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一盏一盏地熄了，星星一颗一颗地稠了。天地、时光、牲畜、鸟儿、猫以及那些把脑袋贴在地上的狗，和人们一样，都沉入到睡梦中。
　　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夜晚是醒着的。
　　我十六七岁时的一个春天，我家刚刚搬到村子南头的新居里。那是一座土屋，墙用新泥搪过，屋里的地面用榔头狠命地捶打过。有一天，我弯腰在床底下潮湿的纸箱里找书时，竟发现地上钻出一根拇指粗的绿色树芽来。我没理睬它，心想床底下的东西难道还会成就出什么气候来?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也没想过那棵就长在我床底下的树芽。第二天早上起床，我伸手去床里边摸衣裳的时候，摸到一个又光又滑的东西，我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蛇呢!定下神来一看，竟是那棵树芽，绿绿的、嫩嫩的，顶梢拳头一样没展开的地方，裹着一层滑腻的胎液。这鬼东西，一夜时间竟长得比我的床还高了。我睡着了，村庄睡着了，但它醒着。如果不理睬它，说不定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会发现自己已经浑然不觉地睡到了它长成的树枝上了。
　　我钻到床下拔掉了它，原来它是从那棵泡桐树的根上长出的新芽。那是一棵高大的泡桐，原来就长在我放床的地方，盖房时嫌它碍事就把它锯了，又挖地三尺，刨出它深藏的树根，没想到它还会靠那些残根冒出树芽来。
　　在那间屋子里，在那张床底下，我曾一次又一次地拔掉过许多冒出的绿色树芽，直到几年后，当我拔得有些不耐烦时，它终于不再冒出新的树芽来。我想它终于还是睡着了，那棵泡桐树的灵魂终于睡熟了，或许是永远睡着了。
　　前年，老家的那座土屋坍塌了，家里人也没理睬它。不料在我以前放床的地方又长出一棵树苗来，而且一个春天竟然长到了丈余高。我很惊讶，心想已经十多年了，以为它已经睡熟再不会醒来了，但它依旧醒着。几滴残雨几缕风，它又长成了一棵树。
　　牲畜睡了，我们睡了，村庄睡了，世界睡了，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睡熟时却醒着。在鸟儿喃喃梦呓和我们呼呼打着短促的鼾声时，它们仍然在醒着，生长着，打量着这个世界。
　　泥土是不会睡着的，灵魂是不会睡着的，时光是不会睡着的，在我们沉沉睡着的时候，它们还醒着。
　　我终于明白，即使在我们已经睡熟或沉睡的时候，总有一些东西在大地上醒着。
　　(云舒摘自《第二课堂(高中版)》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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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号床的那个男人

作者：朱　砂




　　从第一次踏进这间病房时起，我便有些讨厌3号床的那个男人。
　　男人姓苏，30出头的样子，穿一件皱皱巴巴的短衫。男人是本市菜农，城市扩建后被征了地，用补偿款开了一家沙石料厂，阔绰的出手与邋遢的外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暴发户。
　　男人大大咧咧的，说话时声带上像是安了喇叭，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每天坐在桌边大快朵颐，真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爱吃肉。而且，每天中午只要一吃完饭，他便当仁不让地把挨着窗台的那个空床据为己有，人往上面一躺，两分钟不到便鼾声四起，给人的感觉这儿不是病房倒是他的家。
　　与3号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号床的那对母子，极少说话，总是安安静静的。女人患乳腺癌，刚刚手术。儿子上小学，男人靠种地和养些鸡鸭过活。男人极少来探望，更多的时候是那个男孩守候着母亲。男孩很懂事，主动包揽了整个病房里的热水供应。
　　1号床的桌上基本没什么水果，偶尔有个苹果或一两块西瓜，母子俩也是推来让去的。有时男人会带些从街上买的卤肉来，女人总是先埋怨男人乱花钱，然后把大部分肉夹到孩子的碗里。
　　一日，男人来探视时竟带了一小袋炸蝉蛹来，黄灿灿、香脆脆的。男人给我和3号床各抓了一把，一屋子人嚼出了满嘴的香。尤其是3号床的男人，像发现了新大陆般，一再恳求1号床的男人帮自己弄点儿，说自己在饭店里吃过这东西，25块钱一盘。却没这个新鲜，只要能帮着弄些来，自己愿意按一元一个买他的。
　　1号床的男人笑了笑，没说什么。几天后，1号床的男人果然又弄了些来，3号床如获至宝，非要给对方27块钱，1号床的男人不肯收。3号床的男人硬是把钱塞给了男孩，并且说自己就喜欢吃这口儿，只要是新鲜的，有多少要多少。1号床的男人没在意，男孩却把这话放在了心上，一到傍晚便跑到医院后面的树林里去挖。男孩很勤奋，最多时一晚上竟能挖到二三十个，3号床的男人总是照单全收。有了这项收入，1号床的餐桌渐渐丰盛起来，中午时男孩会为母亲买上一个肉菜，几个应季的水果，晚上再加上一袋鲜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多月，一天，男孩悄悄地告诉我，3号床的男人吃蝉蛹上了瘾，现在有两个小朋友在帮着挖，他按每个2毛钱从小朋友手里收来，卖给男人。
　　我惊讶于男孩的聪明，也为他能找到这样一个赚钱的途径而高兴。婆婆出院时，我把亲友送的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留给1号床，女人不肯收，我谎称车小，再跑一趟还不够油钱，那女人才接受了。从医院出来，刚走了几步，远远看到3号床的男人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径直走进路旁的灌木丛中。及至走近，我才发现，他倒掉的竟是蝉蛹!男人抬头，见是我，尴尬地笑了笑：“买得太多。”
　　“那你还买?”我疑惑地瞅着男人。“嘿嘿……”男人挠了挠头，露出一脸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腼腆，“看那一家怪不容易的。大忙咱也帮不上，添个菜钱还是有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接济着1号床的病友。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在这个男人粗糙容颜的背后，竟有一颗如此细腻而温软的心。
　　(梓溢摘自《辽宁青年》图/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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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耳环的人

