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企业家把雕像递过去的时候，他一把抓在手里，眼睛瞬间明亮起来，似乎拿着的是一件无价之宝。
　　这个残疾孩子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企业家孩子的性命。企业家带着孩子和钱再次来到残疾孩子家里，想表示对他的感谢。残疾孩子把那个天使放在了家里最明亮的窗台上，旁边还放着块湿布，他每天都把它抹得干干净净。“你送给我这个就够了。”他哽咽了一下接着说，“除父母外，你是第一个把我当成天使的人!”
　　(陈璐摘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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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应试

作者：木　愉




　　大儿子第一次参加美国的州统考时，居然为了获得考试资格而颇费了一番周折。
　　那年，他读小学三年级。按照州规定，读到三年级，就要参加州统考了。正好这个时候，我与他的班主任S有个家长会。之前，我跟
　　妻子商议，见面时，要问问她如何帮助儿子备考。可见了她，问及州统考的事时，她却有些喜气洋洋地说：“你们的儿子不用参加统考了。”好像不让儿子参加考试，倒是我们占了便宜似的。我们听了啼笑皆非，就像被人扇了一耳光后，却又听到她说“我爱你”。该不是儿子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学校作出这个决定吧?问S详情，她却推说不知。
　　第二天，妻子打电话去问校长，得到的回答让我们感到深受刺激。
　　原来，学校为了顾及学校的平均成绩，会建议一些学生不参加州统考，大儿子就这样为了学校的名誉上了那个黑名单。其实，儿子成绩一直还好，在学校寄回家来的成绩单上，他的成绩一直在A之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个S)还一度让儿子到走廊里去自学，因为课堂里教的内容对于他来说太简单。
　　所以，听了校长的解释，妻子怒不可遏。问是谁决定让儿子上这个黑名单的，校长答：“当然是S老师。”我跟妻子商量分析后，觉得S老师和学校一定是以儿子的姓氏为准，认定他是外国人，英语不好，所以才决定不让他参加这场关乎学校声誉的考试。
　　其实，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花了高昂的学费送他到城里最好的幼稚园接受教育。老师和校方也不好好调查，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外国小孩，把他划入另册。退一步说，即使他从外国来，剥夺他考试的权利也是很荒唐的。往大处说，是违宪；往小处说，是不公平。
　　于是，我们决定上告，并且已经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
　　我们将电话打到本郡教育总监那里，可惜没有找到他，只好给他留了言。
　　就在我们蓄积了怒火和精力，要大战一场时，事情却戏剧般地发生了转折。
　　从给总监留言到校长亲自打电话来，只过了一天的时间。校长说学校已经决定让儿子参加考试了。他还道了歉，但我们感觉只是敷衍了事。
　　此事就像兴奋剂，让我们对这场考试格外重视起来。妻子四处找复习资料，辅导儿子备考。
　　考试在经历了3天的时间后，终于结束了。我们问儿子考得如何，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焦灼地等待了好久，我们生怕成绩不理想，自家丢了脸面，也给学校以后再倒行逆施提供根据。
　　当我们在地方报纸上得知成绩已经公布到学校后，妻子马上打电话询问。妻子问：“听说州统考结果已经出来了。可以告诉我我儿子的成绩吗?”校长回答：“不行，我们得等到期末。”妻子央求了半天，对方终于松了口：“他的数学成绩是750分，语文是680分。”妻子不知这两个分数意味着什么，于是接着问：“满分是多少?”校长冷冷地回答：“750分。”妻子又问：“你校的最高分是多少?”对方又像机器人一样答道：“数学最高分是750分，语文最高分是680分。”
　　显然，儿子已经是学校的状元，但是，校长却回避作出这个结论。
　　之后，我们又是上网查询，又是打电话给本郡的教育办公室。得到的回答是，在全郡十多所小学的考生中，只有5个学生的数学得了满分。儿子的英语成绩也进入了全郡的前20名。
　　我与妻子那几天就像进入了幻境一般，原来只是希望儿子顺利过关，却没有料到他一蹦，竟蹦了这么高。
　　S老师和校方私下里是否也会大吃一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当初也许是疏忽，也许是偏见，我们不想去探究。沉浸在喜悦的情绪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好?
　　后来，S老师也开始对大儿子另眼相看起来，甚至还抽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去看了他的钢琴演奏会。
　　虽然好多年过去了，但那场风波还是像刚刚发生一样。风波的缘起和结果，像一场戏剧给我们带来震惊，也给我们带来光荣和骄傲。
　　(冯国伟摘自《侨报》2007年1月18日图/毕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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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叫喊着

作者：张爱玲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她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她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她告诉她附近哪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
　　(丁强摘自《私语》花城出版社图/傅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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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亡为友

