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常常纳闷：他们家的衣服是什么料子，怎么就那么耐穿呢？
　　一次，去他家里玩，看见伯母正在做衣服，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伯母当时正做的是伯父的一件冬装，基本已经收尾了。我看见她把衣服翻过来，在袖口、肩头这些易磨的部位上用同样的布料打成了双层。她用的是最小的针，同色的线，在衣服里面一根一根地连着丝挑缝，打好之后，外面是看不出一点儿痕迹的。
　　伯母告诉我，这是内补丁。
　　“你干吗不等破了再补呢？”我问。
　　“等破了的时候，衣服已经下了多遍水，颜色早就旧了，补丁的颜色太新，就会很扎眼，不好看。先把补丁补上，让它跟着衣服一遍遍地淘洗，到时候就一点儿也不显了。”伯母说着笑了，“你伯父的习惯也很好，出门做活儿都是两件外套，一件道儿上穿，一件活儿上穿。”
　　怪不得。伯母看起来是一个很木讷的人，整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心思——对衣服，也是对孩子们和伯父。而伯父也让我讶异，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粗人，没想到却是这样的体贴和疼惜——对衣服，也是对伯母。
　　伯母亲手织成的那些内补丁让我明白：爱的意义绝不仅是那些甜美的言辞和激情的举止，它可蕴涵和表达的太多了，而它的质量也决不受环境和对象的限制。在何时何地，这都是让人幸福的宝贵财富——即使是在那个满是补丁的年代，即使是在我贫如清水的家乡，即使是在我田野一样质朴的伯父和伯母身上。
　　这些厚暖的内补丁，这些坚韧的内补丁，这些隐形的内补丁，这些融进我们血液的内补丁，就这样沉默地填充着我们生命的黑洞，让我们不会被风吹冷。
　　它是我们的心衣。
　　（好客人摘自《广州日报》图/连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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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的腿

作者：刘东伟




　　那个歹徒的脾气很怪，他抢了十几个包后并不离去，而是狂傲地冲乘客们说，你们都是一群胆小鬼！被抢的乘客惭愧地低下头。事实上，当他们看到歹徒满脸横肉、眼露凶光时，他们都怯懦了，有人甚至主动把包送了上去。
　　歹徒晃晃雪亮的匕首，冲乘客们喊：都下车！下去！
　　乘客们一个一个往车下走，最后，连司机也被赶了下去。
　　歹徒站在大家面前，不住地吼着：真是胆小鬼，一群胆小鬼！都给我蹲下！
　　乘客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往下蹲。歹徒目光一转，发现有个人一直笔直地站着。那是个身形瘦小的中年男人。歹徒奔到他面前，吼道：“蹲下！气死我了！”
　　歹徒将匕首在那人眼前划了几下，而那人眼皮连眨也没眨。歹徒挥着钵大的拳头，朝那人头顶砸去。但是，那人神色如常。
　　拳头悬在了半空。歹徒说，你装什么装？你是不是知道斗不过我，索性不和我斗？
　　那人淡淡一笑，说：“你真以为我没有胆量吗？”口气中充满了嘲弄。
　　歹徒暴跳如雷，脸上青筋突突直蹦，吼道：我身材比你魁梧，我不会和你比摔跤的。你说，你有什么可比的方式？只要你能证明比我有胆量，我不但饶了你，还丢下这些皮包，从此再不抢劫！
　　歹徒的声音像打雷一样，轰轰直响。
　　这时，远处开来一辆列车。那人目光一亮，突然跨上几步，把一条左腿横在轨道上，朝歹徒说，来吧，和我一样做。
　　列车轰鸣着逐渐逼近，歹徒脸色苍白，瞳孔张大，缩小，张大，又缩小，终于，脑袋垂了下来。他以前自以为胆量过人，甚至多次在光天化日下作案，原来遇到的都是一些懦弱者，现在他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他胆量大的人。
　　你赢了。歹徒软软地说。
　　那人淡淡一笑，收回左腿。
　　等列车呼呼地开过去，歹徒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将抢来的皮包都归还了乘客，临走，还丢下了那把匕首。
　　我会重新做人的！走出很远了，歹徒突然举着双臂，大声叫着。
　　长途汽车继续启动了。
　　车上，乘客们不住地向那人道谢，纷纷赞扬他的胆量。
　　到了车站，那人站在车门前，对乘客们说，我让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他挽起了自己的左裤筒。乘客们大惊，原来，那是一条假肢。
　　乘客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脸色开始明朗，有人甚至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说，你小子，怪不得胆子这么大。
　　那人淡然一笑，下车而去。
　　事实上，他自己知道，几年前，在刚才的出事地点，也出现了刚才的一幕，他也是选择了那种方式，将一个狂傲不可一世的歹徒震慑住了。
　　只是那次，他的左腿是真腿。
　　（石景琼摘自《合肥晚报》2007年10月4日图/潘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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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像