作者：李欣伦




　　他来自西班牙，三十四岁，光头，但后脑勺却留着一小撮头发。他说，头发是他的日历，每回旅行前就去剃个大光头，方便旅行。等头发长了，约莫就是返家的时候。
　　他的手极巧，善于制作耳环、项链等饰品。他总随身携带简便的工具，没事就将铜色、银色的金属线扭成复杂、精致的花纹和几何图形，独特又美丽。很难想象，那些轻巧的饰品出于一个大块头、看起来很“重金属”的男人之手。他偶尔在旅途上零售作品，赚取微薄的旅费，但多半当成礼物，送给偶然相遇，而后半辈子再也不会见面的旅人。
　　他打算这么活下去：旅行，做耳环，头发长了就回家。他在西班牙工作了十年，他说，那么拼命地赚钱去买房子车子、养孩子，坐卧在毕生的心血里安逸地微笑和衰老，真是疯狂。
　　(冯国伟摘自《联合报》200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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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下山，回头看

作者：李家同




　　前些日子，我去了叙利亚南部，因为那里有一个小村落，村落里仍然讲阿拉美语，这是耶稣在世时所用的语言，我相信这里一定可以找到一些与耶稣有关的事迹。
　　果真，我在一座小教堂里发现他们的弥撒用阿拉美语。我虽然不懂阿拉美语，但我知道弥撒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可以知道现在在念什么经文。当神父念《天主经》的时候，我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
　　教堂非常小，石头砌起来的，在一个偏远的山谷里，四周只有几户人家，但是他们自称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堂。这座教堂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小灯教堂”。为什么叫做小灯教堂呢?神父说不出来，但是两千年来，这座教堂晚上必定点一盏灯，现在是用电灯了，过去用的是油灯，可以想见这座教堂必须有人每几个小时就要去加油，因为灯是要亮一整夜的。为什么要整夜点一盏小灯，神父又不知道，他说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传统。
　　我在教堂里四处张望，发现了一幅壁画，这幅壁画中，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有一个小男孩泪流满面地拉着耶稣的衣服，他们好像在对话。画下面有两行字，我看不懂那些字的意义。神父替我翻译，原来这两行字是小男孩和耶稣的对话。
　　小男孩说：“耶稣不要走，你走了以后，谁会照顾我们穷孩子?”耶稣说：“太阳下山的时候，回头看!”
　　小男孩的问句，我可以明了，但耶稣的回答却使我困惑不已。我当时的感觉是耶稣答非所问。
　　我问神父，这是什么意思?他也不懂，但是他相信这一定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幅壁画就永远地被保存了下来。每过几年，他们总要修补一下。
　　我走出教堂，仍然想着这句话的意义。想来想去，想不通。天色已经昏暗，太阳快下山了。教堂建在一座小山上，山的一边面对着海，一边是一个很美，但很荒凉的山谷。我有了一种冲动，要到山顶上去看日落，因为山不高，我一下子就走到了，也看到了太阳在海平面上慢慢消失的景象，当时我忽然有点儿害怕，因为我发现我是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天黑了，我会不会完全迷路呢?
　　我想起了耶稣的话——“太阳下山的时候，回头看!”我回过头去，发现山谷中虽然没有很多人家，但是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那座教堂的灯也亮了。
　　我不害怕了。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有那些人点灯，我就安全了。太阳将光和热带给了世界，但是太阳下山以后，仍然有一些小灯，用它们微弱的力量，带给世界光和热。
　　我终于懂了，耶稣在安慰这个穷孩子，他可以放心，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些善良的人，继续做耶稣在世时所做的事，使这个世界有一些光，有一些热。那位壁画中的小男孩一定也有同样的顿悟的，虽然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但他一定做了一个好人，尽量地帮助周遭的人。他也一定四处劝告朋友，大家都要像一盏灯，无论灯光如何微弱，很多人都会靠这一盏小灯生活的。也许，这一座小灯教堂就是他造的。
　　我离开了叙利亚，我永远不会忘记小灯教堂。我们都应该扮演小灯的角色，至少要使我们周遭的人不再害怕黑暗，不再感到寒冷。
　　(邓伟明摘自《联合报》200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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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眼睛