作者：冯　仑




　　我有一个朋友，在做生意之前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公务员，岁数挺大才开始下海。下海前他做了一件事情，给自己修了一个坟，一有不顺或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坐在自己的坟前，想着如果他死了，会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有时候他把这比为抬棺出征，鼓舞自己的意志，发誓说死了也要拼这一口气。目前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好，成为当地很大的一个房地产企业。
　　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母亲去世得早，他跟他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他一有困惑就搬个板凳、披个棉袄坐在母亲的坟前去想问题，跟母亲去谈，谈他的痛苦，谈他的想法，谈他想做的事情。这样让他透彻地感悟到很多人生，感悟到很多现世的道理。
　　死亡对于活着的人更有意义，它是人生的朋友，也是人生的导师，不知死，焉知生?
　　(钧天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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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牵手

作者：清扬婉兮




　　风来了。城市的风，从各条巷道各个角落匆匆奔至，厮绕纠缠，拥挤一如街道上的车和人。
　　母亲在看。看马路对面那家“大自在佛具店”，那是她想去的地方；看眼前的车水马龙，那是她必须穿越的一个阵。这条马路，北端斜斜伸向一条河。南头最近的十字路口也得走一刻钟。所以，母亲别无选择。
　　母亲来自伏牛山，那里满眼是绿树青山和各色庄稼，没有这么多的车和人。母亲说，车真多，这人咋都在街上呢?山村的路多是土路，坑坑洼洼，歪歪扭扭，近些年修得像模像样了，但也没有这么漂亮。母亲说，路真宽，真平，能照出车影儿了吧!
　　但这美丽的路，母亲显然不敢过。她站了许久，左右张望，没有一辆车肯为她停一停脚步。我就在母亲身边，我想牵上她的手，亲亲热热走过马路，像别的母女那样。可是，母亲不看我，只看着马路，脸上有淡漠，还有倔强，如我幼时看惯的样子。而我，也一如幼时，只能看着她的手而已。牵手，于我们母女，生疏至旁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在故乡那个小盆地里，多的是大山小山沟沟坎坎，多的是黄土地乱石滩，惟独缺乏温情。那里的孩子与田野上的花花草草，与满地跑的小猫小狗没有两样，都是望天收的自然生命。大人们忙大人的事，孩子们玩自己的，即使有时被指使干点儿大人的活儿，也没有手把手教这回事。也有被母亲拉了手扯回家的，但大抵是挨打的前奏，与牵手的柔情毫不相干。
　　在那些母亲中，我的母亲又是个性最刚强的一个。她幼时失父，战乱年代携一弟一妹颠沛流离，稍稍大些就开始帮我的外婆撑起家门。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她嫁的是连看也不愿多看一眼的人，只能忍受着外人的嘲谑勉强度日。国家提倡婚姻自主后，她顶着依然保守的乡民们的诋毁，受着族中长辈们的谩骂，毅然与我的父亲重组家庭。父亲长年在外，她独自应付生产队的活儿，抚养我们姐弟五个，还得照应外婆一家人。白天干强壮男劳力的工作，晚上在油灯下纺棉、织布、缝衣服、做鞋子……再苦再难也要让家人体体面面地立于人前。长期的生活磨砺，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母亲有了刚强的性格，也有了自己的一套处世方式。她克己，律己，做事力求完满，绝对不让人挑出错来。对自家孩子要求尤其严格，甚至于苛刻，只要与人发生争端，千错万错都是自家孩子的错，不问缘由先打骂一番。所以，我们都很怕她。
　　我是老小，据说挨打最少。尽管如此，即便是跟了母亲去谁家吃酒席，我也是小心地跟在她后面，亦步亦趋，诚惶诚恐，生怕一不小心出了差错。对于母亲的手，我只能远远观望，暗暗揣想，牵手，那是梦里也不敢企及的，不招来一顿责打就已经很是满足了。
　　那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切似乎理该如此。今天我却有些伤感了。母亲已经七十，我也不再是那个跟在母亲身后的小女孩了，岁月把一切掩埋在一个叫做七里坪的地方。
　　也许有些事已经改变了，在我所看不见的地方。譬如，父亲去世后，母亲偶尔流露的脆弱；譬如，这两年母亲渐渐显出的温情。老一辈的感情表达是典型中国式的，花落不闻，水流不动，深潭一般波澜不惊。
　　母亲的手就在眼前，青筋暴露，皴皱瘦削，老人斑星星点点，或隐或现地昭示着苍老。这样的手，今生我还能再牵几次啊，还迟疑什么呢?我伸手过去，两寸，一寸……将要触到时，我的女儿喊了她一声外婆，母亲回过头来看向人行道。我的手偏离了方向，就势搀住母亲的胳膊，心里同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咋了，咋了?母亲一边问我的女儿，一边使劲甩开我的手，用惯有的语气说：哎呀，干啥呢?没事儿，我没事儿!
　　母亲还是那个刚强的母亲，我怅然若失。
　　……
　　现在，母亲的手就在我的手中了——那手干瘪粗糙，刺刺的，但是很温暖，是血肉相连的那种暖，一直暖到心底最深处。我的右手牵着年迈的母亲，她的身体半倚着我，脚下亦步亦趋，正如一个需要扶持的孩子一般。我的左手牵着年幼的女儿，那是母亲和我血脉流向的又一个，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牵手的幸福却已满满的了。
　　现在，我要过马路了，牵着我的母亲的手走我们的路了。真希望这马路再宽些再远些，让我牵着母亲长长久久地走下去，走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走出她艰辛粗粝的人生，走出一段细腻温情的晚年。
　　现在，现在……我说不下去了!秋日的暖阳里，我突然想流泪：可是，母亲啊，我情愿你不牵我的手，情愿依旧随在你身后，只要你依旧是那个倔强有力从容前行决不后顾的年轻的母亲!
　　(薛小玲摘自《散文百家》图/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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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和女儿