作者：王鼎钧




　　如果安放在纪念馆的胸像忽然说话，定是你永生难忘的经验。回忆起来，那天的事几乎就是如此。
　　夏季常有这样的好天气，气温三十五度，浮云蔽日，海风习习，扛个木架摆在路旁做小生意的人都出来了。有个中国人占了一小段地方，架起他替丘吉尔画的像、他替玛丽莲·梦露画的像，打开一把椅子。你如果坐上他的椅子，他就替你画一张，使你感觉足与丘翁玛姐并列。
　　起初，我没有看见那画家，也没看见丘吉尔和梦露，我的注意全被一尊胸像吸住。当然，我是说令我立即联想到胸像的一个人。他的两臂，在我们的T形汗衫所及的地方截去。大腿，除去和臀部相连的部位，也就所余无几了。他大概是在一次大手术后变成这般模样。但他完全没有憔悴，完全没有消沉，死去活来的大手术并未断丧他的元气和信心。他还年轻，不但胸部肌肉结实，脸上眼里也流露锐气。
　　他坐在那里被画。他是坐在自己的轮椅上。那中国画家认真工作，一言不发。一个腰短腿长的美国佬，裤带歪在肚皮上，在旁跟被画的人说话。那胸像的眼珠在动，胸肌在微微起伏，嘴唇开合，语调清朗流利。那作画的人一言不发，只是抬眼低眉，手不停挥，眼镜的镜片闪闪，纸上的铅笔簌簌。不久，他们就有了小小一圈观众和听众。行人若非特别匆忙，不能不停下来看铜像怎样离开大理石的基座，现身街头成为血肉之躯。
　　失去四肢的青年毫不介意有人看他，他既未兴奋，也不自卑，倒是作画的人有些紧张起来。他正在仔细描绘残缺的部分，他好像为自己的残忍有些不安，说不定还因为他所画的并非丘吉尔而略感羞惭。被画的人频频以自己勃勃的兴致感染他，“他画的是全身吗？”“是，全身。”“对，我要全身，要你把我所有的肌肉都画上去！”我的天！所有的肌肉！
　　他画得真不坏。他拿着画像让他的顾客欣赏，折叠起来，放进轮椅上的一个袋子里。他依照顾客的指示，颤抖着，从那完好的胸脯上取出钱来。然后，那青年用牙齿操纵一个特制的开关，开动轮椅，梦一般消逝在秋风里。
　　（石景琼摘自《中学生阅读》图/孙胜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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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

作者：夏中义




　　迎面，战栗地走来六条腿。其中两条是拐杖。这是一对并肩挽扶着、佝偻着的老伴。
　　早晨四条腿，午间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这个谜语很古老，谜底是“人”。他们已被言中。
　　目送这对龙钟背影，羡慕渗入苦涩。
　　每个人都将垂垂老矣，却并非每人皆有幸与伴侣白头偕老，生死与共。
　　枯木经不起霜风穿凿，但结伴而行，毕竟尚可抵挡，虽不免哆嗦。
　　他们不再青春，却温馨犹存；他们不再硬朗，却顽强地支撑着生命……
　　他们体内还活着爱。
　　躯壳难免腐朽，真情却不。
　　什么叫爱？
　　爱是生命的托付：你把你托付给她，她把她托付给你；无论天各一方，还是朝暮相随，总有一个她在你心里，总有一个你在她梦里……
　　灵魂不再孤单或凄清。
　　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到了风烛残年，作为革命家，自愧无力叱咤风云却又恐变成累赘，便双双服毒，静静躺在沙发床，拥抱着去见马克思——
　　有人震惊。其实，这倒是真正的“安乐死”。
　　（潇湘仙子摘自《用耳朵倾听生命》图/陈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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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马