作者：三　毛




　　1982年冬天，经过北极，转飞温哥华，抵达了大约生存着1200万人口的墨西哥城。初抵墨西哥的大都会，又可以讲西班牙语，心情上欢喜得发狂，因为不需再用英语了。
　　对于某些女人来说，墨西哥风味的衣饰可能完全不能适合于她们。可是在台湾，就齐豫和我来说，民族风味的东西，却好似是为我们定做的一样。
　　抵达墨西哥，不过是一场长途旅行的首站，以后全部中南美洲都得慢慢去走。而我，身为一个女人，完全忘掉了这场长途旅行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就是买东西。
　　当我走在墨西哥城内所谓的“玫瑰区”时，被那些披风、衬衫、裙子、毡子弄得发狂，一心只想尽可能地买个够，至于能不能带着走，谁又去想它呢。
　　于是，我在挂着布料的小摊子之间穿梭，好似梦游一般东摸摸、西探探，迷惑在全然的幸福里。这种滋味，在一般百货公司陈列的衣物中，是找不到的。
　　好在买的衣物不是棉的就是麻的，它们可以折成很小，也耐得住皱。买了一大包东西，不死心，再跑到帘子后面去试一件衬衫。当我穿好衣服，拉开布幔，跑去照镜子的时候，一双深邃含悲的大眼睛，从镜子里注视着我。
　　我转身，看见了那个专卖铜器的摊位，在那摊位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年。我盯住他看，眼神交错了一下，彼此笑了笑，可是即使是微笑着，那个少年的黑眼睛里，还是藏着伤悲。
　　他的摊子，完全没有一个人驻足。
　　看了一下那堆铜器，打量了一下它们的体积，计算了一下行李的空间，这样，就狠心不去看他了。不行，再怎么美吧，也不能买。太占地方了，除非把刚刚买下的衣服全都丢掉。少年的那双眼睛，在那半年艰苦的中南美之旅中，没有释放过我。只因没有买下那个摊子上的铜器，使我背负了那么重的歉疚感一站一站地走下去。
　　半年之后，旅行已到尾声，重新回到墨西哥城去转机回台。我发觉，如果咬一咬牙，手提行李还可以再加一两样东西。就这么欢天喜地地往“玫瑰区”去。半年了，那个摊子还在，那双少年的眼睛，一样含悲。
　　我挑了两只紫铜的壶，没有讲价，快快地把钱交给这个少年。那时，我的心，终于得到了一点点自由。我走了，走时，忍不住回过头去，再看他一次。这一回，他的那双眼睛，仍然躲着一种悲伤，于是我想，他的哀愁，和买卖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因为这一回头，我反而更难过了。
　　(寒江雪摘自《我的宝贝》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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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给予的生命

作者：上善若水




　　走过小巷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集贸市场。有卖菜的、卖早餐的，还有一些卖廉价衣服和小孩子的塑料玩具的摊位。这些摊位大多在地上放一块布，把出售的商品堆在上面，任凭感兴趣的人翻来翻去地挑选。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对这些是熟悉的，而又是发自内心地不屑的。如果不是要来找那个孩子，他也许根本不会再到这种与自己身份不符的地方来。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布铺成的摊位，上面摆着一些从一个模具里面用石膏做出来的天使，摊主正在熟练地把石膏灌入到模具中去，等待着新的作品成型。
　　有孩子要买，家长同意了，问了价格，两元钱。摊主拿了刻刀，说可以在天使的像上刻上孩子的名字，那个孩子看着摊主认真地刻着，嘴角露出了无邪的笑容。他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还躺在医院里，因为化疗头上黝黑的头发日渐稀疏，孩子很少笑过，他知道那是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带来的痛苦。他心里一动，买了一个天使，准备给孩子带回去，然后当面把他的名字刻上去。
　　他的孩子幸运地找到了与自己符合的配型，但捐献者是个18岁的残疾孩子，生下来就双腿扭曲得像两根麻花。当初他愿意捐血是受到了电视新闻宣传的影响，但现在找到他后，他却冷漠地拒绝了。钱已经加到了50万元，可这个残疾的孩子对钱似乎没什么概念，他不知道50万元可以在这座城市买套敞亮的房子，不用再和父母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还可以坐着轮椅在阳台上看风景。
　　他这次来是最后一次努力，他想给那个残疾孩子100万元——对，用100万元的代价来拯救自己孩子的性命。他把那个天使拿在手里，向着那个几次被拒绝的小屋走去。
　　小屋还是那样潮湿、阴暗。那个残疾孩子坐在轮椅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头发蓬乱，瘦小的身体让脑袋显得很大，这对脖子来说显然是个负担。他慢慢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企业家。
　　“这是你给我带的吗?”残疾孩子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他指着那个造型粗糙、不怎么美观的天使问。
　　企业家点了点头。他想：不如把这个天使送给他，也许会让他改变一些主意。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使。”企业家用谈判时的手法说。他在屋子里找到了一把放在窗台上的剪刀，然后开始认真地在天使的雕像上刻这个残疾孩子的名字。
　　孩子兴奋得嘴唇和身体都颤抖起来，他似乎看到了最美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