作者：甘　心




　　我认识这个老人。他生活在偏僻的胡同里，住的是一座很旧的楼房。在这里他和老伴及女儿生活过很多年，他常常在回忆中咂摸当年的快活，像他翻破了的相册里存留的记忆。
　　老伴走了以后，他老得更快了。这是一个急躁的城市，只有他有太多的空闲无法消耗，可女儿总是太忙，他也知道不应该过多地占用女儿的时间，现在的年轻人讨生活都不容易。
　　女儿结婚后就从这里搬出去了，后来她离了婚，他在替女儿伤心之余又有点儿庆幸，满以为她肯回来和他同住，但是没有，女儿在外边租了房子。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生活在这个贫穷的小胡同里。女儿总是期望过上更富裕舒适的生活，她羡慕虚荣浮华。她没有错，可他没有能力给她。
　　他不能够照顾自己。女儿每周来看他一次，给他带来一周的食物，放在冰箱里，他每天就靠取用这些食物来维持生命。他盼着女儿回来，可是她来了总是风风火火，说不上几句话，就急匆匆走了。
　　他不敢下楼，他太老了，走在狭窄的老旧昏黑的楼梯上，天知道会不会摔下来，他不敢给女儿添乱，老老实实每天待在屋子里。
　　在他的窗户外边原来有个街道幼儿园，看孩子们嬉闹是他最大的娱乐。后来，这个幼儿园因为条件差、规模小，被教育部门勒令停办了。曾经的喧闹消失了，他更加孤单，一个人趴在窗户上看那些和他一样陈旧静默的蹦蹦床和旋转木马。
　　上次女儿来的时候说她又要结婚了，这次她找了一个外国人。听说他比女儿大了很多，兜里有不少钞票，他要带女儿出国。老人没有办法，他不能阻止女儿追求幸福。
　　临走前，女儿得给他安置个合适的地方。她已经联系好了，打算送他到市郊的养老院去，听说那里的条件不错，老人不愿意到养老院去，这里有女儿有老伴的味道，离开这儿就好像离开自己的根一样，可是他不敢违抗女儿的意思。
　　临去养老院的前一天，他跟女儿商量，能不能到街上转转去，跟一起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们告个别。女儿答应得很犹豫，她没有时间陪他，出国的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妥呢，要是他走丢了怎么办?
　　“不要紧，我把你的名片放在口袋里，找不到路了我就求人家给你打电话。”女儿同意了。
　　老人很高兴，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下过楼了，走起路来脚底下有些虚晃。
　　老伴先走了，女儿也要走了，这一走就带走了他的希望。唉，人为什么要老呢，却又老而不死，就像一台废旧的没有任何价值的机器，只能成为人家的累赘。
　　阳光晃得他眼晕，他有一种喝多了酒一般的迷醉。他慢慢走着，想他这一生，他曾经年轻、英俊，喜爱运动，曾经是厂里的篮球中锋，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
　　出来时间不短了，再不回去女儿会担心的。他慢慢转回身走向那条生活了多年的胡同。一个年幼的孩子哈哈笑着从他面前冲过，后面追着另一个稍大一些的孩子。他们冲得太突然了，在老人对面的马路上驶过来一辆汽车。
　　这一切太突然了，老人来不及摇头叹气，他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篮球场上，豹子般敏捷地冲过去，孩子被他抱起来抛了出去。老人被汽车撞飞了，重重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