作者：杜爱民




　　一匹匹马，在黑夜里被赶进了那家屠宰场，马蹄紧随着马蹄，被摘去了胸前的铃铛和缰绳。黑夜里马的行程是无声和自由的行程。必须在后半夜开始之前到达，终点是南门里那家屠宰场。
　　夏天从这儿经过，屠宰场的空地上空空荡荡，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人们已脱掉胶鞋、手套和胸前挂的皮围帘，喝茶聊天，显得非常悠闲。那个精瘦的屠夫，弯蜷着身腰，在阴坡地里吧嗒吧嗒抽烟。
　　我们学校离屠宰场有一百多米。有时候屠宰场的臭味会飘进来，让课都没法再上。
　　冬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冬夜漫长。我有时候可以同农民赶着的马队打照面，看见马或驴噗噗打鼻息时散出的白烟。或许是因为天气太冷，马儿们彼此靠得很近，脚下的蹄掌也没有了响声。这些马身上还有一种特殊的气息。赶了一晚的夜路，此刻浑身已经大汗淋漓。它们目不斜视，紧紧相随着进了屠宰场的大门。
　　我用手掌抚摸马背，让马背一匹匹从我的掌心经过，令我吃惊的是，这些马儿什么都清楚，惊恐地留给我了一掌的马毛。
　　我原先以为马或骡子是没有灵性的，后来我不这样看了。当一匹匹马被牵到屠宰场的空地上的时候，其中的一些已经在流泪。
　　为了不让马儿看到屠杀的场面，它们先被带到屠场空地拐角处的厩棚里，有草料和水，然后，再被一头一头牵到空地上来。那个精瘦的屠夫早已在空地的中央等候多时，他双手背后，右手握着长把木柄的小铁锤。
　　屠马的过程极其短暂，从被拉出厩棚到马的前腿折弯倒地，大约只要一分钟。有时候会耽误一些工夫：马站在空地上看着屠夫不住地流泪。屠夫这时候也不会动手，旁边做下手的人会用两张纸箱皮板，遮住马的眼睛。这时候屠夫才走上前来，伸出左手，擦掉马面上的泪痕，右手的铁锤从背后抽出来，闪过马的门心，马头就轰然扑在了他的胸前，拥着他退后几步，最后倒在地上。帮手们提着尖刀一拥而上，剥皮，开膛破腹。这些过程进行完后，接着又轮到了另一匹。
　　我在书院门里的学校读了三年书，西街口上大门紧对南城门的那家屠宰场，上述的情况天天如此。西安周围四乡八野的农民，将赶了一辈子的马或骡子、驴，最后送到了这里。这些温良的不会说话的动物的归宿像是事先约好的，在路上跑老了，跑得实在不能再跑的时候，就被送到了这里。
　　多少年来，我的灵魂一直经受着一种重力的撞击，时间愈久，感受愈加强烈无比。我在黑夜里独自一人想要反身回到自己寻找那个使我心绪难宁的根源，究竟藏在我身体的哪里。后来我发现，改变我、影响我、伤害我的，同别的一切都无关，只是我现在在黑夜里仍然能听得见，又无法弄懂的马语。
　　（聂勇摘自《散文选刊》2007年第10月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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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曾命悬一线

作者：盖伦·利奇费尔德




　　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不久就占领了上海。我当时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日军派来一个所谓“军方的清算员”——实际上他是个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要么就和他们合作，要么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开始遵命行事，因为我别无他法。不过有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清单上，因为这笔钱用于我们的香港公司，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无关，不过，我还是怕万一日本人发现此事，我的处境会非常不利。
　　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发现时我不在办公室，我的会计主任在场，他告诉我说，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会被他们抓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有些朋友在那里被审讯了十天，受尽酷刑，惨死在那个地方。现在我自己也要进宪兵队了。
　　星期天下午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紧张。多年来，每当我担心的时候，总坐在打字机前，打下两个问题及其答案。两个问题是：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二、我该怎么办？
　　过去我都不把答案写下来，只在心里琢磨。后来我发现同时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使思路更加清晰。所以，在那个星期天下午，我直接回到住处，取出我的打字机，打下：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怕明天早上会被关进宪兵队里。
　　二、我该怎么办呢？
　　我花了几个小时想着这个问题，写下了四种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后果。
　　1．我可以去向日本海军上将解释。可是他“不懂英文”，如果找个翻译来跟他解释，会使他更加恼火，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我可以逃走。这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一直在监视我，如果打算逃走的话，很可能被他们抓住而枪毙掉。
　　3．我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不再去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那个海军上将很可能会起疑心，也许会派兵来抓我，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就把我关进宪兵队了。
　　4．星期一早上，我照常上班。那个海军上将可能正在忙着，忘掉了那件事。即使他还记得，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找麻烦。即使他来吵，我仍然还有个机会解释。
　　我前思后想，决定采取第四个办法——像平常一样星期一早上去上班。然后，我松了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时，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就坐在那儿，叼了一根香烟，像平常一样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六个星期后他被调回东京，我的忧虑就此告终。
　　这完全归功于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坐下来写出各种不同的情况及其后果，然后镇定地做出决定。如果我当时迟疑不决、心乱如麻，就会在紧要关头走错一步。仅是满面惊慌和愁容就可能引起那个日本海军上将的疑心，促使他采取行动。
　　采取以下四个步骤，就能消除我百分之九十的忧虑：
　　一、清楚地写下我所担心的是什么。
　　二、写下我可以怎么办。
　　三、决定该怎么办。
　　四、马上就照决定去做。
　　其实，就那么简单。只要去做，就没什么可焦虑的。
　　（徐莉摘自《青年心理》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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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

作者：王国华




　　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日文班里，突然出现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开始大家并没感到奇怪。在这个国度里，人人都可以挑自己开心的事做。可过了不长时间，年轻人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并非是退休之后为填补空虚才来这里的。每天清晨她总是最早来到教室，温习功课，认真地跟着老师阅读；老师提问时她也会出一脑袋汗；她的笔记记得工工整整，不久年轻人们就纷纷借她的笔记来做参考。每次考试前老太太更是紧张兮兮地复习、补缺。
　　有一天，老教授对年轻人们说：“做父母的一定要自律才能教育好孩子，你们可以问问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士，她一定有一群有教养的孩子。