件事，两人几乎是没有话题的。面对面干坐，希望这个下午快点过去。放在书包前层口袋里的指南针，原本是打算还给他的，也没有拿出来。
　　毕业后不久，我们的校长和副校长就私奔了。校长四十三岁。是非常好胜、专制的男子。副校长，那个已经四十六岁的女人，美丽优雅，但神情恍惚，上课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扶眼镜。他们双双辞去工作，弃下伴侣和孩子。离开了这座城市。有与他们相熟的人，曾收到过寄自浙江某个小镇的包裹，上好的茶叶和清洁饱满的无花果干。据说是在镇上的中学教书。这是发生在那年夏天里。最振奋人心的事。我许多次回到学校，校长再也不会昂胸站在门口，过问植物的长势，检查学生是否都穿了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